美國財政惡化，誰將為此買單？

周 密

保持財政收支的大抵平衡，本是一國應盡職責，不僅為自身經濟社會資源的合理使用，也為國際經貿關系的可持續。然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卻常常任意出臺政策，導致財政收支嚴重惡化。為獲得更多支持，美國政府在短期內給經濟“下猛藥”的沖動強烈，通過稅收從外部攫取資源貼補國內。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最新報告預測，2026年的財政赤字將比去年增長1000億美元。而且其長期預算展望數據顯示，2030年的美國公共債務余額將增加至占GDP的108%。要知道，按照IMF的預測，2025年的全球GDP總量約為117.16萬億美元，美國為30.62萬億美元。而到2056年美國國債將升至GDP的175%，達到168萬億美元，超過目前美國國債規模的4倍。也就是說，美國政府屆時的債務存量不僅填不上，甚至能夠吞噬全球的經濟增量。

那么，美國政府為何要借那么多債呢？除了“大而美”法案退稅、承諾給美國民眾發“關稅紅包”、到處打仗花錢太多、市場環境不穩定、經濟活動放緩等因素，美國國債的歷史包袱也有點兒重。2025年，美國國債一年支付的利息達到近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GDP排名第20位的瑞士全年的GDP。

根據CBO的預測，2056年美國的財政赤字將攀升至GDP的9.1%，政府財政支出將升至GDP的27.9%。將這個數字與中國剛剛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今年較為積極的赤字率4%對比，就可以看出美國財政收支管理有多么“大膽”和不負責任。值得注意的是，CBO的這些測算還沒有考慮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對等關稅”非法帶來的影響。特朗普政府既不能繼續征“對等關稅”，還要退還去年已加征的稅款。要知道，這些關稅可是美國當前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也就是說，美國財政收支的逆差可能比CBO目前預測的更大，而增加的部分如果通過發債解決，既要還本，還得付息。

面對這樣的困境，美國政府并未選擇合理的方式改善財政收支，而是采取“筑壩防洪”的方式試圖影響市場判斷。一方面，在“對等關稅”無法施行的情況下，美國政府超越法律授權實施“122條款”，試圖穩定關稅收入，但再一次打擊了剛剛有所穩定的供應鏈，可能進一步推高其國內通脹水平。另一方面，美國聯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打擊，導致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價格暴漲，地區局勢還可能變得更為復雜，對周邊區域乃至全球形成廣泛影響，深刻改變全球貿易投資格局和秩序。事實上，美國想要增強自身發展優勢的目的恐怕很難實現。市場會用自身的判斷來做出相應反應。當入不敷出成為常態，舊債償還出現困難，恐怕新債的發行就難以獲得足夠的認購。而如果無法借到新的資金，要么造成債務違約，要么開動印鈔機。無論哪種選擇，都將進一步打擊和削弱美元資產的吸引力。

近幾屆美國政府都認識到產業空心化的危害，試圖以補貼“胡蘿卜”或加稅“大棒”迫使產業回流。但企業的投資決策不僅取決于成本收益，更依賴于政策環境。美國政府建立起的貿易壁壘，大幅提高了美國與貿易伙伴的供應鏈成本，而易變善變的各類政策又極大限制了企業決策的空間，導致了商業活動短期化。實體經濟發展無力，制造業失業率上升。在美國財政政策的沖擊下，原本美國僅剩的金融優勢又被顯著影響，貨物貿易逆差可能難以再由資本賬戶順差填補，進而可能在人工智能泡沫破裂的預期下，引發美國經濟動蕩。

?一國出現危機時，尋求外部資源的支持是正常模式。近年來，阿根廷在面臨債務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外部國家提供的資金支持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美國體量遠超阿根廷，經濟胃口更大，民眾也不愿意承受更困頓的生活。歷史多次證明，當美國出現危機時，往往都尋找“替死鬼”和“接盤俠”，將其危機轉嫁給其他國家。這些不負責任的做法直接造成了外部市場的長期動蕩，“廣場協議”后，日本被迫大幅升值日元，經歷了失去的30年，經濟社會發展陷入長期低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主權債務余波到目前都未平息，歐洲經濟也正是從那個時間點開始轉頭向下，疲軟乏力。世易時移，這些原本美國危機的“背鍋俠”已經不再擁有足以撐起美國沖擊的能力。而歷史，也從未淡忘這些由美國轉嫁危機所造成的深重創傷。（作者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