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全國兩會傳出的多個關于提高農民養老金的熱議,讓巧哥心里久久不能平靜。
尤其郭鳳蓮,她直言每月200塊的養老金“對農民有點兒太虧了”。
“太虧了!”這三個字,讓人覺得字字千鈞,砸在人心上。
為什么說“虧”了?因為我們的父老鄉親,正在用生命踐行著一句鄉村的流行語:“咱農村人干到臉朝天,腳伸直才不干。”
巧哥的鄰居爺爺,八十多歲還在干農活,去世的那天還在地里。隔壁的奶奶,走的前一天還在菜園子里忙碌。這絕不是個例,而是中國農村極其普遍的縮影。是他們天生賤骨頭,七老八十了還閑不住嗎?當然不是!是他們不愿向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子女伸手。
如果你去農村走走,看到那些在田間地頭佝僂著腰的身影,十有八九是上了年紀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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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韓秋香在給農民培訓時發現,課堂里40歲的寥寥無幾,50歲的稀稀拉拉,60至70歲的老人反而是“中堅力量”。她問一位老人咋還不歇歇,老人的回答只有四個字:“不干咋辦?”
這就是底層最真實的邏輯。如果每月能有一份五百乃至千元的養老金,讓他們覺得手頭有點錢,看病買藥不用看兒女臉色,誰愿意在風吹雨打的田地里“背朝天”地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拿出了實實在在的“藥方”。山西的雷茂端代表建議用3年時間,把70歲以上農民的基礎養老金提到500元 。張學武代表的步子邁得更大,建議分五年提到1000元 。這些數字背后,是對農民的尊重。
然而,每當提出給農民漲養老金,網上總有一種“理中客”的聲音:“農民沒繳養老保險,憑什么拿錢?這不公平!”
說這種話的人,要么是壞,要么是忘本。
早在2009年12月,巧哥就發表了《對不起農民的中國人》,在該文中講到農民的話語權問題,農民從來還沒有享受到國民待遇問題,中國的窮人大多在農村,金融剪刀差、土地價格剪刀差、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勞動力價格剪刀差,使得農業長期處于虧損狀態。巧哥著重剖析了計劃經濟年代和改革開放后農民的偉大貢獻。
今天,巧哥不想談情懷,只想用幾筆粗線條的賬,跟這些朋友算算,農民到底繳沒繳?
第一筆賬叫 “價格剪刀差” 。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農業投入”總課題組估算,在1950-1978年的計劃經濟年代,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從農業身上提取了約5100億元用于工業化起步。改革開放后,這個差額不僅沒縮小,在1979-1994年間反而擴大到15000億元 。
那個年代,農民餓著肚子,把最好的糧食交了公糧,城里人吃的平價糧,每一口都浸透著農民“勒緊褲腰帶”的奉獻。
巧哥生在農村,長在農村,還當過八年農民。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父輩們用獨輪車推著最好的糧食交了公糧和公購糧,。碰到欠收年,我們一年有半年是吃不飽飯的,菜煮粥,蘿卜絲煮飯是飯少蘿卜絲多,到了冬天只吃兩頓,也吃不飽。
后來責任田到戶,不再餓肚子了。巧哥推著獨輪車,把家里最好的糧食交了公糧,還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家。
第二筆賬叫 “勞役付出”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義務工”是什么。修水庫、挖河道、建公路,都是農民自帶干糧、扛著鐵耙、推著車,無償去干的。僅1950年到1978年,累計就有300億個工作日 。
據官方做出的“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后,全國農民每年減輕負擔約1250億元”結論,按此計算,僅改革開放后28年,農民的累計超額稅費、勞力付出就多達3萬多億,占其收入的15%左右。我們今天引以為傲的龐大基礎設施,那一磚一瓦上,哪個沒有農民的汗漬?
當年農村只要男的到了18歲,就要做義務工。為此巧哥在農村務農8年,每年都要去外地做“義務工”。我們駐扎在工地附近的村莊農戶家,大家一字型打著地鋪,早上6點起床,吃完早飯就去工地,午飯在工地吃,吃完接著干,一直干到天黑,在工地的時間大概十一小時左右。無論是晴天,還是刮風下大雨,都是如此地干。
第三筆賬叫 “土地出讓金” 。從1999年到2025年,各級地方政府累計實現土地轉讓收入約83萬億。這其中約90%來自于征用農村土地。刨去拆遷補償和農村建設,仍有約40%(約33萬億)被用于城市建設和行政支出 。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當土地被征收變成高樓大廈時,農民失去了最后的保障,這筆巨大的財富反哺了城市,如今到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時候,給農村老人發點養老金,怎么就成了“福利負擔”?
巧哥當年也去城里打過工,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
也正因為有了這種經歷,巧哥始終不敢忘!后來雖然離開農村,但依然關注鄉村,常去農村調研,始終為農民鼓與呼,以至成為全國發表三農評論和雜文最多的人,被媒體稱為“農民評論家”。
著名雜文家阮直先生在一本書中寫道:洪巧俊先生對農民和農村問題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體會,在民間影響深遠。當時,他也是中國“三農”問題和取消“農業稅”最早的提出者之一,遠遠早于那些專家,也算是“三農”領域里的一條“鯰魚”效應的制造者,為中國“三農”問題專家、學者提出了另一種角度的思維,來考量“三農問題”。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主編的《時論中國》稱巧哥為“知名三農研究學者”。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巧哥由于創作成績突出,被破格錄取到縣委宣傳部工作后,寫了一篇新聞故事《糧販子碰壁記》發表在江西日報頭版上,時任江西省省長的吳官正看后,當即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給農民王月忠,感謝王月忠的無私奉獻,不把余糧高價賣給糧販子,而堅決賣給了國家。
這就農民的奉獻,農民的家國情懷!
農民這些付出,難道不是隱性地繳納了社保金 ?
鳳凰網的評論說得好,他們是共和國的“原始股東”,現在企業做大了,給老股東分點紅,天經地義。
更何況,給農民漲養老金,絕不僅僅是在花錢,更是在“掙錢”,是在給死氣沉沉的農村消費市場注入活水。
經濟學上有個概念叫“邊際消費傾向”。給大款發一萬塊,他可能存進銀行或者買張機票出國了;但給農村老人多發兩百塊,他立馬會去鎮上割兩斤肉、買幾盒藥、給孫子買件新衣服。
這筆錢花出去,不是打了水漂,而是變成鄉鎮超市的流水、鄉村醫生的診費、農資店的生意,最終激活的是整個國內大循環的“神經末梢”。正如代表韓秋香調研所見,農村老人的錢多花在本地,經營者也多是農民,能形成消費的倍數效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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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24年的就業數據,全國約8200萬60歲以上的農村戶籍人口仍在勞動崗位上,占農村老齡人口的63%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本該頤養天年的年紀,超過一半的人還在為了生存苦苦掙扎。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道義問題。
讓農村老人“腳伸直”的那一天,能是在自家的床上安詳地閉上眼睛,而不是倒在勞作了大半輩子的田埂上。
提高農民的養老金,不是施舍,是還債。還能起到刺激消費、活躍經濟的作用,又能提高農村老人的幸福指數,和諧鄉村社會,何樂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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