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圓心、1.5小時交通距離為半徑畫圓,14座城市,聚集1.1億人口……作為全國首個跨省域都市圈國土空間規劃,《上海大都市圈國土空間規劃(2025—2035年)》3月11日即將公示期滿。科創、產業要“破圈”、要協同,通勤、生活要“入圈”、要融合,在“十五五”開局之年,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路徑越發明晰,一個個具象化、可感知的場景躍然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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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衡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
大都市圈
一體化發展的重要載體
“‘十五五’規劃綱要里,上海國際科創中心變成了上海(長三角)國際科創中心,意味著上海國際科創中心建設擴容了,范圍擴大到長三角。”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權衡關于國際科創中心建設與上海大都市圈的解讀,是從一個括號開始的,他說,上海國際科創中心擴容背后的邏輯,就是大都市圈與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協同發展。
科技創新如何在長三角區域內更好地協同,需要優勢互補、合理分工,就像基礎研發,投入很大,同一個研發不需要大家都去做,通過區域合作,在更大范圍內形成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資金鏈有效協同,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科創如此,經濟發展也一樣,在一個“圈層帶”里,要優勢互補、合理分工,一個產業在長三角要形成產業體系,更需要合理的資源配置,這樣才能形成“世界級科技創新策源地”和“世界級產業集群”。
權衡說,大都市圈規劃和建設是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重要載體,相對于政府層面的規劃,大都市圈更強調空間經濟規模,“它是基于市場配置資源和經濟天然的聯系度”。“上海作為龍頭城市,在長三角形成有若干個城市群,形成一種空間規模效應,體現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的優勢。”
“大都市圈的背后反映的是市場協同和產業協同,區域的分工合作其實就是企業在不同地區的資源最優配置,尋找上中下游和大中小企業的協同效應。政府規劃要順應這個趨勢,不搞地方保護主義,不搞市場壁壘,不搞不同地區之間的內卷。”權衡說,一體化發展的同時,也要高質量發展,“如果科技創新不能協同進行,不能有大的突破,就無法實現高質量發展。”
上海大都市圈在世界六大都市圈中排名第六。“我們的差距在哪里?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密度投入產出強度等核心指標上,高質量發展都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因此,“強調大都市圈發展與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協同發力,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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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中堅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啟東市委書記
落子長江口
“滬啟同城”寫新篇
“上海大都市圈”對于和上海“一衣帶水”的啟東來說,并不陌生,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讓這種早已嵌入基因的相近相親的“情緣”,更為深切。“一體化發展,給啟東帶來的遠不止這些,位于長江入海口的啟東,能做的還有很多。”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啟東市委書記楊中堅說。
早在2023年,南通就提出了關于“共建長江口產業創新綠色發展協同區”的建議,將其作為南通落實、推動長三角一體化戰略的重要抓手。2024年,“共建長江口產業創新綠色發展協同區”被寫入國務院《關于持續深入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上升為國家層面重要舉措;2025年12月,協同區建設方案獲國家發展改革委批復,這一戰略構想,終由頂層設計走向全面實施。
沿海作為南通發展的“下一個萬億增長點”,“長江口”是重要的“棋眼”。“方案是一個整體的規劃,涉及交通互聯互通、產業創新協同協作、生態環境聯保共治等方面,整個長江口的產業發展,將以上海為龍頭,帶動整個區域的經濟一起騰飛。”這樣一個南通“卯足了勁”也要爭取的發展抓手,自然也是啟東發展的重頭戲,“這幾年圍繞長江口產業創新綠色發展,啟東做了不少工作。”
如何推動方案的落地?啟東在產業優勢互補的協同發展上,下足了功夫。“我們在張江有科創飛地,從上海招引的‘研發在上海,生產在啟東’的項目很多。去年,啟東招引的億元以上項目中有很多來自上海、蘇南。目前,我們和上海共建了外高橋集團(啟東)產業園等合作園區,集聚了啟東復旦醫學創新研究院、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啟東研究院等科創平臺,更好承接前沿科技成果產業化落地和優質產能外溢。”楊中堅說。
這樣一種協同發展的模式,是互利共贏的。上海的空間密度大,利用強大的科創實力和高端人才優勢,專注研發,而將生產放在啟東。對于啟東而言,企業過來了,帶動的是就業,是消費,是地方稅收的增長,更重要的是,拉動了企業周邊產業鏈的發展,形成集聚規模和效應,從而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科技等各方面發展。
當然,大都市圈的發展并不只有產業,“滬啟同城”的篇章,也在老百姓不斷增進的“獲得感”里。這些故事里,有從上海坐班車去啟東買菜的張大爺;有為了談生意趕時間,乘坐低空載人飛機,30分鐘從虹橋直飛啟東的李先生;有在家門口就看上上海名醫的趙阿姨;有意氣風發在上海和長三角兄弟們一起馳騁球場的吳同學……“下一個五年,我們將持續深化與上海在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聯動融合,讓‘滬啟同城’成為一體化發展的最佳示范。”楊中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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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勇
全國人大代表、鹽城市大豐區區長
“蘇北選手”
要做“火車頭”助推器
江蘇鹽城,蘇北唯一入選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尤其是大豐區,和上海有著不解之緣。
上世紀50年代,10萬多上海知青奔赴大豐,參與建設的“上海農場”,歷經70多年風雨變遷,已成為上海市民的“米袋子”“菜籃子”“奶罐子”“肉盤子”。如今,規劃里點名的共建“滬蘇大豐產業聯動集聚區”,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浪潮里,給了大豐新的發展定位。“我們和上海是同一班列車,上海是火車頭,我們給的動力越足,這輛火車就跑得越快。”全國人大代表、鹽城市大豐區區長戴勇說。
滬蘇大豐產業聯動集聚區是由上海市政府和江蘇省政府主導成立的省際合作園區,重點發展“智能裝備、大健康、新材料”等產業,落戶了正泰新能源等一批企業。自2015年11月成立以來,實現經濟指標、項目質效、平臺能級全面提升,獲評國家綠色產業示范基地、長三角共建省際產業合作示范園。
經過多年的共同“經營”,滬蘇大豐產業聯動集聚區已經有了良好的產業基礎,而對于一體化發展,大豐要做的遠不止于此,在綠色低碳發展的新賽道上,大豐港經濟開發區零碳園區“橫空出世”,2025年12月入選首批國家級零碳園區建設名單。
“我們在這個園區內搞新型電力系統,做電碳因子核算,實現綠電在園區內物理可溯源、高比例、穩定消納,獲得了國際權威認證機構BSI綠電直連審定聲明。”對于企業來說,電能耗占企業碳排放的50%,大豐利用豐富的風光資源,在近些年綠電帶來的發展紅利基礎上,將應用場景不斷拓展。
這些看似和一體化“關系不大”的發展,卻是戴勇口中“滬豐聯動”的新陣地。“區域合作就要優勢互補,滬豐聯動不再是簡單的梯度轉移。我們零碳園區電碳因子數值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高端制造、研發可以在上海,但一些能耗高、碳排高的企業和產業鏈條,可以在這里脫碳。以前的優勢互補是空間、土地、勞動力便宜,現在的優勢是綠色低碳發展、零碳發展。”
在綠電的基礎上,大豐還在著力打造長三角綠色氫氨醇基地。“這么多的綠電,如何大規模就近就地消納?我們在探索把綠電變成氫、氨、醇,變成新石油,通過電化學等手段儲能,需要時可以變成綠色化肥、航空燃料、聚乙烯,從理論上講,可以變作無窮的東西,這是一個沒有邊際的藍海。”
在戴勇描繪的場景里,未來,企業不論是入駐大豐,還是在上海,都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受益于綠色低碳發展,實現生產生活脫碳。“這些雖然還在努力奮斗的過程當中,但路線圖已經有了,‘十五五’我們就要努力把它變成現實。”
“上海要建設‘五個中心’,我們把服務做好,‘五個中心’的優勢是不是就更明顯了?上海的科技、人才外溢,產業外溢,我們的一些資源一些優勢,也可以反哺上海,彼此間的連接會更加緊密。”戴勇說,市場從來都是雙向的,“你給火車頭提供的動能越足,它就會帶著你一起跑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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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黨委委員、副院長,生態環境研究所所長
上海大都市圈
有畫面可感知的長三角一體化
“我理解的都市圈,首先考慮的是生活和商業,然后是產業。以前說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總覺得比較抽象,如果是都市圈,一下子就具體起來,有畫面了。”不是從自己的專業領域出發,而是作為上海大都市圈的其中一員,全國人大代表劉銳說,上海大都市圈規劃把長三角一體化推進了一步,“以城市的建設和布局為抓手,統一規劃、統一布局、統一落實,大家達成共識,為同一個夢想努力。”
作為嘉興的代表,劉銳所在的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對于地處青浦、吳江、嘉善的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頗為關注。示范區揭牌6年來,劉銳也看到了“一體化”具象化的案例。“比如,青浦和吳江之間的元蕩橋,就是打通了省界的斷頭路,大大縮短了兩地的通行時間。再比如,跨省域辦事,不用來回跑,只需要就近辦理,這背后是數據的共享。”這些肉眼可見的變化,讓“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變得可感知。
高效便捷的通行圈,健全的同城化發展體制機制,這是劉銳認為的都市圈該有的“生活氣息”。
“都市圈可以由小到大,示范區是一個物理的空間,它是靜止不動的,但都市圈是流動的,就像水一樣,要素要流動起來,至于怎么流,就要有統一的規劃。”劉銳說,最典型的就是醫院和學校。“在一定的范圍內,醫院和學校怎么布局,應該是要根據區域實際情況,統籌協調安排的,而不是在離得很近的城市,重復布局。”
有了統一的規劃和布局,還要有明確的帶頭和分工。上海大都市圈規劃,明確了以上海為中心,由小到大劃出了帶動發展的半徑,“就像明確了誰是班長,誰要對這個事情負責,然后明確各自的分工合作,一起把一件事情做好。在這個規劃里,上海作為‘班長’,可以展開想象空間,為大家繪制共同的發展藍圖,共同的夢想,取得共識后,帶動大家一起去實現夢想。”
規劃明確嘉興要全面接軌上海,怎么接?劉銳說,這可以有很多場景和畫面,但無論如何,接軌并不是單向的承接,而是在明確分工的基礎上,作出自己的貢獻,和“中心”共同成長。“既然在上海大都市圈里,享受到相應的政策和福利,就要承擔起相應的角色,在‘中心’的帶動下,作出相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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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成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余村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
上海大都市圈
城市與鄉村間的“雙向奔赴”
安吉余村,三面環山,坐擁大竹海景區,是“兩山”理念的誕生地、見證地和紀念地。“我們村森林覆蓋率達90%以上,全年空氣優良,是上海大都市圈難得的‘生態綠肺’。”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余村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汪玉成說,隨著滬蘇湖高鐵的通車,上海到安吉僅需一小時,安吉成為了上海游客“周末微度假”的首選地,“去年我們村125萬人次的游客中,長三角游客是核心群體。”
在汪玉成看來,上海大都市圈規劃,對余村的發展來說是一個“雙向奔赴”的模式。上海大都市圈無疑是余村文旅發展的目標客源地,為了吸引更多游客,余村正不斷完善交通、住宿、餐飲、咨詢等全鏈條配套,統一品牌 VI 形象,構建智慧旅游體系,要用更舒心的體驗、更完善的配套、更暖心的服務,不斷提升游客滿意度。
當然,依托上海大都市圈的發展規劃,余村想要的不僅僅是越來越多的“游客”,還有隨之而來的各種契合鄉村未來發展的“紅利”。“我們不只是被動承接都市消費需求,更要主動承接上海大都市圈的科技、人才和資本外溢,將鄉村變成新產業、新業態的孵化熱土,成為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橋梁紐帶。”
為此,余村做了很多的準備。以“青來集”青年人才社區為核心,優化大自然工位、數字游民公社等辦公新模式,完善配套人才公寓、青年食堂等基礎設施,打造“10分鐘便捷生活圈”;迭代“余村全球合伙人”計劃,創新“全產業鏈招商+以商招商”模式,設立專項基金,為城市青年人才、文創團隊提供從辦公空間到落地陪跑的全鏈條支持;辦好“余村夜話”、青年夢想大會等活動,深化“云村民”計劃,營造有溫度的創業社群生態,增強青年歸屬感……這些,都是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我們將構建全周期青年入鄉體系,全力建設青年入鄉發展樣板區,吸引更多城市青年來到鄉村、扎根鄉村,在鄉村就業、創業、生活,用他們新的想法和‘打法’,激發鄉村沉睡的資源和活力,從而解決城市就業難、鄉村缺人才的困境。”汪玉成說。
而這,也正是上海大都市圈發展推動城市與鄉村“互相賦能”“雙向奔赴”的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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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平
全國人大代表、無錫拈花灣文化旅游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
上海大都市圈
文旅聯動發展空間大
因為踩中了都市人微度假的剛需,過去的這個春節,無錫拈花灣憑借特有的禪意和慢生活的松弛感,在長三角文旅圈“火了”。
“今年春節假期,我們旗下幾大封閉景區接待游客77.8萬人次,同比增長12%。開放式街區惠山映月里接待游客111.5萬人次,最高日接待游客16.4萬人次。2月21日,靈山勝境單日客流突破5.2萬人次,創下歷史新高。”文旅消費水漲船高,熱度如何持續?全國人大代表、無錫拈花灣文化旅游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國平將視野轉向上海大都市圈。
上海,是長三角文旅消費的基本盤。“上海客群的口碑,就是長三角文旅市場最好的金字招牌。”為了贏得上海客群的口碑,拈花灣將做透服務擺在了第一位。深度療愈、傳統文化研學、民俗風情體驗……不同的群體有不同線路,不同的體驗。數字化平臺的賦能,讓游客的出行更便利、更貼心。
上海大都市圈文旅資源豐富,拈花灣用品質和服務說話,在市場上做出了“口碑”,這是吳國平用親身實踐給出的“出圈”密碼。文旅市場是流動的,大盤火了、熱了,對周邊的帶動作用無可估量。如何利用好上海大都市圈的資源,實現共贏?“我覺得上海大都市圈的文旅聯動,核心是要‘對內錯位補位不內卷, 對外資源互通成合力’,核心抓手就是錨定上海客群的需求做標準、做聯動。”吳國平說。
上海的核心定位不能動,它要成為大都市圈全域流量的樞紐。“把上海作為整個都市圈文旅的流量入口和創新引擎,依托上海的國際化資源,打造全域文旅產品的首發展示窗口,承接上海的國際國內流量向外導流,讓上海變成整個長三角文旅的會客廳。”
“會客廳”集聚的游客多了,對周邊的帶動效應自然就來了。吳國平說,依托大都市圈1-2小時通達的交通網絡,各城市要挖掘自身獨特資源稟賦,打造差異化產品,避免同質化內卷。“可以將不同特色產品串成主題線路,配套跨城接駁、通用會員權益,甚至可以推出一張上海大都市圈文旅通卡,一卡刷遍周邊所有景區,不用重復購票、不用重復預約,讓上海客群跨城旅游就像在自己城市逛公園一樣方便。”
對內不內卷,對外形成合力,才能放大區域品牌影響力,實現共贏。“例如以‘海派+江南’的文化符號,打造統一的上海大都市圈文旅IP,尤其面向國際客群時整體推廣,可以快速提升整個區域的文旅辨識度和全球影響力。”在吳國平看來,上海是“窗口”,周邊是“后院”,“窗口亮、后院美,整個上海大都市圈的文旅品牌才能真正立起來。”
“我相信,今后上海大都市圈在全世界文旅方面的吸引力,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前景很美好,空間也非常大。”吳國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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