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科學技術史-219》中國明朝時期的地理學

中國明朝時期的地理學

明代地理學的成就，主要表現在航海地理學的進展和溶洞、植被的考察研究方面。

1.航海地理

明朝航海地理是隨"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而發展起來的。明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鄭和率領一支龐大的船隊七次往返于太平洋與印度洋上。其艦船多至200多艘，將士與技術人員多達27000多人，寶船長150米，帆12張，有羅盤導航等設備。其活動范圍從北緯27度至南緯7度，東經180度至東經44度，共計航程10萬余里，到過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和東非許多國家和地區。這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要早半個多世紀，可以說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壯舉。

鄭和船隊在遠航中，繪制了精確的航海圖。他們在沒有前圖的情況下，堅持探路觀察，詳細記錄了沿途山、灘、礁、沙，并利用指南針測定方向，利用帶墜的繩子測定深度，用繩子系上雞毛測定流速，然后把測定所得形象地標在一張對景圖上，最后把不同海域所獲得的對景圖排列成航海圖。這張航海圖，至今仍保存于茅元儀所編《武備志》之中，全圖分20幅，42面，堪稱精細。圖上起點為南京龍江關(下關），經長江口，沿東海、南海，直至海外國家。圖上標有航線的精密針位，以"更"(一更相當于60里）計算距離，海島畫有內外線，它標明平潮時的礁石、淺灘、港口等。由于此圖"詳而不誣"，具有極高價值，故受到當時及后世學者的贊揚。

其次是關于海路與外國情況的記載。鄭和的隨員中有馬歡、費信、鞏珍等人，他們把航海所見記錄下來，分別著有《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三書，內容是記述航行與沿途國家的政治、經濟、氣候、水文、物產、民族、風俗、宗教、歷史等。這些內容遠遠超過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之所記。汪大淵所敘海路僅限印度半島西岸與波斯灣口，而《星槎勝覽》等書記述了更西的佐法爾、阿丹(今亞丁）、刺撒(今索馬里北部）、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直達馬達加斯加。三書所載的有關非洲的知識，不僅超過了古人，而且也超過了同時代的歐洲。此外，三書所記明王朝與南洋諸國的友好往來和中國人民至南洋謀生居住的情況，是中外關系史上寶貴的資料。

2.溶洞、植被研究

明代對于溶洞、植被的考察研究成果，在徐宏祖(字振之，別號霞客，1586-1641年）所著《徐霞客游記》中得到集中反映。徐霞客從小熱愛大自然，鉆研地理學，他從21歲起至54歲止，走遍華東、華中、華南與西南各省，游歷名山大川，進行實地考察。他考察了華南石灰巖地貌，詳盡地記錄了各種溶洞的方向、高深，寬窄的具體數字，揭示了溶蝕地貌的特征，訂定了石峰、環洼、石梁等地質地理名詞，并對溶洞、鐘乳石、石筍等成因進行了研究，得出石灰巖易為雨水與地下水所溶蝕而發育成為溶洞等比較符合科學的結論。這在世界上實屬首創，比系統研究溶巖地貌的西方人克維治克要領先200余年，至今仍有應用價值。同時，徐霞客還記錄了由于高度與緯度不同，氣候差異而形成的不同植物群落。他指出，在高山之上，由于地勢高，氣溫低、風速大，樹木生長緩慢，故多為伏地矮小之樹。在山頂上更往往只有荒草，而無樹木；山上植物的花期，也比山下要遲。他對植物的生態作了科學的分析，論述了植物垂直分布不同狀況及其原因，促進了植物地理學的發展。

3.西方地理知識的吸收

明朝后期，中國地理學家學習了西方的地理知識與繪圖技術。利瑪竇在萬歷十一年(1583年）受廣東肇慶地方官的委托，根據所攜圖冊，采用華名、華里和華辰計算，繪出了一幅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全圖》。雖然此圖未經利瑪竇復校，且刻工不慎，印刷錯誤尚多，但這是向中國第一次介紹地圓學說、地球大小、五洲的概念、五帶的劃分等，擴大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眼界，其功不可沒。圖中所標洋名、國名、地名，如大西洋、亞細亞、歐羅巴等也為中國所承認，一直沿用到現在。此圖出版后，經過多次重刻，先在廣州始印，十余年后在蘇州翻印，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經利瑪竇親自修訂后在南京刻印。1602年，李之藻請利瑪竇再次增訂，在北京印發。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介紹世界各國概況的地理著作《職方外紀》。《職方外紀》為西人艾儒略(1582-1649年）增訂翻譯，華人楊廷筠匯記。此書圖文并存，卷首為五大洲總圖，卷一至卷四分別述說亞洲、歐洲、美洲和南極地方，每卷都有總說與分說，介紹各國風土物產，條貫十分清楚。卷五為"四海總說"，介紹海名、海島、海族、海產、海舶、海道等。由于西方世界地圖和地理學說在中國的流傳，使中國人開始了解全球的地理概況，增長了不少地理知識，這在中國地學史上是一個明顯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