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業態，為女性打開更廣闊就業之門”

法治日報記者 趙麗 法治日報見習記者 張嘉幸

清晨六點，天剛蒙蒙亮，在北京從業的“95后”外賣騎手王悅（化名）已經戴好頭盔、檢查餐箱，騎著電動車匯入城市早高峰。送完早高峰訂單，她得趕回家照顧年幼的孩子，稍作休整后再次上線接單。像她一樣，越來越多的女性從事外賣配送、網約車、電商直播等新業態，撐起家庭與事業的“半邊天”。

從工廠流水線到數字平臺、從固定考勤到彈性工時，新業態為女性打開了更廣闊的就業之門，也推動勞動權益保障從傳統模式向數字時代轉型。近日，記者走進新業態女性勞動者群體，記錄她們在數字經濟中的奮斗身影，探尋法治護航“她權益”的實踐與前行方向。

女性從業更有底氣

“如果不是新業態，我可能還困在‘要工作還是顧孩子’的兩難里。”王悅坦言。此前，她在一家工廠上班，三班倒、嚴考勤，孩子生病時常常分身乏術。成為外賣騎手后，時間自主、多勞多得，既能陪伴孩子成長，也能實現經濟獨立。

和她有著相似經歷的，還有在北京開網約車的司機張女士。四十多歲的她，曾被不少用人單位拒之門外。進入網約車行業后，她憑借細心、耐心和服務評分高，收入穩定。

“平臺不卡性別，只要愿意跑，就有收入。”張女士說。

河北人林曉（化名）是一位全職媽媽，借助直播電商重新就業。從對著鏡頭緊張到語無倫次，到熟練介紹產品、維護粉絲，她不僅實現了自我價值，還帶動身邊幾位全職媽媽一起就業。

“直播、自媒體、線上設計，這些新業態更包容，讓女性有了重新出發的機會。”林曉感慨地說。

在她們的背后，是不少女性進入新業態領域就業的現狀。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教授、經濟法教研室副主任張麗云認為，依托網絡場景實現線上就業，有效降低就業門檻，為女性兼顧家庭與就業提供了便利；靈活化、非典型用工模式打破傳統勞動關系束縛，拓寬女性自主就業與收入渠道；自媒體、自主經營等新業態契合女性特質，為女性平等參與勞動力市場、實現自我價值提供了更加包容的發展空間，從就業形態層面強化了女性勞動權益的可及性與發展性。

“新就業形態也為女性勞動者法治權益保障創造了有利條件。”張麗云說。我國不存在針對女性的制度性壁壘，女性廣泛參與社會就業，經濟與社會參與度高，性別平等的社會基礎穩固。在司法保障層面，婦女權益保障法構建了完善的維權體系，輔以到位的法治宣傳教育，讓婦女司法救濟渠道暢通有效。

“當前我國婦女權益保障事業整體呈現穩步向好的發展態勢。”張麗云說。

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教授李雄表示，在國家政策層面，從“支持新就業形態發展”到“推動新就業形態健康發展”，表明當前我國新業態女性勞動者的法治權益保障現狀整體呈現從政策驅動向法治保障轉型的趨勢。

仍有法治難題待解

靈活的背后，也有不為人知的壓力與隱憂。

王悅告訴記者，跑單時不敢多喝水、不敢久歇，怕超時、怕差評；生理期、惡劣天氣里，爬樓、趕路格外吃力，“但想到獎勵和扣款，只能咬牙堅持”。

張女士也有相似困擾，夜間接單存在安全顧慮，孕期、哺乳期無法出車，沒有收入。林曉則坦言，行業競爭激烈、規則變化快，收入不穩定，一旦生病或停播就失去經濟來源，“我很努力，但心里總少一份踏實感”。

李雄告訴記者，新就業形態的“新”，也導致勞動關系認定困難（如支配性勞動管理標準模糊），影響權益保障。女性勞動者也時常面臨社會觀念偏見、生育相關等問題。

在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建峰看來，受平臺用工特點與監管短板雙重影響，新業態女性勞動者的法治權益保障仍存在不足：從監管的角度看，平臺用工監管更多是政策指引、行政指導等柔性措施，監管機制較弱；從平臺用工管理角度看，管理過程中會忽視性別以及人的個性化因素對勞動和勞動管理的影響。

“此外，遠程工作中隨時上下線等用工形式，便捷了女性勞動者兼顧工作和家庭，但同時也帶來了負擔。平臺積分、獎勵等體系未考慮女性的一些特殊需要，也給女性帶來了與男性競爭中的過重負擔。”沈建峰說。

李雄表示，新業態女性勞動者在維權過程中主要面臨兩大困境：一是維權認知不足；二是新業態下勞動關系認定困難，直接影響維權路徑與風險防控。

推進國家層面立法

可喜的是，各地出臺的一項項針對性舉措，正在照亮新業態女性勞動者的前行之路。比如福建規定平臺算法需考慮女性生理特點、廣東省佛山市推出新業態女性靈活就業保險……

地方探索的背后，是法治完善的迫切需求。

“部分地方已推出針對性舉措，但缺乏統一標準，需盡快推進國家層面立法。”李雄強調道。

張麗云表示，當前婦女權益保障制度待完善之處，主要集中在勞動法及勞動基準制度的優化調整上。一方面應加快健全彈性用工機制，更好適配女性就業與家庭照料需求；另一方面針對新業態就業群體，在非傳統勞動關系形態下，統一規范其社會保險權益保障及其制度安排，應成為下一步立法完善的重點方向。

李雄建議，新業態女性勞動者法治權益保障應從三方面推進：明確就業是發展動力而非發展成本；堅持制度先行，強化前瞻性立法供給，切實破解實踐中的問題；完善爭議解決機制，修改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將新就業形態相關糾紛納入調整范圍。

受訪專家認為，在推動立法之外，政府、平臺企業、社會與女性勞動者應多方協同發力、同向而行，方能有效保障新業態女性勞動者權益。

“對于政府而言，應該結合新業態的特點，對職工勞動保護標準予以適當調整。”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范圍說，比如對女性外賣騎手而言，孕期的勞動保護要有更加嚴格的規定；因為她們需要在外奔波，涉及交通安全以及爬樓等勞動強度問題；還需加強勞動監察執法，尤其是對于平臺企業及其合作方的違法行為予以嚴格處罰。

對于平臺企業而言，范圍認為，應該采取女性友好的勞動管理策略，尊重女性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按照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的標準落實相應的社會責任，比如強化對于“三期”（孕期、產期、哺乳期）女性勞動者的保護，在App上建立女性勞動者的特別求助報警機制等。完善考核標準，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張麗云認為，各級工會組織應積極介入，從算法設計源頭提出改進建議，推動優化算法規則。

“從平臺企業來說，應立足平臺經濟和數字技術在組織生產方面的優勢發展用工管理技術，提高生產水平，推動算法向善，針對女性的性別特征進行必要的保護性算法設計，改變依靠政策紅利獲取發展機會的思維。”沈建峰說。

在他看來應從三個方面進行安排：應將涉及女性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因素納入算法考量中，并合理設置其比重和參數；在算法規則形成過程中經過民主程序時，應有一定數量的女性勞動者獲得參與和表達的機會；針對女性勞動者相關問題設置申訴和投訴途徑，及時糾正算法瑕疵引發的問題。

“對于社會而言，應該營造更加公平的職場環境。”張麗云說。

“就當下來說，希望算法能更懂女性，希望社保能全覆蓋，希望維權能更簡單。”這是無數新業態女性共同的期盼。

記者手記

今年“三八”國際婦女節，我們把目光投向一群奔跑在數字時代的女性——她們是穿梭街巷的外賣騎手、是守護出行的網約車司機、是屏幕前的主播、是云端上的客服。她們正在借助平臺重新定義職場，用雙手撐起家庭與事業，也讓我們看到，新業態正在為千千萬萬普通女性打開一扇通往平等與尊嚴的大門。

采訪中，最打動我的不是宏大的政策表述，而是一個個鮮活又堅韌的瞬間：為了兼顧孩子選擇靈活跑單的媽媽，在風雨里依舊保持微笑；因年齡與性別曾被拒之門外，卻在平臺上靠服務贏得尊重的大姐……她們平凡、樸素，卻有著最真實的渴望——想要一份有尊嚴的工作、一份有保障的生活、一份不被忽視的溫柔對待。

也正是在與她們的交談中，我更深刻地讀懂了“新業態權益保障”這一命題的重量。靈活，不代表可以無底線；新就業，不意味著可以脫離保護。當算法只認效率、不問性別，當用工只講規則、不顧差異，當勞動關系模糊，她們的每一次奔跑，都藏著不為人知的艱難與隱憂。

這也正是我們持續關注、持續追問的意義所在。法治的溫度，不在于條文的嚴密，而在于能否照進最細微的角落；權益的保障，不在于口號有多響亮，而在于能否真正托舉起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

令人欣慰的是，從國家層面不斷完善婦女權益保障體系，到地方探索算法向善、專屬保險等暖心舉措；從專家學者持續建言獻策，到平臺企業逐步承擔社會責任，我們看到，保護新業態女性勞動者，正在從社會共識走向法治實踐。

法律在進步，政策在完善，而我們的記錄與觀察，也從未停止。

愿每一位新業態女性，都能被看見、被尊重、被守護。愿算法多一分善意、規則多一分包容、法治多一分力量。愿她們不必在家庭與職場之間艱難取舍、不必在生理與現實面前獨自硬扛。

數字時代風起云涌，而法治之光，終將照亮她們前行的每一步。愿每一位“她”，都能在自己的賽道上，安心奔跑、從容綻放，在新時代的廣闊天地里，擁有屬于自己的公平與榮光。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