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里會外 共話生態環境法典

核心提示：3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會上代表委員及會下多位專家學者熱議正在審議的生態環境法典草案。

行法治之力 護美好家園

生態環境法典以良法繪就人與自然和諧新圖景

記者|張若楠 任文岱 李卓謙

責編|薛應軍

本篇正文共3264個字，預計閱讀需11分鐘▼

3月5日，我國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草案）》（以下簡稱生態環境法典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鴻忠在關于生態環境法典草案的說明中表示，改革開放40多年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的創新發展，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奠定了良好的實踐基礎、制度基礎和社會基礎。將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制度、實踐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確定下來，完善生態環境法律制度體系，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生態環境法典是一部怎樣的法典？為何此時出臺這部法典？這部法典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哪些全新的改變？全國兩會期間，民主與法制社記者邀請多位代表委員共話生態環境法典草案蘊藏的“綠色”智慧。

一部在美麗中國建設進程中應運而生的法典

從“霧里看花”到“藍天常在”，“北京藍”被聯合國環境署譽為“北京奇跡”；從“沙進人退”到“沙退綠進”，中國成為全球增綠最多的國家；從“粗放開發”到“綠色轉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超額完成國際承諾……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開展一系列開創性工作。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態文明建設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編纂生態環境法典，將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制度、實踐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確定下來，完善生態環境法律制度體系，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法典是新時代的法治標識。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氣象局國際合作司司長張興贏表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推動人類生態文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重大實踐，是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確認、保障和推進人類生態文明發展進步的偉大事業。這部法典承載著以法治方式護航全面建設美麗中國的重大使命，標志著中國用法治守護綠水青山。

張興贏委員

來自貴州的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人民檢察院普通犯罪檢察部四級高級檢察官楊再滔說：“生態環境法典是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具體法治實踐，是法治建設中的偉大創舉，是展現山清水秀、綠色低碳的美麗貴州新風采的法治保障。貴州是首批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生態文明建設先行區之一，也是長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態安全屏障。我們深知，護好綠水青山，才有金山銀山，才能將‘生態顏值’轉化為經濟產值，為旅游產業發展和鄉村全面振興注入新動力。”

楊再滔代表

回望過去，土壤污染防治法、長江保護法、濕地保護法、噪聲污染防治法、黃河保護法、黑土地保護法、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等法律陸續出臺。目前，我國現行有效的生態環境法律30多部，行政法規100余件，地方性法規1000多件，還有相關的司法解釋、規章制度、政策措施。我國生態環境法律制度與時俱進、完善發展，整體實現“升級換代”，為運用法治方式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保障，也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提供了堅實基礎。

民有所呼，法有所應。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專班具體工作牽頭人黃薇表示，保護生態環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成為全社會的廣泛共識。人民群眾對良好的生態環境有越來越強的迫切要求，希望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實現“雙碳”（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奠定了廣泛的社會基礎。

一部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的法典

法立則青山常在，制明則綠水長流。

生態環境法典是中國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這部法典的編纂，不是簡單的法律匯編，也不是完全的新立新定，而是對現有的生態環境法律制度機制和規則規范的系統整合、編訂纂修、集成升華，要編纂出一部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的高質量法典。

3月4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布會，大會發言人婁勤儉在答記者問時介紹，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采用適度法典化的方式：一是將現行的環境保護、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納入法典，出臺后不再保留原法律；二是現行的有關流域、區域、自然資源、生物多樣性以及循環經濟、節約能源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規范，擇其要旨要則體現到法典中；三是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碳達峰碳中和、綠色低碳發展等方面的法治需求，法典就此作出一些原則性、引領性規定，為今后我國相關法律制度建設留有空間，以體現法典的時代性、前瞻性。

全國人大代表、蘭州市律師協會會長、甘肅銳城律師事務所主任陳燦表示，生態環境法典整合現行10余部生態環境法律、行政法規及地方性法規，構建起邏輯嚴密、協調統一的規范體系，可有效解決法律分散、重復甚至沖突的問題，為生態環境保護提供長期穩定的制度框架。

陳燦代表

“適度法典化的模式，對成熟制度法典化，對碳排放、生物多樣性等新興領域保留單行法靈活調整空間，既保證穩定性，又為未來發展預留接口?！睆埮d贏表示，“綠色低碳發展”獨立成編也是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重大創新。該法典將“雙碳”目標納入法律框架，為碳足跡管理、碳排放權交易、新能源廢棄物循環利用等提供明確法律依據，這在世界各國的環境法中都是罕見的創舉，充分體現了生態環境法典的時代性、前瞻性，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河北省委主委，省法學會常務副會長何秉群表示，我國生態環境法典為全球環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未來，應將法典的立法理念、標識概念、創新制度等進行系統提煉，通過學術對話、合作研究、多語種翻譯傳播等方式，宣介中國生態環境法治實踐，不斷提升我國在全球環境治理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何秉群委員

一部反映人民群眾呼聲的法典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人的生存來說，金山銀山固然重要，但綠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內容，是金錢不能代替的。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因此，生態環境法典不僅是一部“生態之法”，更是一部“民生之法”。

4次公開征求意見、7000多人次提出2萬多條意見、30場地方立法調研、17次專題座談會……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專班高度重視人民群眾提出的意見，認真研究公眾提出的意見建議，有不少意見都在生態環境法典草案中有所體現——在總則編中進一步總結和體現司法實踐成果，對法院、檢察院在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中的職責作進一步補充完善；在生態保護編中處理好與有關單行法的關系，增加自然保護區內可以實行季節性差別管控措施的規定；在綠色低碳發展編中進一步整合和提煉一般規定，完善能源節約與綠色低碳轉型有關規定和應對氣候變化制度設計等。

此外，生態環境法典草案直面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有針對性地作出規定，如明確禁止在特定區域和時段露天焚燒秸稈；對油煙、惡臭、噪聲等擾民問題，從規劃選址階段就加強管控；針對“人獸沖突”，設立緊急避險條款，規定在人身安全受威脅時造成野生動物損害可依法免責……

其中，一條“用途變更為居住、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用地的，變更前應當按照規定進行土壤污染狀況調查”的規定引起全國人大代表、寧夏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法學研究所所長李保平的注意。

李保平代表

李保平告訴記者，許多居民樓新建在工廠搬遷后騰出的土地上，如果不經過嚴格的土壤污染狀況測評，一旦出現土壤污染嚴重的情況，就會對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而生態環境法典草案中關于“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和修復”的規定給老百姓吃下了一顆定心丸。

以人民為中心是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的基本原則。李鴻忠指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積極適應新形勢新要求，認真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呼聲，著力為解決好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提供法治保障，讓美麗中國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是踐行黨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對于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生態環境治理邁向體系化現代化新階段

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秦天寶

作為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之后，新中國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編纂生態環境法典不僅是中國法治進程中的里程碑，更是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愿景作出的最莊重、最深情的法治回應。它絕非簡單地將過去二三十部生態環境法律法規匯編成冊，而是一次從“單打獨斗”到“系統集成”的質的飛躍。它標志著我國生態環境治理從過去的分散立法、應急修法，邁向體系化、現代化新階段。

生態環境法典最大的特點在于“體系性”。如果把過去的單行法比作一根根孤立的“木樁”，那么生態環境法典就是將它們牢牢鉚合在一起的“鋼鐵骨架”。如生態環境法典草案在污染防治編中專門設置“通則分編”，將排污許可、環境監測、約談等共性制度從大氣、水、土壤法中提煉出來，避免了法律之間的重復與矛盾，讓執法利劍揮得更精準、更有力。

“綠色低碳發展”獨立成編，堪稱世界環境法典中的“中國創舉”。它直接將國家的“雙碳”目標和高質量發展戰略，從政策引導層面提升為剛性法律制度。當碳足跡管理、碳排放權交易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當動力電池、光伏組件等“新三樣”廢棄物的循環利用責任被寫入法條，生態環境法典就不僅是解決當下污染問題的“急診室”，更是引領未來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的“導航儀”。

即將誕生的生態環境法典，不僅是一部保護環境的法律，更是一部守護每個人生態環境權益、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民生大法，也為全球環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將生態文明實踐成果制度化法定化

全國人大常委會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專班專家委員會委員、天津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 孫佑海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里程碑工程，具有重大理論、實踐與歷史意義。

生態環境法典草案系統整合生態環境法律體系，破解生態環境法律碎片化難題，構建起邏輯統一、覆蓋全面、協調高效的“一典統領”新格局，將顯著提升我國生態環境法治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時效性。同時，其也是將生態文明實踐成果制度化、法定化，實現從末端治理到源頭預防的跨越。

此外，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聚焦餐飲油煙、噪聲、土壤安全、農村人居環境等“群眾身邊的污染”，強化公眾參與、環境公益訴訟、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用法治解決民生關切，將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生態環境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立足中國國情、體現系統治理、統籌發展和安全，為世界各國生態環境立法提供可借鑒的中國方案，將提升我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生態環境法典頒布施行后，各有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企業、社會公眾應協同發力，讓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落到實處。

生態環境法典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基本法律。期待以生態環境法典公布為新起點，全社會同心協力，把法典的制度優勢轉化為生態環境治理效能，以法治力量守護綠水青山，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推動共建清潔美麗世界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形成更加系統完備的生態環境法律體系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院長、生態與資源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于文軒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國家生態文明法治建設中的一件大事。自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以來，我國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有關污染防治、生態保護、資源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法律，為生態環境法治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但由于這些立法大多是按照生態環境要素制定的，其制定和實施時間不一，且一些立法修訂不及時，所以出現了系統性不強，內容重復、空白甚至矛盾等現象。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推動生態環境法律體系化的重要方式，有助于解決目前生態環境法律體系中存在的上述立法沖突，補齊立法空白，使法律體系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和時效性得到提高。同時，生態環境法典還吸收了我國進入新時代以來生態文明法治建設的最新成果，將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成熟經驗上升為法律規定。

生態環境法典草案審議通過后，我國將形成以生態環境法典為統領、由相關領域的立法共同構成的更加系統完備的生態環境法律體系。這對推進美麗中國建設、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同時，生態環境法典的頒布和實施也將對環境法學科建設產生深遠影響，不僅將直接影響教材體系和教學體系，而且會對學科內涵、研究方法等產生深刻影響，將對環境法學科發展產生顯著的推動作用。

期待生態環境法典的頒布和實施進一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健全和完善，進一步推進生態環境法律體系化，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更堅實的法律基礎。

為林草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法治保障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林業法研究所所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 周訓芳

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是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法律化表達。生態環境法典以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全方位守護人民群眾所期盼的生態良好、生活富裕的美麗中國愿景，引領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

林草法治是生態環境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環境法典草案將森林、草原、濕地、荒漠、野生生物、自然保護地整合進“生態環境”這一法律概念，將森林法、草原法、濕地保護法、防沙治沙法、國家公園法等林草法律中的生態保護規范全面系統整合到生態保護編中，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完善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體制機制，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完善法律責任和追責問責體制機制，為林草事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十五五”時期，隨著生態環境法典的出臺，我國生態環境法學教育也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將帶動中國自主的生態環境法學理論體系、知識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教材體系、人才培養體系迅速發展。

建議下一步教育部、司法部通力合作，在國家司法考試中增加生態環境法的題量和分值，推動司法考試在調動本科生學習生態環境法學的主動性方面發揮指揮棒作用；生態環境行政執法機關、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機關、生態環境刑事偵查機關、檢察公益訴訟機關、生態環境審判機關、生態環境法學教育機構以生態環境法典為紐帶，實現普法、釋法、用法、教學、研究深度融合發展，結成緊密的法律職業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