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憲實教授兩部力作全新修訂精裝典藏版上市！

“經緯度·何以中國”書系重磅推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孟憲實教授兩部力作全新修訂精裝典藏版——《唐高宗的真相》與《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兩書分別新增兩萬字長文附錄，前者系統梳理唐代李武韋楊婚姻集團及其政治關系，后者深入闡釋唐太宗治國之道與貞觀之治的歷史意義；并均收錄著名工筆畫家鄒莉《武則天》長卷畫作片段，以視覺呈現歷史深處的隱秘與震撼。

《唐高宗的真相》為中華兩千年帝制史中被過分低估的帝王正名——他是“貞觀之治”的繼承者，更是“開元盛世”的領路人，撥開史書“軟弱無能”的偏見與武則天的歷史煙云，揭示唐朝國運經他治理走向鼎盛的真相。

《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則撥開歷史迷霧，解析唐朝從開國到崛起的秘密，直抵李世民從玄武門之變到開創盛世的心路歷程，探尋貞觀之治的治國之道與深遠意義。

此次特別推出特裝版，手感絨布封面，三面刷邊書口，使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崛起之路呈現目前。

手感絨布封面

三面刷邊書口

入手布面刷邊請戳

前后定制環襯

視覺呈現歷史深處

▲《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前后環襯分別取敦煥唐代駛畫《張議潮筑軍出行圖》《帝王圖》

▲《唐高宗的真相》前后環襯分別取自著名工筆畫家鄒莉《武則天》長卷畫作片段

新增兩萬字

長文附錄

精彩書摘

新版序言

摘自《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

文 | 孟憲實

唐太宗治理天下成績優異。因為當時使用“貞觀”為年號，史稱“貞觀之治”。記載貞觀事跡的史書有兩《唐書》、《資治通鑒》等，但就豐富性而言，都不如吳兢編撰的《貞觀政要》。作為“當代”歷史學家，吳兢編撰此書，是為了給唐玄宗提供學習的榜樣。在序言中，吳兢高度評價貞觀政治，寫道：“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以來，未之有也。”豈止有唐一代，中國古代后半期和東亞地區，凡努力治國的政治家，無不以《貞觀政要》作為教科書。

明憲宗為《貞觀政要》作序，寫道：“三代而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貞觀之盛。誠以太宗克己勵精圖治于其上，而群臣如魏徵輩，感其知遇之隆，相與獻可替否以輔治于下，君明臣良，其獨盛也宜矣。”

清朝乾隆皇帝也說：“唐貞觀，太宗以莫武之資，能用賢良之士，時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唐太宗

貞觀之治長期獲得極高評價，是因為其歷史功績確實令人欽佩。雖然整個貞觀時期，不過二十三年而已，然而千年之后，依然有話可說。大體說來，貞觀時期取得的歷史成績有如下若干方面。

其一，政治文明達到了新高度。前文所引吳兢等古人的評論，新版序貞觀之治的歷史啟示轉化成今天的語言概念就是政治文明超越前代。所謂政治文明，主要內容就是政治制度。秦漢時期確立了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皇帝、朝廷和地方體制成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框架，而官員選拔和以儒家理論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共同構成了體制運作的軟件。在克服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族門閥政治沖擊之后，隋唐時代再次回歸中國政治制度的正軌——“皇權政治”。隋朝廢除了“九品中正制”和“鄉官”制度，士族門閥的制度基礎徹底喪失，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制度確立，為新時期皇權制度的良好運行提供了制度保證。貞觀之治，從制度史角度看，正是三省制度運行的模范時期。

凡是接觸貞觀之治的讀者，無不知曉唐太宗克己納諫的故事。唐太宗表現出的強大政治理性，虛心接受大臣的批評，給歷史留下深刻記憶。以魏徵為代表的大臣，忠心愛國，一切以國家為中心，不怕觸怒龍顏，令人十分欽佩。其實，除卻唐太宗、魏徵等個人良好的政治素養之外，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制度設計，他們都在履行制度規定的角色。

三省制下，皇帝的最新命令必須通過門下省的審核才能交給尚書省執行，而魏徵長期在門下省工作直到貞觀十七年（643）去世。中書省、門下省兩省的長官簽署之后，皇帝的命令才算形成。日本有學者認為，門下省代表了貴族對皇權的限制，這完全是沒有根據的，但三省制有利于形成朝廷的集體意志，這是沒有問題的。

皇帝的命令在當時被稱作“王言”，“王言”代表的是皇權，但皇權不等于皇帝的個人意志。貞觀時有位大臣叫張蘊古，他寫了一篇《大寶箴》，強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受到太宗的嘉獎，他也因此文進入《舊唐書·文苑傳》。

過去，我們理解中國朝廷的歷史，習慣從君相斗爭的角度去觀察，于是一部中國政治史，處處充滿火藥味。從制度角度新版序貞觀之治的歷史啟示56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看，君、相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分工，他們之間的分工與協作才是根本，意見分歧是正常的，用矛盾與斗爭的眼光去觀察，其實不得要領。

試問，魏徵的意見對于唐太宗的天下治理而言，究竟是有利還是無利？答案十分簡單，無人不知。這就是為什么魏徵去世，唐太宗稱以人為鏡的道理。

三省制下，圍繞“王言”，有一個比較完備的“王言之制”，從程序上保證了“王言”成為朝廷集體意志的表達。三省制下，皇帝有想法，通常先跟中書省官員通氣，而中書省負責起草皇帝的最新命令。貞觀之后，即使在權臣當道如李林甫、楊國忠時代，也有一個“過門下”的問題，因為這是制度規定。沒有門下省的簽署，中書省所起草的命令就會始終處于起草狀態。門下省在唐初的地位十分重要，除了簽署“王言”之外，還有“政事堂會議”，也是由門下省負責人主持的。這就牽涉到另外一個決策權力的分層問題。

貞觀時期，中央決策是分層次進行的。一般政務，尚書省負責解決。尚書省的長官有兩位，稱作“左、右仆射”。尚書省有六個部門，即吏、戶、禮、兵、刑、工，這就是“六部”。每個部的領導稱作尚書，六位尚書加上兩位仆射正好八人，他們的辦公會議叫作“八座議事”。全國的政務，在分工上，都分別隸屬于六部，所以八座議事能夠處理全國范圍內的重大事宜。疑難重大問題，要上報宰相會議，即“政事堂會議”。唐朝是群體宰相制度，一般而言，中書、門下和尚書省的長官都是宰相，還有重要的部門如“吏部”“兵部”的尚書，也可能被任命為宰相。政事堂設在門下省，所以門下省的領導通常主持政事堂會議。政事堂會議，依然有解決不了的問題，或者宰相們意見有分歧，就要報告給皇帝，這就需要召開御前會議。貞觀時期，御前會議在兩儀殿召開，皇帝在那里跟自己的宰相們議事，不管多么困難都要在這個會議上解決，哪怕召開連續會議。通常會有這樣的誤解，皇帝制度下，無論大事小事都由皇帝說了算，其實更多的事情皇帝是無暇顧及的，畢竟人的精力有限。這種分層決策機制，保證了朝廷能集中精力處理重大國事問題。

為了保證三省制良好運行，決策過程不出紕漏，唐太宗鼓勵大家對皇帝的決定提意見。《貞觀政要》記載，貞觀三年（629），有一次唐太宗對大臣們說了這樣一段話：中書、門下兩省是重要機構，官員都是朝廷選拔任用的。詔敕（“王言”的具體概念）如果有問題，都需要提出來。最近感覺都是順從皇帝，沒有諫諍，不合道理。如果僅僅是簽署名字，誰不勝任，何必挑選人才？今后如果詔敕有問題，必須發言。我們看到，皇帝關心的是決策是否存在問題，沒有一絲一毫擔心皇帝的面子，至少皇帝的權力意識很淡薄。該提的意見不提，才是不盡職。正是因為政治文明的基礎制度健全，貞觀之治的昌盛才得以實現。

其二，社會和諧的楷模。作為政治指導思想，“以人為本”可以說是儒家的基本政治思想，其實這也是政治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唐太宗強調民眾的重要性，深明“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政治辯證法，所以出臺輕徭薄賦、藏富于民的政策，讓貞觀時期出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景象。唐朝以后的人們，通常把貞觀之治看作中國歷史上治理卓越的代表，而在唐朝以前，通常都把堯、舜、禹“三代”作為代表。社會和諧與否，事關重大，所謂社會和諧，就是社會基本矛盾緩和，政治體系與社會體系之間相安無事。

研究者普遍認為，貞觀時期的“以人為本”政策，得益于隋朝滅亡的政治教訓。貞觀時期的君臣，都參與了隋朝滅亡的過程，親眼目睹了隋朝的敗亡。隋朝是一個富強的朝代，統一南北朝，完成了一個重大的歷史使命。隋朝政府極為富有，以至于隋朝滅亡多年以后，唐太宗和他的大臣還在討論隋朝留在關中的糧食還能吃多少年的問題。隋朝敗亡的癥結就在于政府與百姓關系不和諧，錯誤的政策終于促使人民走上反抗暴政的道路，所以不過兩任皇帝就土崩瓦解，僅僅存在三十八年。讀《貞觀政要》會有一個突出的印象，唐太宗君臣討論隋朝問題遍布全書，隋朝的覆轍讓貞觀君臣重走民本路線，于是贏得了民心，成就了貞觀之治。

“以人為本”是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從《尚書》開始強調“民為邦本”之后，歷代思想家都強調民本主義。孔子認為，人民的信任是國家賴以存在的基礎，“民不信則國不立”。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早期儒家到西漢時期，經過董仲舒的改造，吸納其他思想派別的有益成分，具有了綜合性的特征，最終被政府確立為中國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思想體系，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意識形態說到底就是國家的政治倫理，不僅是政府引導社會的工具，也是社會監督政府的工具。因為國家、社會共同價值體系的存在，所以國家的是非曲直就有了判斷標準，而沒有政治倫理的政府可以直言為野蠻政府。儒家思想，在西漢時也曾被批判為“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但本文以為，貞觀之治的成功，可以看作是儒家傳統政治思想的成功實踐。

其三，崇高的國際地位。眾多國家的同時存在，構成國際社會。國際社會的聯系日益緊密，是“大航海”之后。傳統的國際社會以國際區域的方式存在著。日本學者認為，古代東亞存在一個漢字文化圈，那其實就是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社會。到隋唐時期，由于唐朝在貞觀四年（630）平定了東突厥，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唐太宗被國際社會尊奉為“天可汗”，成為國際社會的領袖。此后，凡是承認唐朝皇帝為天可汗的國度，都會聽從天可汗的號令。在中國的史籍中，也把這些國家稱作“外臣”。日本學者認為，圍繞天可汗，存在著一個準國際組織，中國的皇帝作為這個組織的頂端，維系著當時的國際秩序。唐太宗是第一位天可汗，唐朝后來的皇帝，都繼承了這個稱號。

天可汗的影響所及，當然不是整個地球，但就當時的人類文明而言，將近半壁江山。古代世界的中心舞臺是歐亞大陸，美洲、大洋洲以及非洲南部，都不在人類的視野之內。中國是東方的中心國家，因為東方古老文明區較少，中國成為十分孤獨的文明。亞歷山大東征的時代，西方還不知道中國的存在。但阿拉伯帝國興起吞并薩珊波斯（今伊朗）的時候，薩珊的太子曾經奔赴唐朝求兵。聯系加強了，但空間距離還是限制了這種聯系。唐朝最終拒絕出兵，但唐朝的國際影響自然已經越過中亞。唐朝往來波斯、阿拉伯地區的使者不斷，政治聯系已經確實建立起來。國際地位的提高，只能是水到渠成，刻意追求國際榮譽，往往得不償失。

唐朝的長安是世界大都市，西域各國的客商、東亞各國留學生往來頻繁。周邊各民族首領，很多都接受唐朝的官職，長安也是常來常往。胡人藝術、服飾在長安十分流行，處處都顯現出異域風情。吸引力是軟實力的綜合代表，說唐代長安是當時世界的文化中心，并不過分。

貞觀之治發生的時候，是秦漢以來中國政治文明日益成熟的時期。尤其是擺脫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士族門閥政治，確立了三省制、科舉制等新制度因素，給整個社會帶來了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中國迎來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大好時期，繼承歷史與文化的積極成果，唐朝邁開了歷史性的腳步。

用吳兢的語言表述，即“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貞觀之治，是傳統中國文化治國理政的榜樣。即使今天看來，也不無自豪！

《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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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孟憲實

出版日期 2026.01

內容簡介

“玄武門之變”是中國史上極為血腥殘酷的一場宮廷政變。玄武門前，李世民布局精密，執行果斷，一箭射穿兄長咽喉。在中國古代，用暴力奪取政權的事件，史不絕書。然而，在暴力奪權者中，畢竟很少有人能取得李世民后來那樣輝煌的成績。

“貞觀之治”自古為史家津津樂道。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善于納諫、勵精圖治，不僅創造了君主時代文明的政治環境與和諧的君臣關系，奠定了唐朝三百年制度基業，還成為此后千年中國的明主典范。

貞觀時代的誕生與發展，離不開太宗的英明。但僅“英明”兩字，不足以解答太宗能創造如此輝煌業績的全部原因，更不能解釋玄武門前的血腥殺戮。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李世民究竟經歷了什么？本書立足史料，探掘文本深處的歷史隱微，探討無法明言的人物動機，解答了為什么在這個時代，為什么是這位帝王，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

《唐高宗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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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孟憲實

出版日期 2026.01

內容簡介

傳世史書多認為唐高宗“軟弱無能”，但它們卻無法解釋為什么高宗時代擁有唐代最遼闊的疆域，高宗之后能有“開元盛世”的到來。事實上，唐高宗外圓內方、膽大心細，敢想敢為。沒有高宗時代的發展、鞏固、鋪墊，“貞觀之治”就只是短暫的高潮，“開元盛世”將成為無源之水。無論用“君主無為”的傳統政治思想還是實際達成的事功來衡量，高宗都是一個成功的皇帝。

史書之所以如此描繪唐高宗，無非是由于他培養的武則天用“武周”取代了“李唐”。后來的史家要為防止再出現女皇專政的局面，必須可以為戒的史實。因此，他們寧愿“弱智化”唐高宗，而犧牲歷史的真實。本書在梳理、甄別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大膽為高宗正名，為我們描繪了一個不一樣的唐高宗。

孟憲實

孟憲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隋唐史、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著有《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敦煌民間結社研究》《出土文獻與中古史研究》《武則天研究》等著作，在《歷史研究》《北京大學學報》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兩百余篇。曾在《百家講壇》主講《玄武門之變》《貞觀之治》《唐高宗的真相》等。2006年，與作家阿城合作擔任大型歷史電視劇《貞觀之治》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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