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個月，她們每天下班都領一包點心，卻沒人舍得吃

2016年7月，廠里迎來了最好的時候。

資金解凍了，檢查沒了，訂單穩定了。賬上第一次有了三十萬的流動資金，不用再為發工資發愁。每天早上起來，看著車間里機器轟隆隆轉著，看著女工們低著頭干活，心里踏實。

可有一件事，一直讓我放心不下。

吃不飽的她們

七月中旬的一天，我去車間轉悠。

崔姑娘坐在第三排，手一刻不停。可我發現，她比上個月瘦了。臉上那點好不容易養出來的肉，又不見了。

中午吃飯，我特意去食堂看。

女工們排隊打飯，一人一份紅燒肉，一份炒菜，兩個饅頭，一碗湯。她們端著盤子坐下，還是老規矩——肉夾出來，用塑料袋包好，塞進飯盒里。饅頭掰一半，剩下的也包起來。

可我發現，她們吃的比之前少了。以前好歹把素菜和米飯吃完，現在連米飯都剩一半。

我讓小崔去問。

小崔回來，臉色不太好看：“廠長，她們說，家里人多，一份肉不夠分。米飯帶回去，摻點野菜煮粥，能多吃兩頓。”

“那她們自己呢？”

“她們說，廠里有菜有湯，夠了。”

夠了？我看著那些盤子，素菜就那點，湯是清湯，能頂什么用？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里一直轉著一句話：她們把肉帶回家，自己吃不飽。吃不飽，就沒力氣干活。沒力氣干活，廠子怎么撐？

得想個辦法。

新聞上的事

那陣子，新聞上天天說朝鮮糧食的事。

我讓小崔幫我留意著。七月底，她拿了張報紙來，上面寫著：聯合國糧農組織說，朝鮮今年糧食缺口69萬多噸，是2011年以來最多的。大米減產26%，玉米減產3%。每人每天的糧食配給，從去年的410克降到了360克——不到七兩。

我看完，沒說話。

360克是什么概念？一頓飯二兩多，三頓飯才將將夠。這還是配給，能不能發下來另說。

小崔說：“廠長，今年旱，糧食不夠。好多人家，一天就吃兩頓稀的。”

我想起崔姑娘那個七歲的弟弟，想起恩珠那個賬本，想起金明子大娘養的那幾只雞。

360克。兩頓稀的。

她們把肉帶回家，是對的。

決定

八月初，我做了個決定。

我把小崔和廚師叫來，說：“從明天開始，每天下午四點半，多發一頓。”

“多發一頓？”廚師沒明白。

“點心。”我說，“包子、饅頭、餅干、糖塊，什么都行。每人一份，不用在食堂吃，下班帶走。”

小崔愣了：“廠長，這得多少錢？”

我算了算賬：一百個人，每人兩個包子，一天兩百個。面粉加肉餡，一個月下來三四千塊。再加上餅干、糖果，撐死了五千。

“花得起。”我說，“不能讓她們餓著肚子干活。”

廚師點點頭，去準備了。

我又把小崔叫住：“還有，告訴她們，這是廠里發的，專門帶回家的。食堂的飯，該吃吃，不許再省。”

小崔看著我，眼眶有點紅。

第一天

八月中旬，第一天發點心。

廚師蒸了兩百個包子，白菜豬肉餡的，皮薄餡大，冒著熱氣。女工們下班的時候，排著隊領。一人兩個，用紙袋裝著，熱乎乎的。

崔姑娘排在第一個。她接過去，捧著那兩個包子，看了半天，沒動。

“怎么了？”我問。

她抬起頭，眼眶紅紅的，說了一句話。小崔翻譯：“她說，廠長，這是給我們的？”

我說是，專門給你們帶回家的。

她低下頭，把包子小心地放進布包里，系好，抱在懷里。那樣子，像抱著什么寶貝。

后面的女工，一個一個領，一個一個放進包里。沒人當場吃，沒人拆開看。她們只是捧著，抱著，揣著，然后走出廠門，走進夜色里。

那天晚上，我在廠門口站了很久，看著那些背影消失在遠處。

她們的步子，好像比平時快。

從那天起，每天下午四點半，食堂準時發點心。

有時候是包子，有時候是饅頭夾肉，有時候是餅干，有時候是糖塊。逢年過節，還發月餅、發糕點。廚師變著花樣做，女工們變著花樣帶。

我發現，她們中午吃飯的時候，開始吃肉了。

不是全部吃掉，但至少會吃一兩塊。崔姑娘跟我說，用磕磕巴巴的漢語：“廠長，飽了。有勁。干活快。”

她真的干活快了。以前一天做三十箱，現在能做三十五箱。月底發工資，她第一次拿了全勤獎，五塊錢。領錢那天，她跑到我辦公室，把那五塊錢舉給我看，笑得跟孩子似的。

“弟弟，”她說，“學費。夠了。”

我看著她，心里說不出的滋味。

五塊錢，夠一個孩子一學期的學費。她省了多久？攢了多久？我不知道。可我知道，那五塊錢，是她自己吃飽了、有勁了，多干活掙來的。

恩珠又來了

九月初，恩珠來了。

她長高了，十三歲了，穿著件新棉襖——不是藍的，是紫紅的，領口繡著花。身后跟著金明子大娘，還是背著那個大布包。

“廠長，”恩珠跑過來，“我開學前來看看你。”

我蹲下來，看著她。臉上有肉了，眼睛亮亮的，頭發扎得整齊。

“大娘也來了？”

大娘走過來，握住我的手，說了半天話。恩珠翻譯：“大娘說，謝謝廠長。她聽說了，廠里天天發點心，讓她們帶回家。村里人都說，能去廠長廠里干活，是福氣。”

我心里一熱。

那天晚上，我留她們吃飯。食堂里紅燒肉、燉排骨，還有剛出鍋的包子。大娘看著那些吃的，眼眶紅了。她夾了一個包子，咬了一口，然后就不吃了，用紙包好，放進布包里。

恩珠說：“大娘說，這個帶回去，給鄰居家孩子嘗嘗。那孩子爹媽都沒了，跟奶奶過，一年吃不上幾回肉。”

我讓廚師另外裝了一袋包子，讓大娘帶回去。

賬本上的新一頁

恩珠臨走前，又給我看了她的賬本。

還是那個作業本，邊角更卷了，封面上添了好多道褶子。翻開，一頁一頁記著：

“2016年7月，幫大娘干活，給3塊。攢著。”

“2016年8月，賣雞蛋賺4塊。攢著。”

“2016年9月，開學了，獎學金6塊。攢著。”

翻到最后一頁，上面寫著幾行新字：

“2016年9月，來廠里看李廠長。廠里發包子，阿姨們都帶著回家。崔阿姨說，她弟弟這學期學費夠了，能上學了。她說，廠長是好人，讓她們吃飽了，有勁了。”

下面還有一行，歪歪扭扭的：

“媽，你在那邊看見了嗎？廠里越來越好。恩珠也長大了。”

我把賬本合上，還給她。

“恩珠，”我說，“你現在攢多少錢了？”

她把本子翻到第一頁，指給我看。上面寫著：

“2016年9月，一共攢了47塊。”

四十七塊。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攢了一年，攢了四十七塊。

我摸了摸她的頭：“好好攢。等你考上大學，我供你。”

她抬起頭，眼睛亮亮的：“真的？”

“真的。”

那天晚上

九月底的一天晚上，加班到九點多。我去車間轉了一圈，發現燈還亮著。

推門進去，崔姑娘還在。她坐在工位上，面前堆著一摞包裝盒，手一刻不停。

“怎么還不走？”

她抬起頭，看見是我，笑了。然后從旁邊拿起一個紙袋，遞給我。

是包子。下午發的，兩個，用紙袋裝著，原封沒動。

“這個，”她說，“給廠長。”

我愣住了：“給我的？”

她點點頭，比劃著：廠長天天操心，辛苦了。這個，給廠長吃。

我接過那個紙袋，攥在手里。包子已經涼了，可心里熱。

“你弟弟呢？”我問，“他吃了嗎？”

她指了指旁邊的布包，鼓鼓囊囊的。打開，里面是兩個飯盒。一個裝著紅燒肉，一個裝著包子——那是她今天省下來的，明天帶回家。

“弟弟有。”她說，笑了。

那一刻，我看著她，看著那雙裂著口子的手，看著那個裝滿飯盒的布包，看著那個涼了的包子，眼眶發熱。

十三歲那年，她第一次來廠里，瘦得跟竹竿似的，問我“能帶回去嗎”。五年了。她從十九歲長到二十四歲，從一個人變成一家人的頂梁柱，從睡門廊到住暖和的宿舍，從一年吃不上兩回肉到每周能給弟弟帶回去好幾頓。

可她還是在省。還是把最好的那一口，留給別人。

這回，是留給我。

那三個月

2016年下半年，是廠里最好的三個月。

每天下午四點半，食堂準時發點心。包子、饅頭、餅干、糖塊，輪著來。女工們排著隊領，一個一個放進布包里，然后走出廠門，走進夜色里。

食堂的肉菜沒斷過。中午晚上，兩葷兩素，管飽。她們開始吃肉了，開始有力氣了，干活快了，工資高了。

十月，朝鮮遭遇了特大洪災，新聞上說圖們江那邊好多地方被淹了。可我們廠沒事。女工們照常上班，照常領包子，照常把肉帶回家。她們跟我說，廠長，有廠里在，不怕。

十一月，天冷了。宿舍的炕燒起來，食堂的包子冒著熱氣。崔姑娘給我織了雙新襪子，灰色的，針腳比以前還細。

十二月，年底盤賬。賬上第一次有了盈余，不多，十五萬。可夠了。夠發年終獎，夠買年貨，夠讓她們過個好年。

臘月二十八，廠里放假。我給每個女工發了五斤豬肉，十斤大米，兩包糖，一袋點心。崔姑娘那份，我多塞了一百塊錢。

她不要，拼命推。我說這是給你弟弟過年的，她才收下。臨走，她站在廠門口，給我鞠了一躬。

“廠長，”她說，“明年，還來。”

我點點頭。

抽屜里，那雙新襪子還沒穿。和之前那些放在一起——2012年的，2014年的，2015年的，2016年上半年的，2016年下半年的。

十四雙了。

五年，十四雙襪子。一百個女工，一百個家。

她們還是會把肉帶回家。還是會省下包子給弟弟。還是會在賬本上一筆一筆記著。可她們吃飽了，有勁了，日子往前走了。

朝鮮那地方，苦是真苦。2016年，糧食缺口69萬噸，配給降到360克，洪水沖了那么多村子。可這些人，好也是真好。她們自己吃著白菜湯，把肉省下來帶回家。她們住著暖和的宿舍，心里惦記的還是家里那個冷炕。

那三個月，廠里飄著包子的香味。

那三個月，她們笑著，哭著，把日子往前走了。

等著，還有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