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編在古代蜀地的妙用

戰國竹席。圖據成都博物館官網

　　東漢灰陶持鍤執箕俑。圖據成都武侯祠博物館官網

□林趕秋
　　花開時節，清明前后，成都地區各大鄉鎮一年一次的“春臺會”如期舉行。眾人春風滿面，攜婦將雛，摩踵擦肩，熙熙攘攘，別提有多熱鬧多歡喜了。“春臺會”上必不可少的要數林林總總的竹編，洋溢著濃濃的蜀風川韻，甭提外地游客，就連本城居民也總會忍不住掏出手機、相機來拍上一番。其實，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竹編，那可是歷史悠久了。

戰國時蜀地竹編技藝已很發達

　　考古資料證明，人類開始定居生活后，便從事簡單的農業和畜牧業生產，所獲的米粟和獵物漸有剩余，為了不時之需，就得把這些食物及飲水存放起來。這時候便就地取材，使用各種石斧、石刀等工具砍來植物的枝條編成籃、筐等器皿。在實踐中，發現竹子干脆利落，開裂性強，富有彈性和韌性，而且能編易織，堅固耐用。于是，竹子便成了當時器皿編制的主要材料。
　　陶器的形成與竹編也密切相關，先人們在無意中發現涂有黏土的容器在經火高溫燒過后不易透水，可以盛放液體。于是以竹藤編制的籃筐作為模型，再在籃筐里外抹上泥，制成竹藤胎的陶坯，在火上烘烤制成器具。后來人們直接用黏土制成各種成形的胚胎，就不再使用竹編編織。但有人仍對竹藤幾何圖形十分喜愛，便在陶坯半干狀態下在其表面拍印上模仿籃、筐、席等編織物的紋樣作為裝飾。在殷商時代，竹藤的編織紋樣豐富起來。在陶的印紋上出現了方格紋、米字紋、回紋、波紋等紋飾。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竹的利用率得到擴大，竹子的編織逐步向工藝方面發展，竹編圖案的裝飾氣味越來越濃，編織也日漸精細考究。戰國時期的楚國編織技法已經十分發達，出土的有竹席、竹簾、竹笥、竹扇、竹籃、竹簍、竹筐等近百件。
　　此時的蜀國也不甘落后，成都博物館先秦館展覽的那張“竹席”為其杰出代表。該席長約2米，寬約0.9米，保存較為完整。短邊一側炭化，深淺相間的色彩系下葬時折疊后再放入棺內而形成。編織方法為人字形交叉法。其可能是用在床榻上的。此席與同一展區陳列的那架“漆床”同出于成都商業街船棺葬，時代為戰國，乃開明王朝皇室所用，因為《禮記》有“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的制度。此“竹席”若換用古稱而言，也該標識為“簟席”。2000多年云煙過眼，是非成敗一切皆空，這種樣式的席子至今卻仍能偶爾見于世間，我們不得不佩服古蜀篾匠的心靈手巧。《韓非子》說禹之時，“蔣席頗緣”（邊緣飾有斜紋的草席），然而并無文物可以證實。反倒是漢儒眼中“椎髻左衽”（束發為髻而無冠飾，衣襟在左而袒露右胸）的古蜀人民留下了本該保存不易而毀于日爍月磨的珍貴實物，讓我們嘆為觀止。

竹編工具廣泛運用于生產生活中

　　說完生活用品，再舉個生產工具的例子——“箕”，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筲箕、撮箕之類，以見蜀中竹編應用的廣泛及其工藝的完備。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箕”，必須先從“愚公移山”談起。“愚公移山”的故事家喻戶曉，它雖是《列子·湯問》篇中的寓言，里面的細節卻多有現實生活的反映，比如這句：“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于渤海之尾。”大意是講：愚公率領三個兒孫敲鑿石頭，挖掘泥土，然后用擔子挑上裝滿土石的箕畚搬運到渤海邊。箕畚，古又單稱“箕”或“畚”，例如《國語》曰：“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于王宮。”又如《新唐書》云：“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現在四川人說的“撮箕”，其形制即是從古之箕畚沿襲下來的，系一種鏟狀器具，用以收運土石、垃圾等，多由竹篾編織而成，兩側通常各有一短把提梁，以便勾連于扁擔，然后能夠雙挑于肩，把箕中之物從此處運抵彼處。《列子》的文字把這些使用步驟已經交待得再清楚不過了，如果再加上執“箒”（四川話謂之“掃把”）掃土（垃圾）進箕，就更完整了。
　　作為竹編之器，箕很容易朽爛而不存，好在東漢時川人擅長各種尺度的雕塑，給后世留下了不少相關的藝術品，讓我們可以穿越千年而上，一窺古代箕畚的真容。成都博物館展陳著兩尊幾乎一模一樣的男性陶俑，均定名為“陶執鋤持箕俑”，都是右手持鋤，左手執箕，一臉微笑，面對觀眾，讓人不禁遐想聯翩：他倆是不是剛挖到了寶貝，正準備裝進箕畚提回家中？湊前細看，這兩只箕畚正是有著雙耳提梁的那種。再看展板，可知它們出土于成都的東漢墓。
　　其實，這種東漢陶俑在四川并不鮮見。成都武侯祠博物館也藏有一尊，質地為泥質灰陶，形象也是站姿，也是左手執箕，不過這種箕沒有雙耳提梁，而他的右手握著一把鍤。沒有提梁，也照樣成其為箕；曾侯乙墓之青銅撮箕，以及廣元市昭化區漢城博物館之東漢執箕人俑所執之箕，就都沒有提梁。這些箕的生活原型，恐怕大都是最常見常用的竹制之箕吧。

李冰”竹籠絡石“治水患

　　上世紀80年代，筆者在涼山州經常看到，到了洪水期，岸邊會堆上幾條長長的竹籠，里面填滿卵石。當時并不知道這是壅水防洪的神器，也不曉得它涉及一項蜀地的傳統治水技術——“竹籠絡石”。后來移居都江堰，又有所見，久而久之，才逐步了解了它的功用與歷史。
　　竹籠在古代水利工程中歷史極久，功用極大。戰國時，蜀郡郡守李冰為了防止岷江決口，毀壞堤堰，于是伐竹破竹，編成直徑三尺、長十丈的鏤空圓籠，然后在中間填滿大小卵石，累積于岸邊以壅堵減緩江水的滔滔沖擊。
　　竹籠絡石最大的優點是把分散的卵石聚合為一體，既能抗御水流沖擊，又能泄洪，還能適應河床變化。民國以前，做籠采用的是灌縣（今成都都江堰市）以西漩口一帶產的堅韌白甲竹，由政府規定種植，每年9月派工砍伐，水運至灌縣，供都江堰歲修使用。后來，它被盛產的慈竹代替。經過2000余年發展，竹籠已有蛇皮籠、三角籠、座圈籠、鋪蓋籠等多種型式，又稱“竹絡”“竹簍”“簍石蛇”等。
　　然而，竹籠絡石并不是李冰的首創。成都市郫都區三道堰古城遺址腹心地帶發現過一座大房子，平面呈長方形，長約51.5米，寬約10.7米，面積約551平方米。房子中間有五個等距離排列的大型卵石臺子，其建筑方法為：先在臺子周圍挖基槽，再在槽內密集埋設圓竹作為護壁，最后填充卵石做臺子。這種獨特的“竹木護石”技術被視作其后“竹籠絡石”技術的萌芽。
　　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成都市考古隊在市區從方池街到附近金河賓館等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年代約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多條卵石埂，顯然是當時延伸于較大范圍的同一大型人工設施系統的遺跡。
　　其中方池街遺址的東、中、西三條有規律分布的卵石埂，整體形狀呈Z字形，頗引人注目。受發掘面積所限，其中除中埂分別與東西二埂斜向相接而長約26米外，其余二埂均南北延伸頗長而不見其兩端。發掘者結合蜀中治水傳統及成都撫琴小區商代遺址已有以竹篾固定、保護器物的出土資料等研究后指出，這些卵石埂均用竹籠絡石砌成，是開明氏時期的治水工程遺跡，具體用途則是護堤、分水、支水和滾水，并初步推定其中西、中兩埂整體上為一倒人字形滾水、支水埂。
　　有學者認為：“這種在疏導的基礎上更加復雜的水利技術設施，既是對大禹以來治水傳統的繼承，更是富于創造性的發展，從三條石埂的有計劃分布，尤其從其護堤、分水、支水和滾水功能分析，已初具后世都江堰內江諸堤功能系統的理念意蘊，應是東周時期蜀地先民熟諳水性后的智慧體現。”觀成都博物館“潤澤天府”展區“水工技術”板塊可知，金沙遺址發現的兩條有籠絡痕跡的卵石埂寬約1米，殘存數十米，砌在一條古河道的東側，其時代更早，約為商至西周。
　　防洪的如蛇竹籠裝的是石頭，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的“竹笥”（竹箱）裝的卻是各種美味肉食。何以見得？因為這些笥的表面明確寫著“脯筐”“炙雞”等名目。
　　古蜀先民從川西北高原遷入成都平原，選擇在高地向低洼區域的過渡地帶建造古城，反映出先民既要用水，又要避水的選址理念。比如在成都大邑高山古城遺址以及崇州市紫竹古城遺址等地，古蜀先民們就把居住城址選在了河道周邊的臺地上，利用地勢之利讓洪水無法侵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劉祥宇介紹，這種選址的智慧，繼承了黃河上游仰韶文化、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