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包樂史駕帆航行｜船長的不浪漫旅行

莉迪亞·巴爾塔

莉迪亞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孩子，而且她確實如此”，這不僅體現在她倔強獨立的性格和聰慧的頭腦上，也體現在她頗為離奇的家庭背景中。她的法國父親古斯塔夫·巴爾塔（Gustave Balta）集使徒、自學者、技術員、海員、設計師和作家于一身。他帶著妻兒在一艘21米長的游艇上流浪多年，向任何愿意傾聽的人宣講他對即將到來的《啟示錄》災難的完整解讀。有關這一切都可以在他的著作《因為天空是暗紅色的》（Car le ciel est d'un rouge sombre）中讀到。

莉迪亞雖然身材嬌小，卻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力。在前往直布羅陀的航程中，她展現出了非凡的船員素質。她似乎是在直布羅陀下船的——《不惜一切代價》（At Any Cost）一書對此并未提及——而西蒙娜卻突然再次現身，欣然答應協助將“阿爾忒彌斯”號駛往法國南部的格里莫港（Port Grimaud）。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這座古老的小鎮旁興起了一座“仿古漁村”， 游艇船主可以花費高額費用，將船只停泊在與自家港灣住宅相連的泊位上。在這個被稱作“普羅旺斯的威尼斯”的地方，“阿爾忒彌斯”號暫時停泊在朋友的碼頭。當那項工作完成后，西蒙娜再次被“打發走了”。彼得·唐瓦爾德火速趕往巴黎，莉迪亞正在那里等他。這兩個“小情侶”擠在一間極小的傭人房（chambre de bonne）里度過了整個冬天；莉迪亞在一家辦公室上班，而唐瓦爾德則打算把自己培養成一名職業攝影師。毫不意外的是，到了春天，這對情侶再次返回法國南岸，為“阿爾忒彌斯”號配置裝備，準備開始新的冒險。當時目的地尚未確定，但在1975年秋，唐瓦爾德成功獲得了一項委托，前往斯里蘭卡協助監督數艘游艇的建造。

駛向印度洋

1976年1月7日，當他們啟程駛向蘇伊士運河時，最終目的地已不再是斯里蘭卡，而是臺灣島。在地中海典型的冬季狂風巨浪中，他們遭遇了一場猛烈的風暴。應莉迪亞的要求，彼得借此機會再次讀了《圣經》中關于保羅船難的故事。通過蘇伊士運河時，照例又因為給埃及領航員的“小費”（baksheesh）金額而產生了一番爭吵。但在強悍的莉迪亞面前，領航員敗下陣來，罵罵咧咧地空著手下了船。周五早上啟航時——彼得對此頗有顧慮，而莉迪亞卻不相信所謂的“魔鬼迷信””——兩人由此聊起了航海經驗與迷信。彼得詳細解釋了其中的門道：例如，他絕不會在航海日志上寫“今日出發”（ leaving today），而要寫“繼續航程”（ continuing voyage）；此外，“駛向某地”（sailing towards）也是禁忌，必須寫成“朝某地方向航行”（sailing in the direction of），諸如此類。

“我們從蘇伊士出發的具體日期和時間到底是什么時候來著？” 幾年后，在蘇祿海（Sulu Sea）經歷了一場可怕的海盜襲擊后，唐瓦爾德如此這樣自問道。而那次事件，同樣發生在1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點。(!)

在紅海的一段快速順風航行后，僅用十天時間，“阿爾忒彌斯” 號便抵達了荒涼而不友善的吉布提。事實證明，彼得和莉迪亞一路上運氣極佳，因為他們在港口遇到了一位憂心如焚的意大利人，他的游艇“世界之恐號”（El Terror del Mundo，真可謂名副其實）遭到了埃塞俄比亞海軍巡邏艇的蓄意撞擊。他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船首斜桅折斷，船身兩側嚴重受損。“（破洞大到）你可以直接看穿船體。”唐瓦爾德寫道。相比之下，他自己在途中遭遇的唯一損壞，僅限于主帆斜桁的一個桁爪斷裂。這其實是他自己的過失：他忘了拉緊斜桁上的索具。盡管如此，這一事件仍促使他再次強調自己為何遠遠偏愛斜桁帆裝而非百慕大式（“塔式”）帆裝：斜桁帆裝在海上發生的損壞通常都容易修復，而且較短的桅桿和船體所承受的受力分布也更加均衡。此外，斜桁帆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輕松降下。

在余生中，唐瓦爾德一直致力于鉆研和改裝他船上的帆裝。從斜桅帆到斜桁帆，從偏尾雙桅船（yawl）到縱帆船（schooner），最后又改為單桅縱帆船（cutter）。這是一個不斷的嘗試過程，直到他像在“多蘿西婭”號上一樣，最終采用了自航舵裝置。他還不斷地對中插板（centerboard）進行實驗。從最初可升降、可旋轉的插板，最終被一塊造型更合理的直插式插板所取代。然而這塊插板重得驚人，以至于他到了六十歲時已無法再獨力操作。或許正是這一點，導致他在嚴重偏離航線并向下風處漂移的情況下，擱淺在博內爾島（Bonaire）附近的礁石上？

誕生在海上

當“阿爾忒彌斯”號抵達科倫坡港時，莉迪亞已臨近分娩，但當地醫院的環境臟亂不堪，她堅決拒絕入院，寧愿繼續航行前往新加坡生產。由于當時正值季風期，這段航程本應在十天內完成。然而他們很快就領教到了其中的艱險，因為航行到一半時，“阿爾忒彌斯”號進入了一個風向不斷變化的海域。莉迪亞開始陣痛，在經歷了整整兩天劇烈的痛苦后——謝天謝地，沒有出現任何并發癥——小寶寶托馬斯出生了。彼得·唐瓦爾德用一塊帆布和一些膠水，設法將因生產而略有撕裂的莉迪亞“粘合”好。他最初竟然想用一根生銹的縫帆針來縫合，莉迪亞當然沒有同意。海上分娩導致他們在隨后的幾個港口遇到了嚴重的行政混亂，這些問題直到六年后才終于完全解決。離開新加坡后，為了避開繁忙的大型商船航道，他們選擇穿過南中國海那片礁石密布的巴拉望航道（Palawan Passage）。在那里，他們確實遇到了一些中國漁民的舢板式帆船——結構粗獷，看上去維護欠佳，但“快得像女巫一樣”。 除了每年的頭幾個月外，南中國海海域臺風頻發。航行的訣竅在于，如果無法完全避開，至少要待在風暴中心之外，而他們奇跡般地做到了。在香港停留期間，游艇俱樂部的管理層對“阿爾忒彌斯”號的船員們關懷備至，隨后他們橫渡海域，抵達了臺灣島南部的港口城市高雄。

莉迪亞和托馬斯

彼得帶著莉迪亞和托馬斯

在彼得·唐瓦爾德監督建造三艘玻璃鋼帆船的兩年間，“阿爾忒彌斯”號一直停在岸上。莉迪亞在極短的時間內便熟練掌握了中文，作為翻譯，她替丈夫避免了工作現場的諸多沖突。彼得估算，這段臺灣島的經歷為他們積累了足夠的資金，可以再過上幾年漂泊流浪的生活。他們于1978年4月10日啟程。此前，在高雄遭遇“賽洛瑪”臺風（風力 16 級！）時，一根桅桿被掀飛的屋頂砸壞，唐瓦爾德趁機將“阿爾忒彌斯”號改裝成了縱帆雙桅船。他希望能在菲律賓找到所需的那根長桅木。當他們在臨時帆裝的支撐下，看著海水漸漸由褐色變為清澈的蔚藍色，臺灣的霧霾也讓位于晴朗的天空時，“他們仿佛駛回了自由，離開了那個沒有任何外國人能產生歸屬感的地方”，如釋重負的彼得·唐瓦爾德如此寫道。

襲擊

除了少數幾個地方外，菲律賓令人大失所望。雖然北部島嶼的居民還算友好，但在南部伊洛伊洛（Iloilo）和棉蘭老島（Mindanao），氣氛則變得公然敵對。莉迪亞在市場上被人持刀威脅，錢財和買的菜被搶劫一空，而一旁圍觀者則幸災樂禍地看著；而在另一座小鎮，岸上的居民對“阿爾忒彌斯”號的船員發出叢林般的怪叫，嘲笑他們是長毛的白猴子。即便如此，住在宿務港附近的一對華人夫婦卻邀請他們將船停泊在自家房后的一處小海灣里。在那里，這個家庭得以休整，并終于安裝好了縱帆雙桅船所需的桅桿。

1979年2月14日，“阿爾忒彌斯”號離開宿務港，下一個目的地是婆羅洲海岸的文萊蘇丹國。事實上，唐瓦爾德本想再次駛回香港，但在一位朋友的勸告下放棄了這個計劃。由于風向有利，向南航行顯然更為合理。正如前文所述，在1979年2月20日的周五早晨，厄運降臨了。幾乎毫無征兆地，一艘船突然出現，船上有十二名瘋狂揮舞著手臂的男子。在隨后的暴力登船過程中，手里拿著步槍的莉迪亞被開槍擊落水中。當時正掌舵的唐瓦爾德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幕發生卻無能為力，三歲的托馬斯死死抱住他的大腿。 “一定是那個金發小男孩死死抱著我的情景，讓海盜們動了惻隱之心，沒有朝我開槍。我當時是手無寸鐵的。” 他后來向文萊警方陳述道。抵達文萊后，他受到了無休止的審訊。因喪妻之痛而心碎欲絕的唐瓦爾德，在接下來的幾周里恍恍惚惚地駛向馬來半島的馬六甲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何去何從。

在馬六甲停留

在那座風景如畫的城市逗留期間，彼得·唐瓦爾德把年幼的兒子送到由救世軍開辦的一所托兒所，那里的負責人是一位身穿制服、神情嚴肅的年輕華裔女子。他當時整個人完全崩潰了，幾乎無法理解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有一天，他在岸上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典型而優雅的英國腔調”——那正是愛德華·奧爾卡德！“如你所見，我是專程來找你的，”奧爾卡德說道，“抱歉現在才到，我是在幾天前抵達塞舌爾時才聽說你遭遇的那場災難。我們的船暫時由克萊爾照看。我自己則立刻乘飛機趕來想幫你一把。我猜你一定非常孤獨。”

在接下來的一周里，奧爾卡德不斷勸導他的朋友不要就此消沉，而應該繼續航行前往歐洲，為這艘船尋找買主，并和托馬斯一起開啟新生活。唐瓦爾德逐漸意識到，他的生活方式確實必須改變了：“五十四歲了，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已不再年輕，但也談不上衰老；在未來的歲月里，我也許還能看著我的孩子長大。我應該好好安排，重新愉快地生活。”

由于最適合的出發時間在12月中旬到1月中旬之間，彼得·唐瓦爾德開始緊鑼密鼓地為返航的長途航行整備船只。12月初，他前往托兒所接回托馬斯，并感謝校長對他兒子的悉心照顧。“她像往常一樣，身穿一塵不染的救世軍制服，坐在一張氣派的辦公桌后面。那里沒有給訪客準備的椅子，她也沒有請我坐下，而是讓我頗為尷尬地站在她面前，用那雙杏仁形的眼睛審視著我。” “她出人意料地說道：‘如果您帶著三歲半的兒子獨自駕船返回西方，那是一個錯誤。如果帶上一位女性同行，對你們倆來說會更好。您為什么不這么做呢？’”當唐瓦爾德解釋說他當然愿意，但并不認識任何愿意同行的人時，她平靜地回答道：“您錯了。您至少認識一位愿意和您一起航行的女性——那就是我！我唯一的請求，是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好讓我告別這里，并委任一位新校長。”

勇敢的安

對32歲的安·何秀秋（Ann Ho Sau Chew）來說，這無疑是人生中的一場巨大冒險。她不僅失去了工作，還面臨著與家庭決裂的風險，因為她要跟隨一個“洋鬼子”遠走高飛。她自己也偶爾會對彼得·唐瓦爾德說：“我實在想不明白，你既不年輕，也談不上英俊，甚至還不富有。為什么我還是這么愛你呢？”

大圖是安，小圖是安背著卡門

就這樣，在1980年初，彼得、安和小托馬斯一起踏上了旅程。在斯里蘭卡，有三個學生找上門來想搭船航行，但到了吉布提，他們就被打發走了，因為他們根本幫不上忙。穿越紅海的航程異常艱難：“我們不得不頂著強勁的北風不斷搶風航行。岸上所見盡是沙地、鐵絲網和士兵——這絕不是我心目中的天堂……真搞不懂埃及人為什么要（為邊境問題）小題大做。依我看，那些沙子、鐵絲網、駱駝和生銹的吉普車，他們完全可以自己留著。”

在與埃及當局發生了不少摩擦后——巡邏艇和警用船粗暴地靠近并撞壞了船尾的木質護欄——彼得、安和托馬斯終于通過了蘇伊士運河。1980年9月，他們在船帆被狂風撕成碎布條的情況下，停靠在了緊鄰土耳其海岸的希臘小島卡斯特洛里佐（Kastellorizo）的小港灣。在那里，在當地漁民的注視下，他們用一個月的時間縫制了一整套新帆。顯然，在這樣一個狹窄的港口里無法安全度過冬季風暴，于是他們決定駛往突尼斯的杰爾巴島（Djerba），在那里過冬。這是一個不幸的選擇，因為在11月11日那天夜里，他們在港口遭到三名武裝阿拉伯人的襲擊。那些人搶走了他們所有的錢財和珠寶之后，還企圖強奸安。安拼命尖叫、啃咬、抓撓，最終設法阻止了暴行，而彼得和托馬斯當時被綁在一旁，被迫目睹了這一切。這些暴徒后來被抓獲并移送法庭，但法官卻明確暗示彼得和安，他們最好盡快離開。因為法官無法保證他們的安全。

因此，在1981年3月21日，他們起航前往歐洲，暫定的最終目的地是伊維薩島（Ibiza）。冬季風暴尚未結束，他們對此深有體會：航行途中，“阿爾忒彌斯”號不得不被迫“橫風停航”長達三十小時。幾天后，他們抵達了撒丁島的卡利亞里港（Cagliari），彼得在那里偶遇了一位意大利老帆友。在這位詹巴蒂斯塔（Giambattista）和其他伙伴的幫助下，他終于能夠修復“阿爾忒彌斯”號船尾的損傷（即之前被埃及巡邏艇撞壞的部分），并終于能和安平心靜氣地商討“接下來該怎么辦”。

美好的打算

“我會娶她，把船賣掉，并且一旦找到合適的地方就定居下來。我希望能給她一個新家、一個完整的家庭和一個新的國家。意大利對我們很有吸引力，但我們覺得去美國更合適，因為我擁有美國國籍。但考慮到我在那里已經沒有房子，也沒有親戚了，我們決定先去挪威試試看。畢竟我在那里有很多親人，而且路程也不算太遠。”

1981年夏天，他們經由葡萄牙航行至英格蘭南海岸的法爾茅斯，并在赫爾福德河拋錨停泊。1982年3月，彼得、安和小托馬斯乘坐一輛借來的汽車前往奧斯陸，然而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場巨大的失望。那里寒冷刺骨，彼得的家人顯然并不歡迎他們。5月15日彼得和安舉行婚禮時，小教堂里只有兩個好奇的侄子到場。這使安不得不提醒彼得，他現在已經58歲了，而在挪威生活的時間總共才14年。“即使我很容易暈船，也寧愿跟你一起出海航行，也不愿看到你在這里過得不幸福。我們快回到船上去，向南方航行，去一個太陽能高高升起在地平線之上的地方吧。”

“是的，”唐瓦爾德寫道，“我曾努力試著表現得像個理智的成年人，但這違背了我的天性……安，我那富有同理心的妻子，幫助我保留了這種漂泊的生活方式，而不必為此感到內疚。”

盡管如此，唐瓦爾德還是抱著美好的打算。他依然認為自己可以在卡宴建立起一種全新的、寧靜的生活，從事帆船的設計和建造。但和挪威一樣，法屬圭亞那也已不復當年。當地的接待同樣算不上友好，而安又是第一個向彼得指出這一點的人。為什么不去美國呢？

失控的橫帆

抵達維爾京群島后，當局告知唐瓦爾德一家：彼得和托馬斯可以入境，但作為安是馬來西亞國籍，只能入境停留二十天，之后必須離境。她試圖在多米尼加共和國申請簽證，但也遭到拒絕。這段波折的結局是：1983年夏天，“阿爾忒彌斯”號再次調轉船頭，駛回歐洲。此時安已經懷孕，在尋找合適分娩地點的過程中，他們最終停泊在法魯港。10月14日，他們的女兒卡門在這座葡萄牙港口城市的醫院里出生。

1984年春天，唐瓦爾德一家——丈夫、妻子、兒子和襁褓中的女兒——沿著瓜達爾基維爾河（Guadalquivir）逆流而上，駛向塞維利亞，“盡管所有人都警告說，沒有輔助發動機這是不可能的”。 在度過了幾周愉快的時光后，他們于九月底再次順流而下，并在一次快速橫渡后，于12月2日抵達特內里費島（Tenerife）。在那里，“阿爾忒彌斯”號被安排停泊在一條挪威式縱帆雙桅船旁邊，那條船的主人是彼得·唐瓦爾德的一位老帆友。當這位朋友看到唐瓦爾德正用一根電線桿制作新的橫桁時，不禁評論道：“伙計，別費那勁了。把那根桿子做成一根橫桁吧，像我一樣，在信風帶掛起橫帆。那樣你連主帆都不需要了。安全得多！” 唐瓦爾德事后寫道：“我很快就會深深后悔當時沒有聽從他的建議。”

1985年1月26日，他們前往加勒比海的航程已接近四周，距離格林納達只剩下幾百海里。這時，彼得在甲板下感覺到船只出現了幾次異常的側滑。走上甲板后，他看到安把晾衣繩笨拙地固定在一個位置，結果使自舵裝置失去了平衡。就在他想提醒她注意預防“意外順風換舷” 的瞬間，橫桁猛地甩了過來，將安擊落海中。數小時后，他們只看到她手中拿著的小桶倒扣著漂浮在海面上，卻再也沒有安的蹤影。

“1月29日，我在格林納達的圣喬治港拋錨，只身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托馬斯還不到八歲，卡門才剛剛一歲多一點，”彼得·唐瓦爾德寫道，“我感到絕望而孤獨。”

安落水失蹤后，彼得、托馬斯和卡門在船上的合影

弗洛倫絲（Florence）

幾個月后，彼得·唐瓦爾德帶著孩子們駛入北卡羅來納州的小海港博福特（Beaufort），打算在那里賣掉“阿爾忒彌斯”號，并在岸上買一棟房子。但事后看來，他覺得還是經由“內陸水道”（Intracoastal Waterway）前往安納波利斯（Annapolis）尋找買家更為合適。航行一周后，他們抵達了弗吉尼亞州的諾福克（Norfolk），停靠在比利時人默滕斯（Mertens）一家的游艇旁。當時游艇上只有默滕斯父女二人，他們自然對唐瓦爾德如何在沒有發動機的情況下通過運河橋梁感到驚訝。十八歲的弗洛倫絲顯然被唐瓦爾德的航海技術深深折服，并提議幫他照看一段時間孩子，好讓他騰出精力規劃未來。默滕斯先生當時正等候著一位女友的隨時到來，因此并不反對女兒暫時跟隨唐瓦爾德航行一段時間。正是這一點，他嚴重低估了這位“老維京人”：“接下來的幾天里，弗洛倫絲不僅是一位漂亮的年輕女子，還是一名出色的廚師，以及孩子們的優秀保姆。……很快，我便不再想賣掉我的船，我們決定一起駛向西印度群島。”

經過一段艱難的航程，他們于9月21日抵達波多黎各，四天后彼得便與弗洛倫絲舉行了婚禮。他們一點也沒浪費時間，1986年10月11日，弗洛倫絲在“阿爾忒彌斯”號上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并取名為弗吉尼亞（Virginia），以紀念他們相遇的地方。剪斷臍帶的光榮任務則交給了小托馬斯。“顯然，并不是每個人都認同我們的生育觀，”唐瓦爾德寫道，“托馬斯問我，‘爸爸，為什么我告訴老師小妹妹出生過程的時候，她表現得那么驚訝？’”弗洛倫絲在彼得·唐瓦爾德的船上呆了三年，直到她再也無法忍受與這個強迫癥老頭一起生活。于是她決定帶著小女兒回加拿大與父母團聚，并向彼得提出分手，導致彼得在不久后又一次心臟病發作。

前排從左到右：托馬斯、卡門和弗吉尼亞；后排：彼得和弗洛倫絲

執迷不悔？

身心逐漸衰退的彼得·唐瓦爾德在加勒比海域的港口間航行時，開始撰寫自傳，仿佛在書寫他的人生遺囑。漸漸地，大家都意識到他在船上的行為是多么獨裁專斷。酒精和煙草是禁忌，甚至連在“阿爾忒彌斯”號上演奏或播放音樂也不允許。當彼得·唐瓦爾德看到托馬斯畫的是怪物而不是人時，他便不再允許兒子跟隨附近的藝術家埃爾姆·范·佩爾特（Elm van Pelt）上繪畫課。在航行期間，卡門（就像托馬斯之前一樣）依然被鎖在前艙，名義上是為了防止她墜入海中。

在日益破舊的船上，帶著一個正在進入青春期的兒子和一個討人喜歡的半華裔女兒，彼得·唐瓦爾德在“藍水航海圈”中引發了復雜的情感，既有欣賞，也有同情、厭惡和譴責。在波多黎各，甚至有憂心忡忡的社工上“阿爾忒彌斯”號檢查，并與孩子們面談。旁觀者的評價也毫不留情：“他就像一匹試圖從燃燒的馬廄里逃出來的馬” “他是一個極簡主義者。對自己很嚴格，對孩子們也要求極高” “彼得是個維京人，即便你不喜歡他，你也必須尊重他” “坦率地說，彼得·唐瓦爾德就是個納粹”，等等，不一而足。（詳見查爾斯·J·多恩[Charles J. Doane]：《墜岸之子》[The Boy Who Fell to Shore]，pp130-131）

大家都能察覺到，托馬斯越來越喜歡獨自待在一艘小帆船上，那是他靠打零工攢下的200美元買來的。他給這艘簡單的小船取名為“斯巴達人”號（Spartan）。這艘船竟然是由大名鼎鼎的霍華德·I·查佩爾（Howard I. Chapelle）設計的，實際上是美國版的弗里斯蘭平底帆船（zeilschouw）。總之，這個孩子越來越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因此，當彼得·唐瓦爾德在自傳的最后一章談及在船上撫養孩子的艱辛，也就不足為奇了。他承認自己或許確實做得不夠好。如今，他孤身一人，七任妻子沒有一個相伴身旁。

查佩爾的船舶設計圖

這只“老狐貍”依然本性難移，這從1990年他在庫拉索島（Cura?ao）的西班牙水域與比利時航海家讓·海爾布魯克（Jean Heylbroeck）的會面中可見一斑：“彼得不抽煙，不喝酒，不吃肉，但他又在尋找新的人生伴侶。在我的航海日志中，他寫道：‘……狼先生逃走了，仍在奔跑。（…et Ma?tre Loup s’enfuit et court encore）’ 這句話引自讓·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的一首詩。在詩中，狼寧愿選擇在自由中忍饑挨餓，也不愿過那種戴著鎖鏈、衣食無憂的看門狗生活。”（讓·海爾布魯克[Jean Heylbroeck]，《地球是圓的》[De wereld is rond]，荷蘭迪亞出版社，哈勒姆，2000年，p48）

托馬斯、彼得和卡門在最后一次出航前的照片

正如往年一樣，1991年彼得·唐瓦爾德再次從波多黎各啟航前往下風群島（Leeward Islands），準備在那里度過颶風季節。這一次，他們的目的地是博內爾島。由于托馬斯不想丟下他那艘平底帆船，彼得和卡門便駕駛著“阿爾忒彌斯”號航行，用一根100米長的纜繩拖著 “斯巴達人”號隨行。托馬斯必須留在自己的小船上，把進入船中的水舀出去。正是這個舉動，最終救了他的命。

由于不明原因，在7月21日至22日的深夜，“阿爾忒彌斯”號在距離博內爾島約20海里的暗礁上擱淺。彼得和卡門在巨浪中不幸喪生。托馬斯目睹了父親和妹妹溺水身亡，他設法靠著一塊沖浪板保住了性命，并于次日早晨登岸。

《不惜一切代價》（At Any Cost）一書的編輯兼出版人南希·斯科特（Nancy Scott）在“出版人備注”中提到，彼得·唐瓦爾德極有可能是因為心臟病再次發作或其他變故，才導致了導航錯誤：“彼得將這個秘密帶走了，”她寫道，“但我確信，即便他深知自己終將死于大海，他也不會做出其他的選擇。” 然而，她似乎忽略了一個事實：當時被鎖在前艙里不斷尖叫的卡門，成了這場悲劇最無辜的犧牲品。

彼得·唐瓦爾德的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