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說當年中建總公司董事長孫文杰推行的“大包干”

什么叫“大包干”？

其實說白了，就是“包產到戶”，就是把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那一套，搬到了建筑工地上。
當年在農村，包產到戶是一條碰不得的紅線，碰了，可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可安徽小崗村的村民，還是頂著巨大的壓力，偷偷按下了紅手印。

為什么？因為集體干，糧食打得太少，人餓得受不了。

那個年月，有的人家一年到頭才能吃上一頓白面，有的連這一頓也吃不上。孩子多，糧不夠，分到碗里的，就是清湯寡水。
我母親曾說起過一件事。

她路過一戶人家，屋里飄出一陣陣肉香，她一下子就愣住了.

她已經一年多沒聞過肉味了。

那股香味一鉆進鼻子，口水就止不住地涌，眼淚也跟著往下掉。

她多想進去，可那不是她的家，進去了，也得被攆出來。只能站在門外，忍著。
這能怪她嗎？

不是她不勤快，是干一年，也掙不著錢。

那時候生產隊出工，一天掙一毛錢，頂多兩毛。一個月下來，也就五六塊錢。

黑市上，一斤大米就要三毛。也就是說，辛辛苦苦一個月，換不來二十斤米。這點糧食，自己都不夠吃，還要養孩子，日子怎么過？
當然，也不能全怪生產隊。大家上工，都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鋤一畝地的草，二三十人一起上，還得干上一兩天。效率低成這樣，地里自然打不出糧，大家也只能一塊兒受窮。
那當年的建筑工地呢？

差不多一個樣。
那時候工地上沒有農民工，沒有包工頭，清一色是國有正式職工。這些人有個共同點就是干活慢，能拖就拖。不是他們天生懶，是制度允許他們懶。因為干多干少，拿的錢一樣，那誰還愿意賣力？
我當時是木工。

說是木工，其實是鋼模工。八十年代，工藝升級了，模板從木板換成鋼的，可干活的速度，一點沒變快。拼一根梁柱，三個人能干四五天。擱現在，一個農民工，小半天就干完了。
所以那時候的項目，十個有九個是虧的。有人一聽“虧”，就往貪污上想。其實想多了，那時候工地沒有包工頭，材料供應商，材料是國家統一供應的，項目也是國家指派的，想撈錢都沒地方下手。項目虧，就是干得太慢，人力成本太高，根本掙不到錢。
計劃經濟那會兒，大家還不覺得疼。等轉到市場經濟，問題一下子就暴露了：公司發不出工資，大批員工下崗，企業眼看就要撐不住了。
那幾年，全國國企一片哀嚎，中建的日子也不好過。

我去報銷一百塊錢的路費，財務都拿不出來。不是沒錢，是項目接不到，接到了也虧。中建五局當年搞了個“十大虧損項目”排行榜，其實虧的項目，遠不止這十個。
根子在哪？是體制。

工地上搞的還是生產隊那套，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唯一不同的是，生產隊靠工分吃飯，工人們拿的是固定工資。項目虧也好，賺也罷，工資照發。可結果呢？項目虧、公司虧，最后工資也發不出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改變中建命運敢闖敢試的人站了出來。
他就是孫文杰。
他在海外干了多年，見過西方建筑公司是怎么運作的，知道錢是怎么掙的。他一上臺，就對中建的體制動了大手術：把管理層和作業層徹底分開。
工地不再養木工、架子工這些勞務工人，只留管理團隊。一個項目接下來，派十幾個人就夠了。干活的人，由勞務公司派。勞務公司和中建不是上下級，是合作關系。民工的工資，按活兒算，多勞多得，上不封頂。
這一改，效果立竿見影。
民工們像換了個人，早上六點就上工，干到半夜才收工。

活兒干得快，項目自然掙錢。現在中建的項目，基本沒有虧的。哪個項目要是虧了，大家反倒覺得稀奇。
孫總自己可能都沒意識到，他這一改，等于給整個中國建筑業趟出了一條新路。后來的國企、私企，都學這套模式。因為他確實解決了工人們出工不出力的問題，就像當年的包產到戶，放開農民的手腳，中國的糧食立即起飛，大家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天天大魚大肉，弄得大家現在看到肉就想吐，只想吃野菜。

現在工地上民工每天可以掙四五百元，頂級的泥工師傅，每月收入有二三萬元。在工地上打工的農民工應該是各行各業收入最高的。

這是雙贏的局面。

民工掙錢，企業也掙錢了，皆大歡喜。

孫總居功至偉！

（李蘇章原創，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