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星環聚能CEO陳銳：以上海為核心，長三角將成為獨一無二的核聚變產業重鎮

星環聚能創始人兼CEO陳銳受訪(0:29)

“永遠還有50年”，昔日科學界對可控核聚變商業化前景的質疑正在加速瓦解。高溫超導材料規模化降本、資本潮水持續涌入、疾馳人工智能助攻，在驅散聚變商業化悲觀論調的同時，重新定義了人類與“人造太陽”宏大愿景之間的距離。調侃與懷疑退場之際，終極能源的輪廓日益清晰：核聚變不再是傳說，而是正在孕育成型的現實。

星環聚能CEO陳銳是這場征途中的樂觀現實主義者。他與清華同窗譚熠2021年創辦的星環聚能，是國內可控核聚變商業公司中的現象級企業。核工程科班出身的經濟學博士、數年前的聚變衍生技術創業經歷，讓陳銳及其率領的星環聚能與生俱來“更快、更經濟實現聚變發電”的基因——作為民營企業，必須在與聚變國家隊及國際同行的競速中跑出領先身位，更早建成商業示范堆。

更進一步，他們的競爭對手不是同行、不是其它聚變技術路線，而是火電、新能源等當前主流的能源品種，唯有把電價打得足夠低、把成本壓到極致，才能贏得商業生存空間。

星環聚能投資的國內首臺負三角球形托卡馬克裝置NTST，即將在上海開工建設，這是其下一代工程驗證裝置及商業示范堆的序曲，使其有望在2033年前后成為全球最早實現聚變能源商用的企業之一。三四十年前，上海是中國核電產業的搖籃，上海產業鏈托舉出的秦山核電站結束了中國大陸無核電的歷史。如今，憑借前瞻投資、政策支持和長遠布局，這座城市站上人類探索終極能源夢想的最前沿。

“一半以上的主機廠集中在上海、產業鏈大部分匯聚在長三角，如果可控核聚變真的實現了，長三角將成為聚變產業的重鎮，目前來說是唯一的高地。”2026上海全球投資促進大會前夕，陳銳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

圖為星環聚能和清華大學共同建設的SUNIST-2球形托卡馬克裝置

上海，重倉核聚變

相似的一幕，在上海頻頻上演。

今年1月，星環聚能順利完成A輪融資，融資金額10億元，刷新國內民營聚變企業單筆融資紀錄。本輪融資由上海國投旗下上海科創集團、上海未來產業基金領投，中金資本、上海嘉定科投集團聯合領投。同月，由復旦大學、上海未來產業基金、海桐國際創新中心、中科創星、啟盈同創共同孵化的東昇聚變宣布完成數億元天使輪融資，堪稱“超級天使輪”。去年11月，可控核聚變高溫超導磁體企業翌曦科技完成新一輪融資，由上海科創集團、上海未來產業基金、交大母基金共同投資。去年8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諾瓦聚變收獲5億元天使輪融資。

國家隊與民企新銳在此會師。2025年7月，注冊資本達150億元的巨無霸中國聚變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掛牌成立。該公司的股東陣容頗為豪華，除中核、中石油外，第四大股東上海未來聚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規模達100億元的上海未來產業基金旗下分支之一。

聚變之城，躍然眼前。

“‘十五五’之后，大家對核聚變的重視程度普遍提高，因為國家層面的頂層文件已經有了明確指引。但上海是國內大城市中第一個在‘十五五’政策明確之前就開始關注可控核聚變行業，并為此設立了專門的基金。政策的先見性，是吸引星環聚能選擇上海的首要原因。”陳銳對澎湃新聞剖析稱，除政策因素外，聚變產業鏈非常長，包括磁體的帶材、大型機械加工、電子元器件、診斷設備等。聚變裝置中很多技術挑戰人類極限，上海及長三角地區在超導材料、大型精密加工、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基礎雄厚，以上海超導、上海電氣為代表的企業均已成為聚變領域的重要供應商。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和風險分擔機制，培育發展未來能源、量子科技等未來產業。核聚變顯然是未來能源的主角，在此之前，上海已經沖在前頭。

2024年3月印發的《上海核電產業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2024-2027年）》就已提出可控核聚變技術突破工程，推動核聚變能量增益實現工程化突破，建成國際先進的聚變能源中心。2025年10月，上海發布《關于加快推動前沿技術創新與未來產業培育的若干措施》，明確將可控核聚變作為未來能源重點領域，并發揮未來產業基金引導作用予以精準扶持。

以星環聚能為例，上海國投兩度領投并推動其落地上海，大大助推了未來能源產業從科學實驗到商業應用的關鍵跨越。在最新一輪融資前，星環聚能變更了公司注冊地，正式遷入上海。

超前布局的政策力推、資金彈藥持續充盈、上下游高度協同，使上海成為星環聚能等聚變公司的最優選擇。聚變圈流行一句話，做核聚變裝置的企業想融資成功，首選上海。更大的共識在于，中國可控核聚變發出的第一度電，必然發生在上海。

僅2025年，就有5家聚變公司落地上海。一位中國聚變能源有限公司高管曾告訴澎湃新聞，選擇落戶上海，是國家意志、城市稟賦和科學規律的最佳結合。這既是基于現實條件的務實選擇，也是面向未來、塑造全球科技競爭格局的戰略布局。后續應該還會有更多聚變公司在上海落戶或者誕生。

“大方向確定后，政策在持續精準化。”身處一線的陳銳最能敏銳感知水溫的變化。

目前，上海在可控核聚變領域已形成多路徑技術布局，涵蓋磁約束聚變裝置（如托卡馬克、場反位形和仿星器，并在高溫超導托卡馬克等前沿方向開展探索）、慣性約束聚變（激光聚變）以及磁—慣性聚變等技術方向。“可控聚變是一場已知終點的長跑，全球范圍內呈現出多路線并舉的態勢。雖然50%以上的裝置都聚焦在托卡馬克，但我認為哪怕在終局，也未必是托卡馬克一家獨大。上海堅持多技術路線并舉的先進理念，是在國際核聚變科技激烈競賽中的戰略智慧。”陳銳對澎湃新聞表示。

核聚變，會復刻新能源車的成功故事嗎？

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到2000年將有幾個商業核聚變反應堆”的預測聲音。然而開發聚變能的難度超乎想象，人類已為之付出半個多世紀的努力，這仍被公認為人類歷史上最難的工程科學挑戰之一。一個典型案例是，受部件制造精度、材料故障修復及成本超支等工程挑戰，多方合作的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實現“第一等離子體”時刻的最新時間表較原計劃大幅推遲。 ITER 最初計劃耗資約50億美元，如今的成本預算已飆升至220億美元以上。

讓兩個小原子核變成一個大原子核釋放巨大能量，要做到這一點，眾多原子核必須被約束在一個小空間內，以增加碰撞的機會。在太陽中，其巨大的引力所產生的極端壓力為核聚變的發生創造了條件。要想在地球上復刻這一過程，原子核需要在上億攝氏度的極端溫度下相互碰撞，以使它們能夠克服相互間的電排斥力。

星環聚能所選擇的，是一道“窄門”。

傳統的托卡馬克裝置等離子體外形就像一個巨大的甜甜圈，星環聚能所押注的小型球形托卡馬克路線卻更緊湊。這一設計的優缺點同樣明顯——優點在于尺寸小、投入少、建設速度快，能實現快速迭代，大幅簡化裝置結構意味著造價的大幅降低。“大型裝置的容錯空間相對大一些。但如果要極致壓縮成本，必須盡可能讓它小。這是在確保效率不發生太大變化前提下的足夠小，對結構設計、機械性能、材料而言都是更嚴苛的挑戰。”

若從商業化發電競爭力的終極目標倒推，陳銳認為，上述工程上的極限挑戰劃得來。

他算過一筆賬：傳統大型托卡馬克建成能量增益Q＞1的裝置造價超過150億元，而星環聚能的下一代裝置實現Q＞1的造價僅15億元左右。

“問題并沒有減少，但我們解決問題的速度急劇變化了。”星環聚能首席科學家譚熠不久前在一場訪談上談道。

圖為星環聚能高溫超導磁體車間

燃燒等離子體、耐輻照材料、氚循環是聚變仍須越過的“三座大山”，但臨界值的變化正在重塑聚變商業化的時間表與經濟性邊界。

核聚變等離子體具有極高的溫度與能量，處于非常活躍、不穩定的狀態，在裝置運行過程中，通常需要對外部的磁場進行毫秒級的動態調整，來長時間維持對等離子體的約束。有資深行業人士對澎湃新聞解釋稱，在傳統的控制手段下，這一過程需要人工設定精密的控制邏輯，配置大量的控制參數來完成。AI技術在該任務上可以實現類似“自動駕駛”的效果，通過深度學習模型對大量歷史實驗數據進行學習，掌握等離子體的演變規律，可以構建出聚變裝置的“數字孿生體”，進而設計出一個強化學習的智能體。

“AI能提高百分之二三十的效率，這是目前我們能做到的。但我們更期望的是AI能成倍提升我們對于等離子體控制能力。”陳銳坦言，AI之于核聚變的效用仍待提升。“理論上而言，以AI數據驅動的方式來獲得等離子體集群運動規律反而更有優勢。從過去一兩年來看，AI的進展仍令人樂觀。”

另一大變量來自產業鏈的重塑。

“客觀而言，可控核聚變尚沒有建成完整的產業鏈。”陳銳對澎湃新聞說道。這意味著作為下游采購方的星環聚能，此前不得不親自推進本該由供應鏈承擔的工作，比如“手搓”磁體。國家隊的進場，直接加速了中國聚變產業化的整體進程。

2023年以來，兩支聚變國家隊相繼成立：由中科院等離子體所牽頭成立的聚變新能，注冊資本145億，由安徽國資、中石油昆侖資本等共同以貨幣出資；中核集團西南物理研究院為班底的中國聚變能源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50億，由中核集團、中石油昆侖資本、上海國資等共同以貨幣出資近120億。

極大提振市場信心的同時，政策聚焦和國家隊攜巨資介入帶來了直接利好：催化聚變產業鏈加速成型。陳銳明顯感覺到了由此帶來的良性循環，“現在很多供應商哪怕虧錢，也愿意進入這個行業。這是之前很難見到的。”

這令其更加切身理解了中國在風電光伏、新能源車領域締造的成功案例。即在一項新技術商業化前，通過政策引導工業能力向產業鏈靠攏，進而迸發出極強的市場競爭力。

這是中美聚變領域最大的差異所在。中國在新型舉國體制下推進聚變產業化，國家隊與民營企業協同推進；美國也不乏政策支持，但純靠私營企業在資本市場獲得支持。這也可能成為雙方在聚變賽道激烈競爭中的關鍵勝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