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1日凌晨,上海一處看守所,一名被判死刑的囚犯說要上廁所。
看守沒當回事,放他去了,然后,他就再也沒回來。
這個人叫范紀曼,他不是普通逃犯。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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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25年,他考入了黃埔軍校武昌分校,和羅瑞卿是同班同學,這一年他還加入了共青團,第二年轉為正式黨員,之后直接上了北伐戰場。
在葉挺獨立團當排長。
汀泗橋那一仗,他沖在前面,身上掛了彩,傷好之后,黨把他調回四川,去梁山、合川兩縣建黨,先后做了縣委書記。
這條路走得順,但沒走多久就出了事。
1930年5月,他在上海法租界做地下交通員,被捕了,證據不足,后來保釋出來,但這次被捕,切斷了他和組織的聯系。
接下來的七年,他一個人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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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一個人和自己的信仰耗了七年。
1932年,他終于重新接上了頭,組織看了看他的條件,黃埔出身,國民黨內有路子,外語過關,還懂藝術,能偽裝,結論是:送進去,打入國民黨內部。
從這一刻起,他開始過另一種人生。
——《貳》——
潛伏這件事,聽起來浪漫,做起來是每天都在懸崖邊上站著,范紀曼打入的第一個目標是國民黨北平情報站,他憑著黃埔的底子和真實的履歷,很快做到了代理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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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位置讓他能接觸到大量機密。
而他的任務,就是把這些東西通過單線聯絡,一份一份地傳出去,1938年8月,他截獲了一份情報:日軍正在密謀突襲蘇聯。
這個消息被及時傳到延安,轉達蘇方。
日本投降之后,他接了一個更危險的任務。
1945年8月,黨要他從上海提籃橋監獄里救出兩個人,一個是東北抗日聯軍副總指揮楊樹田,楊靖宇烈士的弟弟,另一個是地下黨員李一鳴。
這兩人關在國民黨的監獄里,隨時可能被處決。
范紀曼沒有另起爐灶,他直接換了一身行頭,偽裝成從重慶來的國民黨高級軍官,走進了提籃橋,他談,他周旋,他用真假難辨的身份把兩人從獄中提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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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槍戰,沒有爆破。
就是一個人,用一張臉,把兩條命從虎口里帶了出來,1947年8月,他又打入了國民黨國防部二廳,擔任代理少將專員,專門負責國際情報。
蔣介石總部準備遷往臺灣的消息,就是他發出去的。
1949年元旦,組織給他布置了一個特殊任務:把元旦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秘密送到上海各民主人士手中。
他當時在上海戲劇學院做兼職教員。
利用學院的油印設備,親手印了80份,交給地下工作人員,一份一份散出去,這80份紙,一旦被發現,當場就是死路。
——《叁》——
1949年3月1日,范紀曼被捕了,出賣他的人叫沈寒濤,也是共產黨員,被中統抓住后招了供,沈寒濤和范紀曼只見過一面,但這一面要了范紀曼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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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統上海特務王方來親自來抓人。
被捕之后,國民黨對他用盡了手段,要他開口,他沒說一個字,沒有供出任何人,沒有透露任何組織信息,審訊沒有結果,國民黨上峰下了命令:死刑。
執行日期定在1949年4月11日。
死亡面前,有人崩潰,有人裝作不知道,范紀曼選擇了后者,同時開始想出路,他察覺到死期將至,是從幾個細節判斷出來的。
看守所長徐少元在他名字上畫了個圈。
這是處決名單的慣常記號,氣氛比平時更壓抑,看守的眼神不對,然后,那天晚上,看守給他送來了一頓格外豐盛的晚餐。
這就是所謂的"斷頭飯"。
范紀曼沒有表現出任何異常,吃完了,還嫌不夠,讓看守再添了些,他知道,任何慌亂都會讓看守提高警惕,今晚是他唯一的機會。
他開始等,等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松懈下來。
1949年4月11日凌晨4點,范紀曼開口說肚子疼,要上廁所,看守打量了他一眼,說了句"快去快回",這四個字,在黨史記載里,被描述為"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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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這個看守知道,也許不知道,但他放人了。
范紀曼沒去廁所,他找到了一塊平時犯人用來放臉盆的木板,扛起來,架在看守所的竹籬笆墻上,第一次爬,滑下來了,面部摔傷,出了血。
他沒有停,再架,再爬,翻過去,跑。
等看守發現人不見,看守所里亂成一鍋粥,所長徐少元下令追人,先在附近街道上搜,沒有,天亮之后,徐少元親自帶著武裝獄警去到范紀曼家,里面沒有人。
解放之前,他活著,藏著,沒被找到。
1949年9月,范紀曼重新出現,協助破獲了"焦建和特務案",回到組織工作,1990年12月21日,上海龍華殯儀館,為他舉行追悼儀式。
他以上海戲劇學院退休教授的身份離世,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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