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余浩：推進大學與城市雙向賦能，加快建設“科創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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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廣東省“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要“強化新賽道新領域制度供給，探索設立‘科創特區’”，以“加快育成新產品、新技術、新業態”。“科創特區”之“特”，部分在于其需要以制度先行先試，形成能夠加速原始創新突破、驅動產業裂變并吸引人才集聚的科創生態。大學作為原始創新的重要陣地，城市作為產業轉化的主戰場，兩者一旦割裂，創新鏈條便容易中斷，從而阻礙“科創特區”的建設進程。

近期，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蔣余浩在《21世紀經濟報道》撰文指出，當前教育與科技創新發展存在脫節，已成為大學與城市雙向賦能的主要障礙。針對這一問題，他提出，大學應打破專業壁壘，構建文理工兼容的交叉科研平臺，推動政產研協同運作，依據產業發展實際制定人才政策，并大力支持中小企業創新成長，最終形成以大學為中心、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互相支撐的創新生態，實現共生共贏。

本文作者

蔣余浩教授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資深研究員、教授

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原標題為《學習筆記｜推進大學與城市雙向賦能，加快建設“科創特區”》，于2026年2月28日刊登于《21世紀經濟報道》官網。

廣東省“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強化新賽道新領域制度供給，探索設立“科創特區”，實施包容審慎監管，加快育成新產品、新技術、新業態。廣東省內多地提出謀劃建設“科創特區”的具體方案，旨在更大力度促進高質量發展。“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推動大學與城市的雙向賦能，是構建“科創特區”的關鍵舉措。

在19世紀早期，作為現代化大學雛形的柏林洪堡大學主張現代大學的核心定位是“知識的總和”，并因此形成“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的原則，通過自由的學術研究和教育，培養出支撐現代化發展的思想體系及人才。德國大學在當時成為世界效仿的對象，美國在20世紀初期直接“照抄”德國大學的實驗室和研究班，帶動了如今享譽世界的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成長。

但是，大學的生產供給（生產知識與培育人才）在近年遭遇質疑。

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教授指出，在20世紀后期，教育落后于技術發展，教育年限的增加并不相應帶來工資待遇方面的收益，技術進步所引發的收入分配差異已經難以通過增加教育的方式加以應對了。

在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方興未艾，教育跟不上科技創新的發展，已成為阻礙大學與城市雙向賦能的最大問題。在大語言模型（LLM）、增材制造技術（3D打印）等新興技術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如何探索新的高等教育及人才培養理念，是建設“科創特區”亟需回答的首要問題。

預計到2027年，中國3D打印產業規模將突破千億元。隨著技術在航空航天、醫療、汽車、模具等領域的應用不斷深入，對專業人才的需求急劇增長。圖源：新華社

大學與城市實現雙向賦能，存在著兩種有效的互動機制。

第一種，共生共贏的機制。

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學與硅谷相互成就的經驗。一是科研與產業協同。斯坦福大學研究團隊經常只是帶著一個科研理念投入硅谷創業，在風投資金的支持下，完成從0到1再到產業培育的全過程研發。客觀的說，斯坦福大學能獲得的政府研究經費遠低于東部名校，但是正因為科研與產業的高度協同，使得斯坦福大學的原創性科研獨樹一幟，而產業化的程度更是冠絕世界；二是非剛性的創新約束。在硅谷，并非沒有法律方面的種種約束，但是有意思的是，硅谷創新氛圍經常使各個企業不愿因遵循既有規制而影響創新。三是風險投資系統。高新科技產業領域充滿風險，不能依靠財政或者企業自有的資金支撐其發展。硅谷是全美風險性創業投資的主要活動中心，美國風投基金接近50%都設在硅谷。沒有這種發達的風險投資系統，就不會有集成電路、微處理器、個人電腦等高科技產品的誕生，也不會有硅谷的崛起。

第二種，集群反哺的機制。

以什么為切入口，建設創新生態，是不易回答的問題。美國人口不足80萬的小城圣地亞哥，如今形成世界級的生物技術集群，據稱聚集了超過1200家生物技術公司。

這個小城與該地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UCSD）的故事值得分析。圣地亞哥的經濟發展得益于國防投入，2024年用于該地的軍費開支達到405億美元，創造近20000個新工作崗位。軍方開支對民用部門形成長期影響，在圣地亞哥培養出一批從事國防技術和軍事醫療健康服務的企業。以這些企業及相應的人才構建的基本生態為基礎，從1970年代開始，UCSD等學術機構通過吸引世界級科學家加盟、支持成立更多的研究機構等舉措，推動了圣地亞哥生物制藥產業創新生態的建設。

圣地亞哥集世界頂尖大學（如UCSD、SDSU）與高水平科研機構（如Scripps和Sanford Burnham Prebys）于一體，形成生命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的科研優勢。

在UCSD與小城圣地亞哥的故事里，城市借助最初的基礎條件（國防投入形成的產業）支持本地大學為中心進行生態打造，大學等科研機構以集群的形態“反哺”城市發展，實現了雙向賦能。

就國內探索新型科研和教育范式方面的經驗，廣東省內的各類高校都有所努力，同樣值得加以提煉。總之，推進大學與城市雙向賦能的要旨，在于促使大學建立一種新型的科研和教育范式，與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形成共生或哺育的賦能關系。

長期以來，在科研和教育認識上存在一個誤區，即以線性的思維來看待科學研究、產業發展和人才培養這些具有有機聯系的活動。這種認識的結果是導致高校的科研、人才培養與城市社會的產業發展需求、人才需求之間出現裂痕，大學無法深度融入城市發展，一些城市政府也將支持大學的成長當成一種負擔。當前，需要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實現大學與城市的雙向賦能，加快建設“科創特區”。

第一，以打破專業壁壘作為高校的人才培育基準。

例如，一是依托綜合性科研平臺，塑造文理工兼容的研究場景。可以利用國家實驗室、校企實驗室等來打造學科交叉的科研平臺，以現實問題來吸納不同領域的教授、工程師、技術助理共同參與。還可以聯合科研人員與企業，進行合作研發，避免科學研究與生產實踐相脫節。二是依托共性問題形成培養方案，塑造開放的人才培養模式。以解決實踐問題為目標，推動多個領域杰出科學家、產業技術專家、新興科技企業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組建“專家共同體”，共同進行培養方案的設計。三是依托校企合作，培養理論與實踐相通的高精尖人才。一方面，通過企業橫向課題給予學生實踐研究機會，培育以理論來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通過創造各類高新科技競賽活動，增加與國內外同行的實習機會和競技機會，豐富學生對于理論知識的實踐理解。

第二，推動政產研有效協同運作，為全鏈條育才構建戰略支點。

一方面，以技術突破能力和人才培育能力為標準來選拔科研領軍人才，同時以多元、包容為原則，督促領軍人才建設科研團隊，形成有實戰能力、勇于跨學科探索的科研隊伍，形成對多樣技術路線的探索。

另一方面，支持高校、企業和實驗室的技術聯盟緊密互動。德國政府采用的是“領先集群競賽計劃”（Leading Edge Cluster Competition），比如在薩克森州地區聚集了110多個集群伙伴，包括17家大型企業、61家中小企業、33所院校及研究機構，以研發聯盟的形式來共同開發節能信息通信技術。

中國也在做相應嘗試，比如在東莞政府牽頭支持下新成立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技術研究院就是承擔鏈接當地企業與院校的技術流動功能。相應的經驗需要及時總結與推廣。

領先集群競賽計劃（Leading Edge Cluster Competition）從啟動、研發到創新成果積累，并最終提升企業競爭力與區域經濟社會價值的發展過程。圖源：Rothgang, M., Dehio, J., Cantner, U., & Engel, D. (2015)

第三，基于產業發展實際需要設置產業人才政策。

一方面，聯合政府、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丈量本地產業發展情況，把握新興產業的發展方向。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拓展更多利益主體的參與途徑，保障產業人才政策和高校育才方案不脫離生產實際；

另一方面，以激勵多元技術路線探索為核心來制定人才激勵計劃，培育未來產業創新生態。同時，通過政策手段來激勵高校和科研機構開放其創新資源，鼓勵企業走進高校和科研院所尋找幫助，共同探索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構建開放活躍的創新型產業發展生態。

第四，大力推進中小企業創新生長，使人才培育多點開花。

一是切實敦促政府產業基金投早投小，形成與產業化周期適配的耐心資本：依托投早投小基金重點破解早期項目產業化“首投難”“首試難”問題；針對產業化周期較長的項目，提高耐心資本供給與產業化周期的匹配度；通過政府產業基金設置容虧率，允許無回購對賭協議，延長基金存續期，匹配科技項目的長周期特性。

二是通過保證上下游產業的匯聚性，形成集群式發展。為此需要以產業發展基金的方式來形成整合效應，提高核心企業、核心技術研發與關鍵產業鏈節點的銜接度。同時持續支持研究機構與行業組織間的技術合作，圍繞產業鏈形成技術創新聯合體，為產業鏈的創鏈、固鏈、延鏈提供支持。

無論怎樣，國內外發展環境的劇變要求廣東通過謀劃建設“科創特區”來推進高質量發展，與之相應的，重新構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識生產及人才培養模式，或將成為重要的改革任務。當前最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定義大學功能及其使命，通過回應國家和地方重大發展需求，落實中央要求的“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在“科創特區”的建設過程中，大學需要尋找可靠的抓手，深入城市社會的發展實踐中去，與城市共生共贏，為打造城市創新生態創造路徑。

此外，《21世紀經濟報道》還在深度報道《既要算力也要人力：廣東探尋投資“乘數效應”最優解》一文中引述了蔣余浩教授的觀點——“新基建的投資建設，特別需要注意‘重建設而輕運營’以及‘需求側用不起來’兩大問題，按市場規律來辦事，大力拓展社會資本參與的途徑。”報道詳見：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蔣余浩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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