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退休政策的系統性影響及其法律應對

王也

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當代法治研究院]講師

愛丁堡大學社會工作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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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一、退休年齡的政策變遷及其爭議

二、角色理論視角下退休導致的角色轉換及其影響

三、角色沖突與延遲退休政策的系統性影響

四、延遲退休政策系統性影響的應對路徑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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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應對我國人口結構的變遷態勢，充分發掘人力資源潛力，國家出臺了延遲退休政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是結構性、系統性的。從國家層面看，延遲退休有助于緩解養老金壓力和推動勞動力市場的優化。從個體層面看，作為重要人生節點的退休，標志著個人職業角色的退出與家庭角色的強化。延遲退休政策的出臺意味著低齡老人回歸家庭角色的延后，這將對子代生育意愿、年輕女性勞動參與率，以及“一老一小”家庭照料等問題產生漣漪效應。由此，延遲退休政策與其他政策（特別是鼓勵生育、家庭養老等政策）之間，具有潛在的目標張力。導致此種張力的關鍵因素在于社會勞動與再生產勞動之間的結構性沖突，而我國法律和政策層面長期未將家庭照料勞動納入社會勞動范疇并予以支持，加劇了這種沖突。為克服延遲退休政策在實現預設目標過程中造成的負外部性，更好地推動我國人口高質量發展，需要在充分認知和妥善處理延遲退休政策的結構性影響基礎上，完善以社會保障為基礎的照料勞動支持體系，強化勞動基準保障，緩解職業角色對家庭角色的擠壓，從而促進個體、家庭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關鍵詞：延遲退休政策；人口老齡化；社會保障；照料勞動；勞動基準

制圖：天工智研

01退休年齡的政策變遷及其爭議

2024年9月13日，國務院出臺了漸進式延遲退休具體方案，即《國務院關于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辦法》（以下簡稱“《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簡言之，《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對退休制度作出了三點重要調整。首先，《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落實了漸進式延遲退休。其次，《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提高了基本養老金最低繳納年限。最后，《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確定了自愿彈性退休。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的出臺，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從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要求“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算起，這一方案醞釀已逾十年。在此期間，學者在退休相關問題的討論中也逐漸形成共識：從多角度來看，我國應當且必須延遲法定退休年齡。

法定退休年齡的劃定涉及多重因素。我國調整退休政策的原因，首先來自人口老齡化加劇，以及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下降等因素。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還可能對養老金的可持續性造成壓力。另一方面，社會的變遷也要求退休政策與時俱進。在《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出臺之前，我國退休年齡的設置在近70年間變化很小。但在此期間，我國的經濟社會狀況、人口的預期壽命和年齡結構，乃至社會勞動的類型等因素已發生巨大變化，調整退休年齡因此獲得了極強的合理性。延遲退休政策的出臺是對人口、經濟和社會多重挑戰的綜合應對，其目標期待在于通過延長勞動參與年限緩解養老金危機，同時為勞動力市場和家庭支持結構的調整爭取時間。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的出臺預期可帶來一系列積極效應，例如改善我國養老保險的制度贍養率、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情況。據估算，《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實施初期，每年或可新增100萬至150萬城鎮勞動人口，養老基金預計每年可額外增加400億元左右收入，可減少1000億元左右支出。同時，《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也有利于健全養老保險激勵機制。依照“長繳長得、多繳多得、晚退晚得”的原則，延遲退休后的老年人理論上會獲得更好的待遇保障。在更為宏觀的層面，退休年齡的調整可“適應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充分開發利用人力資源”。這一表述出現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決定》開篇，明確指出退休年齡調整是我國應對人口結構變化、優化人力資源配置的重大舉措。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延遲退休政策具有復雜的外部性。一方面，這一政策可延長勞動者工作年限，充分開發勞動力資源的潛力，改善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等；另一方面，延遲退休改變了個人在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間轉換的時間節點，這不僅對勞動者個人產生直接影響，也可能將其影響傳導至家庭內部，并通過影響家庭內部結構而進一步對社會和國家治理產生系統性的影響。首先，低齡老年人推遲退休，意味著其回歸家庭、承擔家庭內部照料角色的時間延后。具體而言，這一變化將直接影響其參與家庭內部撫養、照料孫輩的時機及程度。在當前生育成本高漲、托育資源有限的背景下，這可能進一步抑制家庭生育意愿，進而影響生育率。其次，低齡老年人繼續參與勞動力市場，勢必加劇家庭照料勞動力的短缺。在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影響下，年輕女性往往成為新的家庭照料勞動提供者。這不僅會加重年輕女性的照料負擔，還可能進一步降低女性的社會勞動參與率，加劇社會就業的性別不平等。更為嚴峻的是，家庭照料勞動力的減少與我國已然存在的“照料赤字”相疊加，將導致需受照料的高齡老人和兒童群體的權益受損。這種連鎖反應凸顯了家庭內部代際支持體系的脆弱，并對國家提出了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的要求。

因此，在落實《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設定的延遲退休進程中，需要貫徹系統性思維，充分認識這一政策的系統性、結構性影響，制定相應的協同配套措施，避免政策實施對其他政策目標造成不利影響。鑒于此，本文以角色理論為分析框架，探討延遲退休政策引發的個體角色沖突，以及這種沖突對生育率、女性勞動參與率、特定群體權益保障等造成的深遠影響，并嘗試提出相應的應對方案。

02角色理論視角下退休導致的角色轉換及其影響

退休是工業時代的產物。退休制度源于19世紀80年代德國俾斯麥政府建立的世界上首個現代養老金體系。此后，這一制度逐漸擴展至全球，成為國家福利保障體系的核心支柱，在社會和個人層面承載了重要的道德與經濟職能。從社會層面看，法定退休年齡的設定以規范化的方式實現了老年勞動力（通常被認為生產力較低）的市場退出，從而優化了勞動力資源的流動與配置。此外，退休制度將社會化勞動市場中的“代際互惠”合法化，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從個人層面看，退休制度為個體提供了生命歷程規劃的結構性框架，幫助勞動者從職業角色平穩過渡至晚年生活。同時，退休待遇的設計，如養老金發放，不僅是對勞動者一生貢獻的制度性回饋，更是在物質保障的基礎上賦予其晚年生活以尊嚴與安全感。因此，退休不僅是一個經濟安排，更是在社會層面協調代際關系，在個人層面重塑身份認同與生活意義。

由此可見，退休在社會與個體層面均具有重要意義。但既有研究在分析退休議題時，往往聚焦單一視角。例如，經濟學研究多關注勞動力資源分配的效率、養老金收支平衡及其可持續性，以及制度改革的可行性。與之相對，社會學研究則更多聚焦個體層面，探究退休作為生命轉折事件對個人身份、心理狀態及家庭關系的多重影響。法學和公共政策研究側重規范與制度層面，關注退休的法律屬性、退休政策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以及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性與法律約束等相關議題。在延遲退休政策的討論和調整過程中，有關退休對個體的生命體驗及對家庭內部互動和結構的影響，鮮有涉及。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任何一項法律或政策的調整，雖然在社會層面進行，但都會直接影響個人。當退休政策影響數量眾多的個人時，個體感受的累積效應將反過來影響制度運行及政策目標的實現。換言之，退休制度雖然表面上僅直接涉及到個人從勞動力市場的退出機制和養老金發放等宏觀制度，但通過設定個體的生活軌跡、影響個體生活體驗，其可能間接影響到家庭生育率、家庭關系結構、勞動力再生產，乃至社會公平等一系列問題。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制度設計時需要充分認知并考慮這種漣漪效應。

在這個意義上，對于法律和公共政策問題的分析，不僅需要國家的視角，也需要個體的視角。從個體視角審視退休所帶來的角色轉變，不僅具有社會學意義，也可為法律和政策實施提供有益的知識增量。

從個體視角觀察，退休標志著個體勞動者角色的弱化或終止，也意味著其在家庭中的照料或代際支持角色的增強。基于退休所引發的角色轉化這一事實，角色理論（role theory）可作為分析退休問題的重要理論框架。角色理論廣泛應用于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領域，這一理論強調個體行為受到其所承擔的多重角色及相應規范期待的深刻影響。該理論認為，社會如同一個大舞臺，個體在其中同時扮演多個角色，而每一個角色均伴隨著特定的社會期望與行為規范。這些期望不僅塑造個體的身份認知和行為方式，也重構其與他人的社會關系。個體如同舞臺上的演員，其表演受到劇本、導演指示、他人表演及觀眾反饋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在現實社會中，個體在公共空間、職場與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樣受到文化語境中的社會規范的規訓和約束。社會評價、他者凝視、制度安排等，恰如劇本與導演指令，共同影響個體角色的呈現與行為。這種結構性框架意味著，即便不同個體具有差異性，但在同一社會角色的實踐中往往會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

與此同時，個體在經歷角色轉換時受到的影響也受到社會期待和文化因素的左右。當某一角色轉換契合社會期望時，個體將更有可能順利過渡，并在新的角色實踐中重建意義感與認同感。反之，若角色轉換違背社會期望，個體則更難適應新的角色。此外，由于個體需要在不同場域中同時承擔多重角色，當不同角色的社會期望之間出現矛盾或競爭時，個體將承受角色沖突（role conflict）之重。例如，職業女性經常被問到“如何平衡事業與家庭”，這一問題反映出“母親”與“職業女性”兩種角色之間在時間與精力分配上的結構性張力，個體被要求在兩種角色競爭中進行調和甚至取舍。相較之下，職業男性較少面對類似的兩難選擇，這是因為社會對“父親”與“丈夫”角色在家庭內部時間和精力投入方面期待較低。

在退休議題中，角色理論揭示了社會規范如何通過預設的期待，影響低齡老人在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間的權衡。受家庭主義影響，我國大量老年人在退出生產性勞動后，會轉而向子代家庭提供日常照料勞動，尤以幫助子代撫養孫輩最為普遍。在此背景下以角色理論審視退休，可發現：就個體而言，一部分對職業身份有高度認同的個體在退休時會體驗角色失落（role loss），但另一部分人則會滿意于自身家庭角色的回歸；就家庭而言，低齡老人因退休而得到增強的家庭角色會極大促進家庭照料功能的運轉；就社會而言，退休制造了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的此消彼長，并直接引導一大批勞動力由生產性勞動轉向再生產勞動。

03角色沖突與延遲退休政策的系統性影響

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可以直接增加我國城鎮人口的勞動力。然而，這一勞動力增量并非憑空產生，而是通過延遲低齡老年人投入家庭再生產勞動的時間節點來實現的。從本質上看，延遲退休促使低齡老人在職業角色和家庭角色的競爭中，更傾向于職業角色。然而，職業角色的主導地位，以及隨之而來的生產性勞動對再生產勞動的擠出效應，在增加社會勞動力供應之外，還可能引發一系列政策的連鎖反應。以下從三方面展開討論。

（一）延遲退休對家庭照料勞動供給的影響

前文已經提到，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為了適應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充分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重要舉措。此處所說的“人口發展新形勢”具體指什么？從官方表述看，是指“我國總人口增速明顯放緩，生育水平持續走低，老齡化程度加深，‘少子老齡化’將成為常態”。在此背景下，為實現“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延遲退休成為我國提升人力資源開發利用效率的一個政策選擇，意圖發揮將人口紅利轉變為人才紅利的作用?！度嗣袢請蟆房闹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低齡健康、基本健康的老年人規模達到1.37億人，他們綜合素質高、經驗豐富，是“寶貴的社會財富，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新紅利’”。

然而，在延長低齡老人職業角色的同時，延遲退休也推遲了其承擔家庭角色的時間節點。這一調整意味著多代家庭中照料勞動整體供給的數量減少和時機延后，從而將削弱家庭內部的支持體系。隨著家庭內照料勞動供給的減少，家庭內育齡夫婦的生育意愿、老年照料質量將隨之下降，這對家庭功能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將產生潛在的不利影響。

通常認為，老年人可被劃分為低齡老年人、中齡老年人和高齡老年人，其中低齡老年人（60—69歲）具有一定的勞動能力。在延遲退休方案出臺前，這一年齡段的退休老人在多代家庭內部承擔著大量的照料勞動，退休實際上是回歸家庭角色的“退而不休”。基于“中國健康和養老追蹤調查數據”（CHARLS）的分析發現，2011—2015年間，我國老年人參與隔代照料的比例持續走高，達50.77%。此外，60—65歲群體的家務勞動比例以及家務勞動時長，相較于其他年齡段老年人都更高。這一較高的照料勞動參與率，與“祖輩”這一家庭角色所承載的社會期待有很大關系。研究發現，西方國家中祖輩家庭照料具有較強的臨時性，更多體現為一種危機應對機制；與之不同，受到家庭主義的影響，在我國家庭中，祖輩更傾向于將個人利益嵌入多代家庭的整體福祉，通過長期照料孫輩成為“家庭利益擴大者”。

家庭的生育決策受到照料資源可得性的影響，尤其在公共托育服務體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祖輩支持是緩解育兒壓力的關鍵。祖輩退休后提供的穩定照料，不僅顯著提升了年輕一代的生育意愿，也增強了年輕女性的勞動參與能力。研究表明，在祖輩參與照料的家庭中，女性的生育傾向、生育率及勞動參與率均高于無祖輩支持的家庭。具體而言，隔代照料的存在，使女性平均初育年齡降低，生育子女數量增加，這一效應在非農、從業、高學歷及高收入女性群體中尤為顯著。在國家相繼出臺鼓勵二胎、三胎生育的背景下，研究發現隔代照料可降低女性生育二胎的直接成本（如自身育兒勞動）和間接成本（如職業發展成本），緩和年輕女性在家庭角色和社會角色之間的沖突，顯著縮短女性二胎生育間隔。然而，延遲退休會擠占低齡老人的照料時間，繼而削弱這一家庭支持機制。有研究估算，在將女性退休年齡延至55歲和60歲的情境下，51—60歲女性提供家庭照料勞動的概率將分別下降12%和19%。另有研究基于2015年和2018年的數據估算，老年人延遲退休1年，將導致子、女生育率較平均水平分別降低17.4%和31.1%。由于照料勞動目前仍有極強的性別屬性，女性延遲退休對子女生育意愿有更為顯著的抑制影響。

不過，也有研究指出，延遲退休可提高老年期預期收入，從而在兩個層面間接促進生育率。一方面，老年期預期收入上升有助于緩解中年階段的財務焦慮，從而增強中年階段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在家庭主義背景下，收入增加后的老年人有能力向子女提供更多經濟支持，從而提升子女的生育意愿。然而，延遲退休所擠占的老年照料勞動時間，往往需要通過年輕女性降低勞動參與率來彌補，這又降低了年輕一代的勞動收入。研究顯示，祖輩參與家庭照料勞動，可使中青年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提升13%至21%，并使其周工作時長增加5小時至7.3小時。祖輩的隔代撫養同樣也會增加中青年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只是幅度不及女性。反之，延遲退休的出臺可能會影響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女性的勞動參與。

此外，隨著我國人均預期壽命持續上升與人口老齡化加速，高齡老人的數量及其在總人口中的比率正顯著攀升。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預測，到2035年，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將由目前的約4000萬增長至8000萬；到2050年，預計將達1.47億，占總人口的11.4%。這一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一方面構成延遲退休的重要背景，但同時也對我國以家庭為主的養老模式提出新的挑戰?，F階段，家庭養老仍是主流，高齡老人的照護狀況與低齡老人能否及時退出勞動力市場密切相關。已有研究關注到：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30—40歲階段的人口屬于“三明治一代”；有研究進一步將既需要照顧孫輩和高齡父輩，同時又需要兼顧對子代幫扶的低齡老人描述為“多層三明治一代”（club-sandwich generation）。對于處在退休年齡前后的老人，其面臨的局面往往就是“多層夾心”：一方面，兒女亟待他們回歸家庭照料孫輩；另一方面，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還有在世的長輩需要照料。延遲退休使得這一代人的角色轉換推遲，不僅加重其多重角色的壓力，也可能導致高齡老人獲得來自子女照料的時間延后，進而影響其晚年生活質量和家庭整體照護功能的穩定性。

（二）延遲退休與相關政策間的目標張力

延遲退休的政策目標是釋放勞動力資源、調控養老金收支，但放在“政策競爭”的背景中觀察，這一政策的實施將導致不同政策之間的競爭，并對相關政策目標的實現產生影響，從而導致不同政策目標之間的張力。以下對這一問題簡要展開討論。

第一，延遲退休政策與鼓勵生育政策之間的目標張力。自2021年，我國實施“三孩”政策，出臺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措施?！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將“經濟負擔、子女照料、女性對職業發展的擔憂”列為制約生育的主要因素。對于子女照料，特別是嬰幼兒照料，《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將“家庭為主，托育補充”列為基本原則之首。而在《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中，“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照護模式”被納入大力發展多形式普惠服務的具體事項下。十七部委《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在涉及“提高家庭嬰幼兒照護能力”時，也表示“鼓勵地方采取積極措施，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照護模式”。歸納而言，上述政策傳達了三層內涵。首先，照料資源短缺是制約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其次，家庭被定位為嬰幼兒照料的主要承擔者。最后，為強化家庭照料能力，國家倡導并支持隔代照料，將其納入多樣化普惠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的實施，客觀上會對代際間的照料資源形成擠出效應。盡管《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在第9條中提出“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顯示政策制定者已意識到延遲退休對生育支持將造成影響，但對于如何有效協調退休政策與生育支持政策之間的張力，尚缺乏明確路徑與制度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緊隨《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出臺的《關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不再談“隔代照料”，而將普惠托育服務供給的重點轉向提升托位供給。這一政策取向可視為在兩類政策目標之間尋求平衡的嘗試，即逐步減少家庭在嬰幼兒照護中承擔的責任，推動照料模式從家庭本位向社會本位過渡。但是，這一趨勢是否意味著國家對隔代照料的支持將進一步弱化？而這種支持的削減是否會進一步導致家庭功能的衰退？此外，社會化托育體系的構建尚需時日。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數據，2024年全國嬰幼兒實際入托率僅為7.86%，顯示出較大的托位缺口。在這一過渡期內，政策支持的短期錯配可能導致嬰幼兒照料權利的階段性落空。

第二，延遲退休政策與促進女性就業政策之間的目標張力。《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在“婦女與經濟”部分，將“就業人員中的女性比例保持在45%左右”定為主要目標。在三胎政策出臺的2021年，這一比例為43.1%。在不考慮照料責任轉移的前提下，有研究者從就業崗位占用效應出發，擔憂延遲退休可能提升中青年群體的失業風險。然而，更多研究認為，老年人與中青年在就業市場上并非完全互斥，加之延遲退休可能帶動個人和家庭消費，進而創造新增崗位，因此延遲退休本身并不必然導致中青年失業率上升。但家庭照料勞動存在顯著替代效應：當總體照料需求不變時，低齡老人社會勞動參與率的上升將加重中青年女性家庭照料負擔，從而抑制其就業率。這不僅加劇了“母職懲罰”，也可能影響女性在家庭與社會中的整體地位。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明確了社會生活包括物質生產與人口再生產，實現性別平等的前提是女性全面參與社會勞動。在生產勞動仍占主導的社會背景下，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不僅削弱其經濟收入，還會削弱其社會話語權、家庭地位與自我認同，進而與我國長期堅持的男女平等國策及促進女性就業的政策目標產生沖突。

第三，延遲退休與老年人權益保障政策之間的目標張力。延遲退休推遲了低齡老人回歸家庭為高齡老人提供照料服務的時間點，導致家庭照料勞動總供給減少，將影響高齡老人的養老保障。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13條確立“以居家為基礎”的養老模式，第14條規定“贍養人應履行生活照料義務”。家庭內代際支持是高齡老人居家養老的基石。然而，研究發現，多代家庭內資源分配呈現“恩往下流”的趨勢，無論是經濟支持還是照料資源，都向年輕一代和幼童傾向，高齡老人的養老需求被邊緣化。延遲退休使低齡老年人原本可用于家庭照料的時間與精力被擠壓，這對高齡老人的照料而言，可謂雪上加霜。最終，高齡老人的居家養老待遇在多重矛盾的擠壓下進一步減損，這也可能背離延遲退休政策旨在優化人力資源與保障老年人福祉的目標。

（三）目標沖突背后的結構性沖突

前文簡要探討了延遲退休政策的目標與生育率、女性勞動參與率以及高齡老人養老保障等目標之間的潛在沖突，導致這種目標張力的直接原因是角色沖突。但在因果關系鏈條中，角色沖突有著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原因。

首先，當前我國的照料勞動在整體上供給不足，在結構上又存在社會與家庭、男性與女性，以及不同代際之間比較嚴重的分配失衡。盡管照料表現為個體間的微觀互動，但其對經濟發展與人口結構的宏觀影響不容忽視。新中國成立前，照料勞動主要依托家庭，且高度性別化，責任多由女性承擔，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角色沖突相對有限。新中國成立后，照料勞動經歷了從單位主導到家庭回歸的轉型。在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通過“企業辦社會”模式，提供托育、醫療及養老等綜合保障，緩解了職業與家庭間的角色張力。換言之，個體通過履行社會角色，即可間接滿足家庭照料需求。改革開放后，市場化改革削弱了單位的社會職能，照料責任重新回歸家庭。與此同時，“性別本質主義”（gender essentialism）也有復蘇趨勢。這一主義通過強調生物性別差異，將男性勞動力與女性勞動力進行區分，并以此作為主要由女性承擔照料勞動的理由。當前，我國的照料勞動主要由家庭，特別是家庭中的女性成員提供。女性因而也面臨著來自家庭和職業角色間激烈的角色沖突。此外，家庭承載的照料壓力也在逐漸增加。從供給端來看，家庭規模持續縮小，勞動適齡人口比例下降，家庭的照料功能進一步減弱。而從需求端看，老齡化與育兒成本的提高使照料勞動需求擴大。低齡老人作為“多層三明治一代”，需同時履行職業義務與代際照料責任，角色負荷沉重。延遲退休將進一步延長這一群體的職業角色期限，這將加劇其職業角色與照料角色之間的沖突。在照料勞動的“擠出效應”和“性別屬性”的共同作用下，這一沖擊最終將傳導到青年女性，導致其勞動參與率、生育意愿雙重下降。

其次，在當前環境下，職業角色期待的實現，必然以犧牲家庭角色為代價。換言之，相較于職業角色，家庭角色往往退居次位。職業角色對家庭角色的擠出效應，可進一步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分析。第一，現行政策與勞動法制度割裂了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內在聯系，將前者置于法律調整的核心。生產活動被視為公域勞動，與個體收入、社會地位和外部評價相關聯；而再生產則被界定為私域事務，通常由家庭承擔。新中國成立初期，單位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職業與家庭角色間的張力。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進程削弱了企事業單位的社會職能，照料責任重回家庭，法律體系卻未能隨之作出調整。目前，我國勞動法規主要聚焦于公域中的生產活動，對再生產行為的關照相對有限。涉及再生產的法律法規主要涉及新生兒誕生階段的勞動保障，具有明顯的性別差異性和臨時性。例如，我國勞動法及《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雖明確了女職工生育享受產假，卻僅限于生理恢復支持，而非全面育兒保障。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闡明，產假旨在保障女性產后健康與勞動能力恢復，而非協調職業與家庭責任的育兒支持。這一以生產性勞動為中心的法律導向，在計劃經濟時期可與集體主義價值相契合，而在市場經濟語境下則與“唯經濟價值”的評價邏輯疊加，忽視了再生產勞動的社會價值。此外，由于照料勞動被歸為家庭私事，其所產生的問題往往被理解為家庭事務，缺乏來自國家的系統性支持。第二，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關系失衡。當前生產勞動時間過長的情況比較普遍，部分企業實行“996”甚至“007”工作模式，嚴重影響勞動者家庭角色的發揮。以“996”工作制為代表的超長工作時間制，在當前絕非僅限于特定區域、特定行業、特定時段的偶發現象。這樣一來，生產與再生產之間原本應有的協同關系，演化為“結構分離、功能依賴”的矛盾局面。社會勞動無限擴張，造成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結構性沖突。然而，生產與再生產是不可分割的，沒有勞動力的再生產，生產體系將因勞動力匱乏而難以為繼。超長勞動時間不僅減損了勞動者的法定休息權，而且對其身心健康和勞動力市場資源配置造成損害。更為嚴重的是，社會勞動擴張化將進一步壓縮個體在家庭領域的角色，加劇生產與再生產的緊張關系。

最后，照料勞動責任在家庭內部呈現等級化的分配特點。在家庭內部，社會勞動處于優位，照料勞動處于次位，這種勞動優先級又與家庭內部權力結構相關聯。照料勞動作為次等勞動，往往由家庭地位較低、能力相對弱勢的成員承擔。這一方面損害照料者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也影響被照料者的基本福利。當下，家庭中的低齡老人已成為“代際剝削”的主要對象，這一本應受到照料的群體，不得不成為維持家庭運轉的主要負擔者。毋容置疑，家庭在社會治理中具有重要功能。一些研究者提出的“新家庭主義”（neo-familism）理論，分析了當代中國家庭作為社會“避風港”的功能及“臨場發揮”的彈性特征。但家庭功能的實現有賴于角色和責權的合理配置。在多代家庭內，低齡老人往往承擔較多的照料勞動，而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可能加劇家庭內部角色期待和責權利分配失衡的局面。

制圖：天工智研

04延遲退休政策系統性影響的應對路徑

毫無疑問，延遲退休政策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理論上，彈性延遲退休政策的效益已獲得廣泛認可，其既可提高老年群體的勞動力市場參與度，也可緩解公共財政壓力、有效減輕養老金短缺的負擔，還可釋放老齡人力資源潛力。因此，探討延遲退休政策的系統性影響，并不是質疑這一政策的合理性，而是為了在實施過程中關注政策競爭問題，并妥當協調不同政策目標之間的潛在沖突，從而實現延遲退休政策所期待的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

如前所述，延遲退休政策與鼓勵生育、女性權益保障、養老保障等政策具有系統性的聯系，但這些政策在目標期待上也存在競爭甚至沖突。如何妥當處理延遲退休政策所帶來的漣漪效應，將是政策實施中的重要議題。構建有效的協同應對機制，必然需要多方面的配套措施?；诮巧碚摰目蚣埽疚脑诜治稣吣繕烁偁幍谋硐蟊澈?，識別出了“家庭照料困境”與“生產性勞動對再生產勞動的過度擠壓”這兩個根本性問題。正是這兩個根本性問題的存在，致使延遲退休政策“一石激起幾層波”。

因此，為了協同政策目標，以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下文將重點就如何通過政策手段支持家庭走出照料困境，以及如何平衡生產性勞動與再生產勞動的關系展開討論。誠然，本文提供的政策手段不足以涵蓋延遲政策配套措施的所有方面，但其應可有效緩解延遲退休所引發的漣漪效應。

（一）國事與家事：國家為何應當統籌退休政策對家庭的影響？

延遲退休之所以會產生政策漣漪效應，一個關鍵原因在于其將改變低齡老人在社會角色與家庭角色之間的平衡點。當前，我國家庭內部的關系結構處于脆弱平衡狀態，家庭在撫育兒童、贍養老人等方面已顯乏力。如果缺乏國家的支持，這種脆弱平衡很難維系。但是，在傳統觀念中，“法不入家門”具有主導性的影響，家庭事務往往被視為“家務事”，缺乏來自國家的關懷和支持。

如何理解“家”與“國”的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第49條規定“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作為憲法家庭條款的總括性規定，這一條款指明了家庭的涉法性，為國家介入和調整家庭關系提供了根本法依據。這里的“保護”，不僅包含國家對家庭的消極保護，即為家庭關系留出自由的空間；同時也包含國家的積極保護義務，即國家應當采取必要法律措施保護并保障家庭關系。在這一原則性條款指引下，憲法在多個層面延伸出家庭受國家保障的內涵。首先，國家通過確立婚姻制度與家庭結構規則，保障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元的秩序與穩定。《憲法》第49條將“婚姻”置于“家庭”之前進行強調，凸顯國家對家庭秩序保護的制度重心系以合法婚姻為基礎。顯而易見，家庭關系并非僅包括夫妻關系，亦涵括親子、贍養、隔代支持等多重關系。尤其在我國多代同堂的家庭形態下，家庭功能的發揮需仰賴多重關系的協同。為了保障家庭關系及其合理化，國家對家庭的保護需要國家有所作為。其次，國家對家庭的保護還體現于國家意志貫穿于家庭內部權利義務關系的構建之中，例如，國家對家庭中弱勢群體（如兒童、婦女、老年人）提供傾斜保護。這種對弱勢家庭成員的特別保護，可被視作國家制度性保障的核心。《憲法》第49條第3款明確了親子間的義務關系，第4款明確涉及了家庭中的弱勢群體，即老人、婦女和兒童。在憲法指導下，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和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立法，構建了以扶助弱者為核心的家事法秩序。再次，我國法律體系關注到家庭的多重功能。家庭不單是人口生產單元，還是教育、生活和經濟活動的基本單元。保障家庭相對于國家的獨立性與國家促進家庭所承載的社會功能的發揮，并行不悖，構成國家保障的規范目標。這意味著，國家在避免過度介入家庭的同時，亦需積極促進家庭多重功能的運轉。

進一步來說，國家負有對家庭的保護義務，兒童托育和老年人贍養這兩個方面無疑是保護義務的關鍵內容。就兒童托育而言，《憲法》第46條第2款、第49條第1款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兒童的基本權利；未成年人保護法則進一步明確了國家負有兒童照料上的保障義務。就養老而言，《憲法》第14條有關社會保障制度的規定、第44條關于退休人員生活保障的規定、第45條關于物質幫助權的規定，都與最低限度的養老服務保障相關聯；《憲法》第21條和第22條關于保護人民健康和開展群眾性文化生活的規定，被認為是更高水平的養老保障。當前，國家在養老中承擔的責任主要是兜底性的保障，但即便是這種底線保障中，生活照料也必不可少。

從實踐層面看，國家為家庭照料勞動提供支持早已有之。自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我國構建了“國家—單位—家庭”的保障體系。通過設立集體托兒所、醫療站及養老設施，城鎮企事業單位與集體經濟組織承擔了廣泛的社會保障與照料職責。在這種照料勞動公有化的背后，有鮮明的功能主義邏輯。1950年，時任全國婦聯主席的蔡暢在談及托兒所時，明確指出其“不僅能更多地發揮女工的生產力量， 而且這些事情的本身就是具體解放婦女的社會事業”。通過消弭國事與家事的界限，國家將更多勞動力從照料勞動中解放出來，這符合當時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過重的社會保障負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單位”生產效率。改革開放后，單位體制發生轉型，傳統集體經濟日漸衰落，這導致家庭再次成為“一老一小”照料勞動的主要供給者。但是，改革開放催生的高速工業化也觸發了“風險社會”與“壓縮性現代性”的閥門，家庭結構以及家庭內的關系不斷變化，撫育和贍養的需求不斷增長，而照料勞動的供給短缺態勢越發明顯。由此，家庭照料負擔的加重與家庭功能失靈漸成一對日益激化的矛盾，“照料赤字”成為一個突出問題。

如前所述，延遲退休將加劇家庭照料赤字，對國家所強調的兒童撫育和老年人照料等任務帶來負面影響。就托育服務而言，《憲法》第46條第2款、第49條第1款明確了國家對保障兒童基本權利負有積極義務；未成年人保護法則進一步明確了國家對兒童照料的保障義務。有學者提出嬰幼兒的“托育服務權”，平等地享受托育服務。就養老而言，憲法所涉及的內容可分為多個層級。第一是最低限度的養老服務保障。《憲法》第14條有關社會保障制度的規定、第44條關于退休人員生活保障的規定、第45條關于物質幫助權的規定，均指向此種最低限度的養老服務保障。第二是高階的養老保障?！稇椃ā返?1條和第22條關于保護人民健康和開展群眾性文化生活的規定，便暗含了更高水平養老保障的任務?？紤]到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國家在養老服務中所承擔的主要是第一層次的兜底責任，這要求國家為權利主體提供最低限度的基本生活保障。必要的生活照料是最低限度養老服務的應有之義。

在此背景下，即便是基于功能主義考量，國家也應當介入家庭事務，保障家庭照料勞動的基本供給。一方面，家庭作為社會的基礎單位，直接影響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國家對家庭的保障，具有維護社會穩定和團結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面對老齡化、少子化的人口發展新形勢，國家有必要通過保障家庭照料的方式，提升家庭的生育意愿。

（二）國家如何應對延遲退休政策的系統性影響？

1.將照料勞動充分納入國家支持保障體系

延遲退休將加劇家庭照料赤字，引發連鎖效應。因此，為促進生育、提升托育和養老質量等目標，國家需在延遲退休政策實施過程中，完善以社會保障體系為基礎的照料勞動支持體系。

在家庭照料任務中，“一老一小”的照料與托育需求最為迫切。自2009以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明顯加快，公共投入力度與保障覆蓋人數顯著上升。國家已在著手構建面向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其中也涉及對“一老一小”的照料保障。

就養老保障而言，我國已初步建立以基本養老保險為核心的多層次、多支柱制度體系，以回應憲法賦予老年人的基本物質保障權。在政策層面，國家持續推動養老服務體系發展，國務院及相關部委相繼出臺《“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關于推進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等政策性文件，明確將“健全兜底養老服務、增強家庭養老照護能力、擴大普惠養老服務資源，以及規范發展多層次多樣化養老服務”定為發展目標。然而，在現實層面，養老保障體系仍面臨多重挑戰。就養老保險而言，覆蓋人數最多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以“?；尽睘橹贫饶繕恕Ｆ渌峁┑幕A養老金待遇無法獨立保證老年人基本生活水平。因此，大量老年人仍然需要依賴子女養老。就養老服務體系建設而言，具有兜底屬性的公辦養老機構只能覆蓋特定群體，并且存在資源錯配、對象錯位等問題；普惠型養老服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其需與家庭照護相配合方能保障老年人生活水平；民辦養老機構在設立、運營、服務標準等方面缺乏系統的規范指導，又沒有獲得充分的政策扶持，其運營和維護難度較大。綜上可見，現有養老保障體系不足以適應我國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

我國兒童托育體系面臨的現實問題與養老體系相似。在政策層面，《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關于促進養老托育服務健康發展的意見》等文件，為托育服務的發展提出了具體的規劃和指導。但在現實中，3歲以下兒童托位缺口仍然存在，托位供給有效性不足、托育服務普惠程度不高等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一些地方對托育事業發展不夠重視，政策支持往往落地慢、落地難。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應對。

首先，延遲退休政策可能進一步削弱家庭照料能力，因此應加快公共照料體系建設以彌補家庭照料赤字。對此，政策制定者已有認知。例如，《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辦法》第9條明確寫到：“國家建立居家社區機構相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钡牵绾温鋵嵣鲜稣咭螅咳绾慰朔嵺`中出現的照料資源與需求錯配、對照料服務體系支持有限、對照料服務機構監管不足等問題？短期來看，對延遲退休政策所引發的急性照料赤字，需通過快速增加公共養老和托育服務的供給來彌補。在考慮地區差異的前提下，政府可在摸清每個區域具體供需狀況的基礎上，為現有照料服務機構提供有針對性的支持。在照料缺口較大的區域，政府需迅速擴大普惠型托育與養老服務供給。與此同時，政府應當強化家庭、社區/村莊與專業照料機構間的聯動機制，提高照料資源的匹配效率與使用效益。長期來看，照料服務領域需要有高位階、系統化的立法。當前，這一領域缺乏統一、權威的法律，照料服務法律體系呈現碎片化、階段化特征。從比較法角度看，同屬于東亞文化圈且同樣面臨少子化、老齡化困擾的日韓兩國，均已出臺與嬰幼兒照護相關的法律。例如，韓國《嬰幼兒保育法》明確了“嬰幼兒保育”是一種社會福利服務，并將支持托兒所及家庭養育納入政府的責任內；日本在1989年總和生育率降至1.57后，先后出臺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次世代育成支援對策推進法》《兒童、育兒援助法》等法律，明確國家在兒童養育問題上的責任。我國應考慮通過專門立法，明確國家的照料責任，并對公共照料服務體系和多主體照料責任的配置作出規范。

其次，應當將支持家庭照料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目標。此前，社會保障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對家庭照料的直接支持。例如，自2016年開始試點的長期護理保險，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家庭照護老年人的負擔。但是，該保險始終未能明確家庭照護人員的勞動是否應被納入保險保障的范圍。在部分試點城市，有家庭成員照護的老年人反而沒有資格享有長期護理保險的給付待遇，這使得家庭照料與社會保障之間形成了排斥關系。這種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社會保障體系對家庭賦能的不足。社會保障不應僅限于補缺家庭照料，更應通過支持家庭照料的方式，強化國家、社會與家庭在照料勞動上的協同。因此，將家庭照料納入社會保障的覆蓋范疇，對家庭照護者給予合理對價十分必要。從域外經驗來看，德國《社會護理保險法》、日本《介護保險法》均規定了非正式的家庭照護者可獲得現金支付等制度性支持。此外，還有國家通過為家庭照護者提供社會保障和服務型支持的方式，加強對家庭照護的支持。未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應加強對家庭照護者的直接支持，通過賦能家庭的方式，緩解家庭照料危機。

最后，國家還應積極支持社會照護行業的發展。家政行業的特殊性在于，它將傳統上屬于“生產性勞動”的勞動力引入家庭這一私域，模糊了“家庭”與“市場”的邊界。長期以來，勞動法體系對家庭內部再生產勞動重視不夠，導致家政服務人員的勞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為打破家庭照護的封閉性，實現勞動力在“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自由流動，國家需通過法律和政策手段，規范家政服務行業，同時加強對從業人員的勞動權利保護和社會保障支持。在社會觀念層面，應充分認識家政服務勞動的社會價值，使其成為一種受尊重的職業選擇。

2.通過優化勞動基準緩和社會勞動與再生產勞動間的矛盾

延遲退休的負外部性暗含了職業角色與家庭角色、社會勞動與再生產勞動之間的潛在沖突，這并不令人奇怪。但是，社會勞動與再生產勞動的競爭似有零和博弈之態勢，這值得我們高度警覺。為什么會出現如此高強度的角色沖突？一個根本原因在于勞動基準保障不足：社會勞動的時長、強度已經對家庭生活構成明顯的擠壓，而延遲退休政策會帶來“雪上加霜”的效應。

勞動基準所包含的工作時長、休假等要素，是影響社會勞動與再生產勞動之間關系的重要變量。但我國現行勞動基準制度仍存在諸多問題。

首先，從法律體系建設層面看，我國尚未制定統一的勞動基準法，關于勞動基準的規定散見于勞動法、勞動合同法、最低工資規定、工傷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中。立法的碎片化導致不同法律之間銜接不暢、不同區域間政策差異顯著等問題，進而影響勞動基準的統一適用和有效實施。以工時制度為例，勞動法、勞動合同法，以及一系列地方性法規都有規定，但這些規范間沖突頻發，從而為用人單位規避工時制度、強制超時加班提供了空間。與此同時，立法碎片化也使現行的勞動基準法規無法全面覆蓋勞動者，尤其是難以保障新興的非標準就業群體，包括勞務派遣、非全日制用工、平臺經濟從業者，以及家政服務從業人員等。此外，一些勞動基準法規明顯滯后。仍以工時制度為例，我國現行工時基準歷經近30年，難以反映當前勞動關系的新變化和勞動者權益保護的需求，難以應對普遍的超長工作時間、無序加班，以及數字時代離線權得不到保障等諸多問題。

其次，立法分散與法律位階過低也導致我國勞動基準的權威性、約束力受到影響。由于立法分散，執法標準不統一，監管上容易出現“三不管”地帶；由于規范的權威性不夠，勞動基準的落實過度依賴行政監管和執法，難以全面覆蓋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而勞動監察更多只針對明顯的違法行為（如拖欠工資），其他糾紛和違法行為則需通過勞動仲裁途徑干預，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勞動基準保障的效果，增加了個體維權的成本。更為重要的是，在執法意愿上，一些監管力量或被資本和地方俘獲，或基于短期經濟發展和經濟績效考量而“監管放水”。與此同時，部分企業通過所謂“狼性文化”“奮斗精神”或“行業生態”等敘事，直接或間接要求勞動者超時、超強度工作。短期來看，監管與企業的合謀有助于降低企業用工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勞動力。然而，這種竭澤而漁的做法，導致勞動者難以平衡工作與生活，進而危及勞動力再生產。正是在此背景下，青年女性的生育選擇與社會勞動參與漸成沖突之勢，而低齡老人家庭照料服務的責任也愈發沉重。

再次，應合理設置并保障親職假和護理假等時間支持措施。就生育而言，《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明確規定女職工享有98天產假。但產假是對女職工的特殊勞動保護，而非用于育兒的親職假。2019年，我國頒布了首個關于育兒假的政策文件，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指導意見》。2021年修訂的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提出“國家支持有條件的地方設立父母育兒假”。但是，截至2024年，我國仍缺乏統一的強制性育兒假。此外，目前的育兒假政策仍然存在“政府請客，企業買單”和強化母職、弱化父職等問題。受此影響，企業不愿落實育兒假、男性不敢請育兒假、女性生育意愿走低等問題均難以改善，育齡夫妻對低齡老人照料嬰幼兒的依賴度居高不下。

最后，應進一步推廣并落實護理假。在老齡化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影響下，家庭照料老年人的壓力日益加重，實施獨生子女護理假愈發迫切。近年來，部分省市先后推出護理假政策，允許獨生子女在父母患病住院期間請假。然而，這些地方零散立法仍然存在覆蓋范圍有限、區域間政策差異大，且缺乏強制性執行措施等問題。上述問題導致在職家庭成員提供家庭照料服務的難度增加，限制了家庭自身的照料功能。

3.對低齡老人的角色賦能

延遲退休的漣漪效應，折射出低齡老人與年輕人在職業與家庭角色間的角色沖突。為緩解這一沖突，一方面應減少職業角色對家庭角色的擠壓；另一方面，個體所承擔的多個角色并不必然構成競爭，通過強化角色之間的資源積累與共享能力，可形成角色積累，從而賦能個體協同多重角色。

首先，應通過保障低齡老人的勞動權益進行“經濟賦能”。在理想情境下，延遲退休將為低齡老年人帶來更長的收入周期與更高的養老金待遇，從而提升其整體經濟能力，實現經濟賦能。因為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低齡老年人在家庭中的經濟支持能力也將增強，不僅可為成年子女提供更多經濟援助，還可在住房、育兒等方面發揮穩定支持作用，從而緩解育齡人群的經濟壓力，增強他們的生育意愿。但是，在現實中，臨退休群體往往成為勞動關系中的弱勢一方，其經濟收入的水平和穩定性難以得到充分保障。有數據顯示，因工齡長、基礎工資相對較高等原因，這一群體常成為被裁員、調崗、降薪的對象。在國外，臨退休人群的工資也呈現下降走勢。如果不能對低齡老年人加強勞動保障，他們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又怎能對家庭提供經濟和照料支持呢？

其次，國家和用人單位應增強工作時間的靈活性，促進“時間賦能”，使勞動者可以在職業和家庭角色間實現時間維度上的靈活切換。2024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明確鼓勵用人單位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彈性上下班、居家辦公等方式，營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環境。這一政策的核心目標是增強職業角色的適應性，使勞動者能夠在職場與家庭之間找到更合理的協調機制。然而，這一措施同樣面臨法律位階較低、強制效力不足的問題。因此，如何在實際中增強父母在照料兒童上的靈活性，效果仍有待評估。考慮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兒童照料的重要參與者，彈性就業政策應涵蓋低齡老年群體，特別是已進入延遲退休區間的勞動者。在此背景下，用人單位應放松對低齡老年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工作模式及考核標準的剛性要求，讓他們在保持勞動參與的同時，能夠靈活參與家庭照料勞動。

最后，應通過社會動員機制為家庭角色的增強提供更充分的資源，促進照料角色的社會支持體系建設。在這一過程中，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和“老齡友好型社會”不應僅僅停留在口號層面。在延遲退休政策所引發的急性角色沖突背景下，對以下兩個問題尤需關注。第一，雖然友好型社會的構建是長期工程，涉及多方面、多層次，但人口發展具有慣性。這種慣性，既指人口增長和減少具有慣性，也指某一時期的人口結構演變會在較長時期內持續影響社會發展格局。這意味著，國家必須盡快采取家庭照料角色“賦能”措施，以防止新的人口慣性。第二，友好型社會的建設不僅需要結構性制度安排，更應注重其政策工具的“可感知性”與“可及性”。只有當家庭在照料責任履行中真正感受到來自社會的支持，照料角色的可持續性與家庭功能的穩定性方能得以保障。

05

結語

2024年，延遲退休政策一經出臺，便成為年度“十大勞動熱詞”之一，引發學界廣泛關注。不過，社會法領域對延遲退休政策的討論，主要聚焦在退休年齡和養老金兩個方面。上述兩個問題的確涉及到延遲退休政策的關鍵目標，但應當注意的是，延遲退休政策的目標期待與其他關聯政策目標間存在直接或間接的競爭。延遲退休政策將對家庭生育意愿、生育率、女性權益、特定群體權益保障等問題產生影響。如果不從系統性視角來考慮延遲退休政策的影響，則可能導致政策目標顧此失彼甚至落空。

延遲退休政策的漣漪效應，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家庭在現代社會中的脆弱處境。長久以來，家庭以其高度的韌性和靈活性，緩釋了人口控制、勞動力流動、快速市場化等宏觀政策變革所帶來的多重張力。但是，家庭的結構韌性其實是一種脆弱的堅韌。面對國家和社會治理變遷的宏觀環境，家庭已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延遲退休對家庭照料勞動帶來的“擠出效應”，將進一步影響家庭功能的發揮。當此之時，政策實施必須引入系統性思維，這意味著國家應充分考慮政策實施的漣漪效應，并采取相應的措施，強化對家庭的制度化支持

人在國家中，人也在家庭里。將延遲退休政策置于“個人—家庭—國家”的系統下審視，不僅可全面認知政策的外部性，也有助于找尋緩解政策目標沖突的解決方案。在系統化和復雜程度都極高的現代社會，政策競爭以及政策實施的目標沖突情形，其實是一種普遍現象。在這個意義上，本文對延遲退休政策系統性影響的探討，既具有政策研究的個案意義，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義。

內容來自《比較法研究》2025年第4期。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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