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三八”國際婦女節的本真意義

又是一年“三八”時。當“女神節”“女王節”的促銷廣告鋪天蓋地，當鮮花、口紅成為這一天的主題詞，我們有必要駐足思考：這個節日究竟從何而來？它所承載的精神內涵，是否正在被商業敘事所稀釋？
三八國際婦女節，全稱是“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它的誕生，源于百余年前女性對平等權利的追求，對更好生活的向往。歷史文獻清晰地記載著：1910年，第二國際在哥本哈根召開婦女會議，德國革命家蔡特金提議將3月8日定為國際婦女節。1924年，這一節日由鮑羅廷夫人介紹至中國，何香凝、鄧穎超、蔡暢等先驅在廣州組織了第一次大規模紀念活動，口號直指“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多妻制度、立法保障女子參政”。正如1935年上海市婦女協進會編印的《“三八”國際婦女節紀念特刊》所載，內收《“三八”感言》（張默君）、《“三八”國際婦女節的史略》（楊志豪）、《從紀念“三八”說到今后婦女運動的路線》（金光楣）等27篇文章，那一代女性早已為這個節日注入了民族解放與婦女覺醒的深刻內涵。
歷史研究揭示，1920至1930年代的城市紀念儀式，正是通過納入女工、農婦等群體，向大眾塑造了“勞動婦女”的現代圖景。1926年2月，中共中央婦女部專門發出關于紀念“三八”節工作的通告，明確指出“國際婦女日是全世界勞動婦女警醒自己與集合自己的勢力，以參加革命運動，求婦女解放的日子”。同年3月，湖南婦女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三八”節紀念活動，長沙市全市女校放假一天，由繆伯英主席報告歷年紀念情形及女子受壓迫狀況，“希望群起謀求解放”。這一歷史脈絡清晰地表明：“婦女”二字承載的不是消費符號，而是沉甸甸的勞動底色與奮斗使命。
當代學者對此有著深刻的論述。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蒙曼指出，中國婦女事業之所以基礎堅實，關鍵在于“從‘勞動權’著手，先讓婦女通過勞動創造價值、獲得認可、長出本事，才有了后續權利的持續進步”。她強調，鼓吹享樂、只索取不付出的所謂“田園女權”，本質上是“矮化女性，把女性寵物化，要不得”。這一論斷，精準揭示了“勞動”二字在婦女節命名中的核心地位——它不是修飾，而是本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學者李亞男、王燁在2026年發表于《中國婦女報》的研究中強調，新時代婦女節敘事的重要任務，就是“對婦女節歷史本源與核心價值的正本清源，堅決抵制將節日異化為‘女神節’‘女王節’的商業化娛樂化傾向”，深刻闡釋婦女節“源于無數先驅爭取平等權利、推動社會進步的奮斗歷程，彰顯‘婦女’二字承載的歷史使命”。
當“婦女”二字被“女神”“女王”取代，這實際上是商業敘事的喧賓奪主。在這套話語體系中，女性的社會屬性被弱化，外在形象和消費能力被放大。仿佛只要買上一支口紅、一只名牌包，女性便實現了自我價值；仿佛這一天的全部意義，就在于享受折扣與饋贈。這種敘事用“被寵愛”的想象，消解了“要平等”的初心；用消費的亢奮，掩蓋了現實中仍需努力的方向。
我們必須回歸本源：婦女節的核心，是平等，是發展，是進步。它關乎的是女性接受教育的權利，是參與社會勞動的權利，是追求自我實現的權利，是在各行各業發光發熱的權利。正如蒙曼教授所言，女性要依靠奮斗，“沒有哪一個進步是等來的”。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這份平等和機遇，需要每一位女性用奮斗去爭取，用勞動去守護。
在這個屬于全體婦女的節日里，我們不需要被簡化為“顏值”或“購買力”的標簽。我們需要的，是對歷史的敬畏，是對現狀的清醒，是對未來的擔當。
讓我們共同守護“三八”國際婦女節的莊嚴本色，讓這一天的底色，依然是百年前那個熾熱的紅——那不是口紅的紅，而是先驅者眼中燃燒的理想之火，是追求公平正義的赤誠之心，是億萬婦女在平凡生活中書寫的奮斗華章。
致敬每一位為美好生活而奮斗的女性。致敬每一位在各自崗位上發光發熱的勞動婦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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