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省1.6萬行賄1000？香港城大教授被判有罪

看到發生在香港的一則犯罪新聞，有點感觸。

案情不復雜，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的一名副教授杜渡，在2022年與業主簽署了一份物業臨時租賃協議。

按照協議，如果一方違約，需要賠償約1.6萬港元的損失。

但就在簽約當天下午，杜教授又表示不打算租該單位了。為了避免承擔這筆違約金，他通過微信聯系地產代理，提出給對方1000港元，希望對方以“朋友方式”取消臨約，并不要把違約的事情告訴公司。

在信息中，他甚至表示，如果是在內地，這種事情通常可以“私了”，不用讓公司知道，還說自己“可能更習慣在內地的處理方式”。

不過地產代理并沒有接受這筆錢，向廉政公署舉報。案件隨后被起訴，并在沙田裁判法院審理。

法院在審理時認為，被告杜教授提出兩點主要抗辯：

1）當時地產代理在簽約時沒有提醒他該“臨約”具有法律效力，而且當時沒有支付訂金，所以他認為那只是一個類似意向書的文件，而不是正式合約。

2）他還辯稱，提出1000港元只是為了補償代理的交通費用和時間成本，并非行賄。

在審理時，法官對教授這種做法很不解，你一個教金融的大學教授，居然在法庭上辯解說“不知道臨時合約有法律效力”？法官直接懟回去：“連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簽了字就得認賬，何況是你？”

別以為錢少就不是行賄，別以為你是教授就能搞特殊。 你那1000塊是想讓人家背叛公司、壞了規矩。而那句“內地可以私了”更是暴露了心態，在法律面前，哪有什么“人情世故”能大過規則？

法庭認為，教授的這種行為已經構成《防止賄賂條例》下的“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裁判官最終裁定被告罪名成立，并將案件押后至3月25日作出量刑裁決。

從金額上看，這個案件似乎不是什么驚天大案：為了避免支付1.6萬港元的違約金，提出1000港元想“私下解決”。但正是這種看似不大的行為，卻觸碰了法律底線。

我的感觸是，法治社會很多時候就體現在這種地方，不因為事情小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看起來只是1000塊的小動作，但如果放任不管，規則就會一點點被侵蝕。

只有讓每一次小小的違規都承擔后果，大家才不會抱著僥幸心理，慢慢地，尊重規則才會變成一種普遍的習慣。

另外我還注意到一個細節：香港媒體在報道這類法庭新聞時，一般都不會隱去被告姓名。原因其實很簡單——案件一旦進入公開法庭審理，很多信息本來就是公開的。

普通法一直強調“公開審訊”，讓公眾能夠看到案件是怎么審、怎么判的，媒體也可以據此進行報道。這種透明度，本身也是法治的一部分。

被告的照片如果是合法獲得的，（例如公開資料、采訪拍攝、資料照片），一般也可以刊登。要保護的是未成年人和受害人。

聽聽您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