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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會深觀察|投資于人,高質量發展的最大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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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其納入做好新形勢下經濟工作的“五個必須”。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費、投資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

      從頂層設計到年度部署,“投資于人”正在成為貫穿中國發展全局的核心理念。

      何為“投資于人”?它不是簡單的財政支出向民生傾斜,而是以人為對象的投資過程和行為——圍繞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而進行資源配置,建立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提升人的知識、技能、健康水平以及生活質量和社會適應性。

      為何要強調“投資于人”?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到高質量發展的底層邏輯。

      高質量發展不僅是物的積累,更是人的發展;不僅是經濟指標的提升,更是人民福祉的增進。“投資于人”,正是連接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的關鍵紐帶,是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的生動體現。

      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辯證法

      要理解為什么要“投資于人”,首先要將其置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辯證法中審視。

      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建設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面臨著一個根本性的矛盾:現代化建設需要大量生產資料積累,而國家一貧如洗。唯一的出路,是將有限的生活資料盡可能轉化為生產資料。

      只有生產搞上去了,人民生活、上層建筑等一切才有物質基礎。

      正是基于這一邏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投資于物”成為發展的重心。從“一五”計劃到改革開放前夕,我們用了近三十年時間,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完成了現代化建設的基礎任務。

      那個年代,居民生活過得艱難,正是因為要把每一分資源都投向生產、投向工業、投向未來。

      改革開放后,我們喊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一方面通過分配制度改革調動人民積極性,承認正當需求與合理利益;另一方面,現代化建設仍需持續推進,“投資于物”依然是發展的主基調。

      當然,“投資于人”也開始受到重視——教育投入增加、人力資本培育被提上日程。但整體而言,這一階段的重心仍然是“物”:只有把生產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社會事業發展才有堅實基礎。

      這是第一層辯證法:歷史的辯證法。

      在物質匱乏階段,必須優先“投資于物”,通過基礎積累為未來發展創造條件。離開這一歷史邏輯,就無法理解中國為什么能在短短幾十年間走完西方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

      隨著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如期實現,我們完成了脫貧攻堅、建成了小康社會,中國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方位。

      與此同時,一場更深層的變革正在發生:生產力形態從傳統工業化向新質生產力轉型。

      新質生產力的核心,不再是體力、不再是簡單勞動,而是智力、是創新、是人工智能與人的深度融合。我們已經完成了工業化趕超的歷史任務,現在要面對的是智能時代的全新命題。

      這是第二層辯證法:現實的辯證法。

      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的崛起,對“投資于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迫切要求。數控工程師、工業軟件工程師、機器人調試工程師“一人難求”的背后,是人力資本與產業需求的結構性錯配。沒有高素質的人,就沒有新質生產力;沒有持續的人力資本投入,高質量發展就缺乏動力和源泉。

      另一方面,經過幾十年發展,我們的物質生產能力已極大提升,但消費不足的問題也開始顯現。投資于人,不僅能培育創新潛能,更能釋放內需潛力。當人的需求得到開發、消費能力得到提升,才能為生產提供持續拉動力,形成供給與需求的良性互動。

      同時,高質量發展本身也意味著人的全面發展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條件——更好的教育、更優的健康、更完善的社會保障,既是發展的目的,也是發展的動力。

      歷史的辯證法讓我們明白:我們曾經不得不優先“投資于物”,是為了給今天的“投資于人”創造物質前提。

      現實的辯證法讓我們看清:在新質生產力時代,只有“投資于人”,才能激活創新、拉動內需、暢通循環,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雙向賦能。

      “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并非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投資于物”是手段,為“投資于人”提供物質根基;“投資于人”是目的,也為“投資于物”注入創新動能。

      二者在歷史的演進中遞進,在現實的互動中交織,共同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方法論。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把‘投資于物’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起來”。這既是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時代命題的科學回答。

      二、以壯大人力資本培植創新潛能

      歷史的辯證法讓我們明白:我們曾經不得不優先“投資于物”,是為了給今天的“投資于人”創造物質前提。經過七十余年的奮斗,我們建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完成了工業化趕超的歷史任務。當物質根基已經奠定,發展的重心必然開始向“人”本身傾斜。

      恰在此時,一場更深層的變革正在發生:生產力形態從傳統工業化向新質生產力轉型。新質生產力的核心,不再是體力、不再是簡單勞動,而是智力、是創新、是人工智能與人的深度融合。這一轉型,與“投資于人”的重心轉移形成歷史性交匯——它既為“投資于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迫切性,也為其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正如有學者所言,“人是生產中最活躍的要素,具有主動性和創造性,是全球科技和產業競爭的關鍵資源。”

      投資于人,正是通過加大教育、培訓等領域投入,實現人力資本的持續積累,有效推動技術和管理創新,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從而為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其一,投資于人提升教育質量,夯實人力資本根基。

      教育是人力資本積累的基礎工程。在基數擴容層面,強化基礎教育的普惠性與優質性,系統提升全民科學文化素養,擴大人力資本儲備的總量規模。在結構適配層面,優化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體系,圍繞產業升級方向動態調整人才培養結構,實現人力資本供給與產業需求的有效對接。正是這些高素質勞動者,為制造業轉型升級注入著源源不斷的動能。

      更重要的是動態迭代層面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有觀點指出,要讓培養人成為企業最劃算的投資,建立終身學習賬戶,讓學習貫穿職業生涯,讓技能成為落戶資本。唯有推動勞動者知識技能持續優化,才能適應技術變革與產業演進的快速步伐。

      其二,投資于人激發創新活力,驅動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

      高素質勞動者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投資于人通過完善科研人員激勵機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營造寬容失敗的科研生態,能夠充分激發科研工作者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培育形成科技創新領軍人才、拔尖人才、青年科技人才等人才梯隊。

      同時,通過加強創業教育、提升企業家能力、弘揚企業家精神,能夠培養具備專業知識、國際視野、創新思維、社會責任和風險承擔能力的創業者和管理者,激發商業模式創新,拓展新市場新業態。

      其三,投資于人加速產業升級,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對勞動者能力結構提出更高要求。在傳統產業提質升級方面,投資于人有助于提升勞動者技能,推動傳統制造業、服務業與數字技術、綠色技術深度融合,破解傳統產業面臨的低效、高耗等發展瓶頸。

      在新興產業培育方面,針對新領域新賽道的人力資本投入,能有力支撐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正如有分析所指出的,投資于物是夯實發展的物質根基,投資于人是激活發展的核心動能,二者辯證統一、協同發力。

      這正是歷史的辯證法在新時代的展開:曾經優先投資于物,是為了給今天的投資于人創造條件;如今投資于人,是為了讓物的積累更好地服務于人的發展,讓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協同。當人的潛能被激活,創新的火花被點燃,高質量發展就有了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三、以改善民生釋放內需潛力

      歷史的辯證法讓我們看到,從優先“投資于物”到強調“投資于人”,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到新階段的必然選擇。

      現實的辯證法則揭示出更深一層的邏輯:投資于人不僅能從供給端激活創新潛能,更能從需求端釋放內需潛力。而消費,正是最終需求,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動力。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供強需弱”的突出矛盾,國內有效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成為短板。破解這一矛盾,需要回到“人”本身。通過改善民生,讓人的需求得到開發、消費能力得到提升,從而為生產提供持續拉動力。

      其一,投資于人提高消費能力,讓百姓“能消費”。

      居民收入增長是提振消費的基礎。投資于人在個體層面,通過教育、培訓等手段提升勞動者知識技能,有助于推動個體從低技能崗位向高技能、高附加值崗位轉型,有效提升勞動報酬與就業質量。

      在群體層面,加大對農村地區、欠發達地區及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投入,有助于縮小群體間的技能差距與收入鴻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目的就是從源頭上提升消費能力,讓消費者能消費。

      對醫療保險等健康領域的投資,能有效滿足個體健康需求、延長有效勞動時間,保障居民勞動收入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這正是投資于人不同于短期刺激之處——它不是“授人以魚”,而是“授人以漁”,通過提升人的自身能力來獲得持久收入。

      其二,投資于人完善社會保障,讓百姓“敢消費”。

      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增強消費意愿的關鍵。當前,提振消費需要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重點聚焦“一老一小”群體,進一步完善育兒補貼、養老保障、醫療服務等制度安排,切實減輕家庭在住房、教育、養老等方面的支出壓力。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要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月最低標準,這是持續完善社會保障的具體舉措。同時,民生投資還應向圖書館、博物館、音樂廳等提升生活品質的公共文化設施延伸。這類投資雖然回報周期較長,但能夠通過提升居民生活品質、緩解后顧之憂,有效穩定消費預期,釋放潛在消費需求。

      這正是“投資于人”的戰略價值所在——它不僅是對人的當下生活的改善,更是對未來風險的化解。當人們對養老、醫療、教育等重大支出不再焦慮,預防性儲蓄才能轉化為即期消費,內需潛力才能真正釋放。

      其三,投資于人豐富優質供給,讓百姓“愿消費”。

      當前人們的日常消費需求趨于穩定,且供給充足,但圍繞健康、文旅、教育相關的新消費還需要升級供給,推動消費供給從實物為主向商品+服務并重的方式轉變。

      有分析指出,青年消費群體只要創造良好的消費場景,打造更優質的產品,就能激發他們的消費意愿;60至70歲身體尚可的“輕老年”退休群體,醫療需求、旅游需求、再學習需求增長,也帶來新的市場機遇。

      這正是投資于人與提振消費的深層聯動——投資于人提升居民知識素養與認知水平,推動消費從“基本生存型”向“品質享受型”“發展型”轉變;而這種消費升級,又反向牽引供給體系優化升級,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良性循環。

      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協同發力,方能使擴內需與優供給有機結合。供給端與需求端并非彼此孤立,而是通過“人”實現相互促進。當人的潛能被激活、需求被開發、保障被筑牢,消費這駕馬車才能真正跑起來,高質量發展才有最深厚、最持久的需求支撐。

      四、人的全面發展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雙向賦能

      歷史的辯證法讓我們看到,從優先“投資于物”到強調“投資于人”,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到新階段的必然選擇。現實的辯證法則揭示了更深一層的邏輯:供給端的人力資本積累與需求端的民生改善,并非彼此孤立的兩條線,而是在“人”身上交匯、在發展中互促的雙向賦能關系。

      這種雙向賦能,不是簡單的因果鏈條,而是一種深刻的共生機制。

      其一,人的全面發展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能。

      人是生產中最活躍的要素。投資于人通過教育、健康、技能培訓等領域的持續投入,實現人力資本的積累和躍升,而人力資本正是突破物質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實現創新驅動的核心力量。

      當勞動者的知識技能得到提升,創新潛能被激活,就能推動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高素質勞動者,支撐著制造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推進,對人力資本質量提出更高要求。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勞動者素質的競爭。

      其二,經濟高質量發展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物質前提。

      “投資于物”奠定的物質基礎,為“投資于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臺和載體。

      先進的科研儀器能助力科學家延伸認知邊界,高效的交通網絡擴展人的活動半徑,智能化的生產平臺拓展工程師的創造價值能力。這些物質資本的積累,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支撐,更是人的潛能得以釋放的“放大器”。

      更重要的是,只有經濟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才有充裕的財力用于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投入。正是高質量發展帶來的財力增長,為投資于人提供了堅實保障。

      其三,二者協同發力,形成自我強化的良性循環。

      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并非簡單的并列關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關系,而是一個動態的、共生的有機整體。

      物質資本為人力資本的價值實現提供平臺和應用場景,而人力資本則為物質資本的效能提升和技術迭代注入智力支持。在應用現有物質資本的實踐過程中,人們積累的經驗、發現的問題,能夠催生出新的知識,從而激發對更先進的“物”的投資需求。

      這種“人”與“物”的互動,正在構建一個自我強化的內需循環機制:人力資本提升支撐高端制造與現代服務業發展,優質服務供給激發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消費擴張又反哺就業和收入,進而促進新一輪人力資本投資。

      從更宏觀的視野看,這種雙向賦能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獨特氣質的體現。它不照搬西方福利國家模式,不執著于“增長至上”的發展邏輯,而是把目光投向一個個具體的人,在腳踏實地的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在實實在在的民生改善中積聚更高質量的發展動能。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物的現代化最終依賴人的現代化賦能,物質資本投資的終極目標是服務人的全面發展”。當“物”的承載與“人”的賦能雙向增效,當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良性互動,高質量發展就有了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這正是“投資于人”的戰略價值所在——它不是在民生與發展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通過人的全面發展,實現“物”與“人”的雙向奔赴、相互成就。

      五、投資于人,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意

      從歷史的辯證法到現實的辯證法,從供給端的人力資本積累到需求端的民生改善,從經濟循環的暢通到人與經濟的雙向賦能——最終指向同一個結論:投資于人,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意。

      何為“題中之意”?就是內在的、本質的、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

      高質量發展,歸根到底是人的發展。離開了人,發展就失去了目的;離開了人,發展就失去了動力;離開了人,發展就失去了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深刻指出的,“家事國事天下事,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是頭等大事”。

      投資于人,正是對這一根本宗旨的自覺踐行。它不是簡單的財政支出向民生傾斜,而是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供給端,它通過人力資本積累為創新注入動能;在需求端,它通過民生改善釋放內需潛力;在循環端,它通過人的發展暢通經濟循環;在價值層面,它實現人與經濟的雙向賦能。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協同發力,這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氣質。

      有人可能會問: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是否必然此消彼長?歷史給出了答案。我們曾經不得不優先投資于物,是為了給今天的投資于人創造物質前提。而當物質根基已經奠定,當工業化趕超任務基本完成,投資于人就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投資于人,不是消費,而是投資;不是負擔,而是動力;不是目的之外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站在“十五五”開局的關鍵節點,堅持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雙向賦能、相互促進,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時代的抉擇。

      讓每一分投入都服務于人的發展,讓每一項政策都回應人民期待,讓高質量發展的成果不斷轉化為人民可感可及的福祉——這正是“投資于人”的戰略價值所在,也是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力量源泉。

      作者為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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