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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作為西方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與擁有悠久歷史傳統的中國在各個領域均有深層對話空間。中希學術交流不斷深化,為學者開展比較研究提供了更多機會。圍繞比較哲學的研究方法及面臨的挑戰、全球學術格局變化、中希文明交流互鑒的現實意義等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希文明互鑒中心秘書長、雅典大學教授斯泰利奧斯·維爾維達基斯(Stelios Virvidakis)。
經驗的共通性使跨文化理解成為可能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跨文明哲學交流中,不同文化間存在概念體系與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在此背景下,應如何實現對他者文化的理解?
斯泰利奧斯·維爾維達基斯:我長期關注比較哲學。在我看來,比較哲學不僅是一種方法,更是一種問題意識,它促使我們持續追問:不同文明如何以各自方式回應人類的共同關切。
不同文化能否理解彼此?能否作比較?對于此類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立場,一種強調“不可通約性”,認為不同文化間沒有可比性,因而難以真正相互理解;另一種則強調“可通約性”,認為可以將某一種文化中的詞匯和概念輕易轉換為在另一種文化中能夠被理解的詞匯和概念。我的看法介于兩者之間:跨文化理解是可能的,但始終受到限制。
在理解他者文化時,人們不可避免地會以自身認知框架為出發點,且在這一過程中,往往會感受到文化間的差異與張力。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理解無法實現。關鍵在于,通過詮釋與轉化,使他者文化中的概念在新的語境中獲得意義。為了做好比較研究,要深入把握他者的思想結構、概念體系與心理模式。
中西哲學間存在明顯差異,西方哲學發展出一套高度抽象的概念體系。相比之下,中國哲學思想更側重現實生活與倫理關系。例如,儒家強調角色網絡與禮制結構。這種差異表明,我們既不能簡單類比不同傳統,也不能將不同傳統完全割裂,而應在差異中探索理解路徑。
此外,語言能力也十分重要。在我看來,翻譯并非中性工具,而是涉及深層概念重構。例如,中國哲學中的“道”與希臘哲學中的“邏各斯”(logos)常被加以類比,當然我們必須對這種類比保持高度審慎的態度。
此外,理解難題既存在于不同文明之間,也體現在時間維度上。換言之,我們同樣需要思考:現代人是否能夠真正理解自己文明的古代思想?例如,現代希臘人是否能理解古希臘人的思想?當我們以現代語言翻譯亞里士多德的作品時,我們能否真正理解其含義?我們選擇的措辭或概念是否能夠準確傳達原意?我相信當代中國人在閱讀古代典籍時也會面臨類似的困難。當社會結構已經發生根本改變時,我們對古代思想概念的理解本身就面臨挑戰。這提示我們,要理解這些概念,需要結合歷史語境,對古代社會結構與生活進行盡可能細致的重建。
與此同時,跨文化理解之所以可能,也在于人類經驗具有某種共通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共享經驗、展開交往,從而逐步建立起理解的基礎。正是在這種差異與共通并存的張力中,比較哲學獲得了持續發展的動力。
全球學術格局日漸開放多元
《中國社會科學報》:全球學術體系長期存在中心與邊緣的結構。在您看來,這種格局是否正在發生變化?
斯泰利奧斯·維爾維達基斯: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受語言、出版與傳播條件限制,學術世界確實存在明顯的中心與邊緣之分。例如,以法國、德國及英美為代表的哲學體系長期處于中心位置。希臘雖然在西方古典哲學史上具有源頭性意義,但在當代哲學研究體系中卻一度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希臘的哲學研究和當代哲學家鮮為人知。這既與希臘語的傳播限制有關,也與學術出版體系的結構性因素有關。
不過,這種狀況正在逐步改變。一些居住在法國、美國等國家的希臘學者以法語或英語完成文章,開始進入國際學術視野,在國際學術界逐漸獲得影響力。此外,信息技術的發展進一步降低了學術傳播的門檻,使身處不同地區的學者能夠更加便捷地參與全球學術對話。與此同時,希臘學術界對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學者積極參與國際性科研項目、融入國際學術網絡,在國際學術會議與學術組織中的能見度不斷上升,逐步突破傳統意義上的“邊緣”限制,日漸靠近“中心”。
中國、印度等國家的文化和思想都具有鮮明的本土特征。隨著全球交流的深化,來自儒家、道家以及佛教等的思想資源獲得更多關注,為當代全球思想提供了新的視角與啟發,西方學術界對東方思想寶庫的重視程度正在提升。
“中心”與“邊緣”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區分,更涉及學術傳統與制度結構。事實上,西方哲學界已經開始反思既有思想框架。一些學者逐漸意識到,中國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人們能夠了解一種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
這種變化還體現在具體的學術實踐中。近年來,西方高校中有關中國哲學的課程不斷增加,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的對話愈加頻繁,活躍于全球學術網絡之中,發出了中國學術思想的聲音。
總體而言,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與全球學術網絡的調整,“中心”與“邊緣”的界限正逐漸趨于松動和流動,原有的學術格局正在被重塑,呈現出更加開放多元的發展趨勢。當然,這一進程仍有待進一步推進。
以實踐拓展文明互鑒的現實路徑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長期與中國學術界開展交流合作,能否談談您最初與中國學術界接觸的經歷?跨文化交流給您的學術研究帶來了何種影響?
斯泰利奧斯·維爾維達基斯:我與中國學術界的聯系始于2010年。當時,我受邀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學術論壇。那是我第一次到訪中國。除了參加學術交流活動,我還游覽了長城、故宮、中國國家博物館等文化地標,親身感受到中國深厚的歷史底蘊與文化傳統,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那次論壇上,與會學者圍繞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如何塑造民族身份認同等議題展開討論,這些討論逐漸促使我形成了比較研究的學術視角。更為重要的是,那次訪問開啟了我與中國學者之間的持續學術對話。此后,我多次受邀前往武漢、重慶等地講學。中國學術界同仁和學生對希臘傳統乃至更廣泛的歐洲思想的濃厚興趣,令我印象尤深。這種跨文化互動不僅是知識傳播的過程,更是一種雙向激發、彼此啟迪的思想交流。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希臘成立已滿一年。您如何評價這一重要學術交流平臺過去一年多來的成果和經驗?有關探索對深化中希文明交流互鑒與學術合作有何啟示?
斯泰利奧斯·維爾維達基斯:我曾受邀參加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的一些學術活動。例如,我參加了《新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英文版)的首發儀式,這一契機使我得以了解當代中國歷史學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我認真閱讀了這部作品,認為這樣的研究成果具有被譯介為希臘語的價值。
此外,我還參加了“中希文明交流互鑒對話會:和而不同,美美與共”。會議圍繞文學比較、神話與詩歌等議題展開深入討論,具有很強的學術啟發性,相關專題討論令我受益匪淺。據我了解,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正在推進考古領域的研究與合作。鑒于希臘擁有豐富的考古遺址資源,這一方向無疑蘊含著廣闊的發展潛力。
就我所接觸的領域來看,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在文學、哲學、歷史學等領域已搭建起多層次的交流平臺,階段性成果可圈可點。更為重要的是,該院在成立僅一年多的時間里就取得了如此多的成果,這顯示出中希學術交流合作有著良好的發展勢頭與廣闊前景。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中希文明對話未來的重點應放在何處?除學術交流外,應如何在大眾文化、教育及日常生活層面推動更深入的理解與融合?
斯泰利奧斯·維爾維達基斯:近年來,我注意到中國多所高校已開設古希臘語、希臘歷史及考古相關課程。從長遠來看,中國研究在希臘也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例如,對于希臘的高校來說,除現有的語言教學外,未來還可逐步建立更加系統的中國研究課程體系,引入中國歷史、文學與哲學等領域的教學內容。我目前正在參與編寫面向中小學階段的哲學教材。我特意選取并整理了一些有關中國哲學的簡明文本,希望希臘學生能夠接觸這一相對遙遠卻富有啟發性的思想傳統。
在官方與學術層面的交流之外,我也想強調大眾文化與民間層面互動的重要性。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赴希臘旅游的中國游客數量不斷增加,他們對希臘文化表現出濃厚興趣。我們需要創造條件,使文化交流從“觀光式接觸”轉向“具有教育意義的體驗”,使人們在旅行和日常交往中加深對彼此文化的理解。同時,應在個體層面建立真實持久的友誼紐帶,使對話從抽象理念走向具體實踐。
在此基礎上,不斷深化理解和共鳴,這不僅有助于中希雙邊關系的發展,而且能夠為當今世界提供一種可資借鑒的文明相處范式——一種以創造性、建設性方式實現和平共處的路徑。在充滿不確定性與沖突的時代背景下,這一點尤顯珍貴。
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中希之間在某些發展理念與生活方式層面具有開展比較與融合的可能性。值得強調的是,無論在古希臘還是古代中國,哲學都既是抽象思辨,也是一種關乎生活方式的實踐智慧,旨在引導人們追求美好幸福的人生。
本報駐雅典特派記者 練志閑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姚曉丹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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