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伊朗戰火的菲律賓勞工，在炮彈與賬單間進行生死抉擇

防空警報的尖厲嘶鳴已成為特拉維夫日常背景音的一部分。對于居住在市郊的菲律賓籍護理員喬伊斯·佩拉約而言，跨出家門正變得愈發像是一場豪賭。每當警報劃破長空，她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扶起照顧的高齡老人，將其安置在輪椅上，推著他通過狹窄的臺階撤往附近的避難所。 “昨夜響了三次警報，凌晨兩點、三點、四點，警報接連響起，”佩拉約疲憊地回憶道。

在中東這片被戰火陰影籠罩的土地上，像佩拉約這樣的菲律賓勞工多達240萬人。他們告別家鄉的親人，跨越重洋，只為追求那份足以改變家庭命運的薪水。然而，當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沖突升級為席卷整個地區的戰爭時，這些異鄉客正日復一日地暴露在無人機與導彈襲擊的威脅之下。

這場席卷中東的戰火已不再僅僅是遠處的硝煙，而是切切實實地奪走了這些海外勞工的生命。2026年2月28日，32歲的菲律賓護理員瑪麗·安·德維拉不幸成為這場沖突中的首位遇難者。當致命的彈片擊中她時，她正竭盡全力護送年邁的雇主前往避難所，雇主雖幸免于難，而德維拉的生命卻永遠定格在了異鄉。

在這輪震蕩中，外籍勞工往往發現自己被推到了沖突的最前沿。這并非孤例：在2023年10月的哈馬斯襲擊中，支撐以色列農業命脈的泰國勞工傷亡慘重，至少有47人喪生，另有4名菲律賓人也在那場浩劫中遇難。歷史的陰影在今日重疊，外籍務工群體再次成為戰爭代價中常被忽視卻最脆弱的一環。

中東地區一直是菲律賓海外務工者的核心目的地，這里提供的家政、醫療、建筑及工程崗位，其薪資往往是菲律賓國內的數倍。在馬尼拉的政壇語境中，這些遠走他鄉的勞工被譽為“當代英雄”，因為他們每年匯回國內的數百億美元資金，早已成為支撐菲律賓國家經濟的命脈。

但英雄的光環背后是沉重的個人代價。他們必須長期忍受與伴侶和子女分離的痛苦，并時刻面臨潛在的虐待與不公。尤其是在實行“卡法拉”擔保制度的國家，由于勞工對雇主存在極高的人身依附性，這種結構性的脆弱在動蕩局勢下被無限放大。

近年來，全球疫情加劇了這種不穩定性，而駐守在以色列的3.1萬名菲律賓人更面臨著反復爆發的武裝沖突，心理壓力已攀升至臨界點。隨著危機進一步惡化，許多勞工正陷入一場痛苦的博弈：是冒著生命危險留下，還是選擇歸國，讓依賴其收入的家庭陷入赤貧。 然而，受限于空域關閉和各類通行限制，對于大多數人而言，返鄉的路遠比想象中更加狹窄。

七個月前剛剛移居卡塔爾、在一家天然氣廠擔任機械工的羅伯特·勞倫斯·拉米爾，正處于這種掙扎之中。他所在的宿舍住著六個人，其中四人都迫切地想要離開。“工作機會到處都有，但安全和生命才是無可取代的，”拉米爾在不安中表達了自己的堅決。 目前工人們全天候駐守在宿舍內，僅在用餐時前往廠區食堂，伴隨著不絕于耳的爆炸聲與地面的震顫，他只能通過跨國電話向家中的妻兒尋求片刻慰藉。

并非所有人都感到極度恐慌。在特拉維夫擔任護理員的48歲單親母親薩莉·恩里克茲表示，生活仍在某種扭曲的慣性中繼續。“每棟建筑都有防空洞，經歷過多年的摩擦，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在高壓下生存的節奏，”她說。 她照料著一位患有認知障礙的老人，雇主家屬甚至叮囑她，若警報響起要優先保全自己的性命。

恩里克茲在菲律賓的家人頻繁致電，在深夜的驚惶中催促她歸國。然而現實的重壓遠比導彈更令她畏懼。“如果我回家，我們根本無力維持生計，”她坦言，面對已經關閉的機場和沉重的賬單，留下來似乎成了唯一的生存邏輯。

針對這種“被迫出海”的困境，菲律賓國內的活動人士多次向政府發出呼吁，要求創造更多本土就業機會。他們認為，不應讓國民在“生命安全”與“基本生存”之間做這道殘酷的單選題，政府有責任為勞工提供更安全的退路。

佩拉約離開家鄉時，她的女兒年僅兩歲。在以色列的收入是她此前工作的十倍。這種巨大的薪酬鴻溝，加上昂貴的機票和對雇主境遇的責任感，導致她整整六年后才得以重返家鄉探親。 如今，戰火再次阻隔了她的歸途。

電話那頭的女兒通過新聞看到了中東的戰局，不斷追問：“媽媽為什么不回家？”面對女兒的呼喚，佩拉約只能在無力的現實中給出一個蒼白的回答：“為我祈禱吧。”

作者： 麗貝卡·拉特克利夫、吉爾·拉莫斯

來源:‘If I go home,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he low-paid Filipino workers caught up in the war on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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