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再提給農民漲養老金，公糧換“社保”行不行？一次把道理說透

　　兩會期間，有不少代表和委員建議較大幅度的提高農民養老金，特別是70歲以上的老農民。

　　有的說先提到500元，有的說用幾年時間漲到800元、1000元。

　　支持的網友不少，當然也必定會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他們的質疑在于，為什么漲養老金的對象偏偏是農民？

　　他們當初沒有繳費，有一兩百元已經是國家給的福利，還要大幅占用財政補貼，對體制、企業職工這些正常繳費領養老金的群體是否不公平？

　　小編此前的一些文章里，也提到過，在建國后進行快速工業化過程中，農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

　　全國人大代表雷茂端就說過，過去老農民們交的公糧，就等于是交了社保。

　　確實，當初工人、農民、機關職工面臨的情況是一樣的。

　　社保法實施后，城鎮職工的工齡能夠視同繳費年限，農民交公糧提留的時間為什么不算？

　　當然，很多人不清楚那段歷史，有質疑也很正常。老農民們用“公糧”社保有沒有道理，小編就用一篇文章給大家講透。

　　先說一句，小編不是研究歷史的專家，文中資料均來自網絡，有不對的地方，大家盡管指出，不到位的也請大家諒解。

　　新中國成立之初，可謂是“百廢待興”，工業基礎極度薄弱，農業無疑占了國民經濟絕對主導。

　　在一窮二白的起點上，億萬農民以糧食、資金、勞力為基石，通過工農業剪刀差、交公糧、三提五統、義務出工等方式，為國家工業化、城鎮化提供原始積累，撐起了共和國發展的根基。

　　這段歷史，農民做出了多少犧牲與奉獻，接下來我們慢慢說。

　　資料顯示：

　　1949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僅466億元，農業占比81.3%，工業僅12.1%。

　　而到了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后，工農業總產值已達到810億元，工業總產值較1949年增長145.1%。

　　計劃經濟時期（1953-1978），國家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一五”計劃156項重點工程奠定工業骨架，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8%，遠超農業4.5%的增速。

　　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達5634億元，工業占比44.1%，農業降至28.2%，初步實現從農業主導到工業主導的轉型。

　　改革開放后，工農業都獲得了快速發展。

　　2023年GDP超過126萬億元，工業增加值達6.8萬億美元，制造業連續14年全球第一；糧食總產量13908億斤。

　　從“農業立國”到“工業強國”的轉變，可以說，每一步的跨越，都離不開農業的支撐與農民的付出。

　　1949年至2005年，我國農業稅總收入累計達到了4200億元。

　　這57年間，農民承擔的責任，其實已經遠超他們該做的能力范圍。

　　再來說一說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

　　搜狗百科提到，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從1953到1986年間，國家對于農產品實行的統購統銷政策，實際上是通過工農產品間的價格“剪刀差”為工業生產汲取了大量的農業剩余。

　　數據顯示，在1950-1978年期間，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大約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1979-1994年期間，更進一步增加到15000億元。

　　從1953年到開始到80年代取消統購統銷政策，農民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對工業化的貢獻超過6000億元。

　　而《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一書的作者也寫道：

　　剪刀差最嚴重的是1978年，比1955年擴大了44.65%，達到364億元。

　　相當于農民每創造100元產值，就會無償的流失到工業25.5元。

　　當然，對于剪刀差的提法，也有學者不認同，他們認為，單看農業稅，農民對國家的貢獻并不大。

　　比如，1982年我國農業各稅收入是29.4億元，只占當年財政收入的2.4%。

　　但只看稅收太片面，要看收入和支出比重，更何況，稅收之外，農村亂攤派問題也很嚴重。

　　有一段民謠當年很流行：

　　“頭稅（農業稅）輕，二稅（三提五統兩工）重，三稅（集資攤派）是個無底洞。”

　　這些無疑大大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那當年那些農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一）交公糧：57年的糧食奉獻

　　交公糧即農業稅（實物稅），從1949年延續至2006年廢止，歷時57年。

　　農民都把最好的糧食交給了國家，那些差的才留做口糧、種子糧。

　　數據顯示，1949-2006年，農民累計繳納公糧超7000億公斤，僅農業稅一項就達4200億元。

　　改革開放后28年，農民的累計超額稅費、勞力付出就多達3萬多億。

　　在物資匱乏年代，農民哪怕餓肚子也要交公糧，保障了城市口糧、工業原料供給，這也是顯然易見的付出。

　　（二）三提五統：改革開放后農民的責任擔當

　　改革開放后，農業稅之外，三提五統成為農民重要負擔。

　　三提是指：村公積金、公益金、集體管理費，主要用于農田水利、五保戶供養、村干部薪酬等支出；

　　
五統則是指：民辦教育、優撫、民兵訓練、鄉村道路建設、計劃生育統籌。

　　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三提五統占農民負擔總額的44.8％；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幾乎達到了50%。

　　拿安徽省懷遠縣來說，1998年三提五統收入，是農業稅的三倍多。

　　這些資金對基層農村很重要，支撐了農村基礎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成為國家基層運轉的重要保障。

　　（三）自帶干糧義務出工：無酬勞力支援國家建設

　　在交公糧、提留之外，有一件事農民也干了數十年，那就是無償義務工制度。

　　從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初期，全國農村普遍實行勞動積累工、義務工制度。

　　農民每年必須無償出工。

　　一干少則十幾天，多則數月，全程自帶干糧、自帶鋤頭、扁擔、推車等工具。

　　重點是不計報酬、不領一分補貼。

　　挖溝修渠、鋪路架橋、平整土地、修建水庫、治理河道、植樹造林等大型公益工程都干過。

　　如今我們熟知的紅旗渠、三門峽配套水利、全國數不盡的中小型水庫、田間灌渠、防洪堤壩，幾乎都是億萬農民肩挑手扛、一鍬一筐挖出來、修起來的。

　　而這些工程，很多至今仍在發揮重要作用。

　　還有一個現象，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了，農業人口的變遷，同樣深刻影響了城市的發展。

　　眾所周知，城鎮化一直是這些年社會的熱點，城市的繁榮也離不開人口的增加。

　　1949年，全國總人口5.41億，農村人口4.84億，占比89.36%，城鎮人口僅10.64%；

　　1978年改革開放前，城鎮人口占比17.92%，農村仍是人口主體。

　　2011年，城鎮人口占比首次突破50%，標志中國進入城鎮型社會；

　　2023年，城鎮人口占比66.16%，農村人口降至33.84%。

　　70余年城鎮化進程中，有多少農民主動或者被動的離開生養他們的土地，去陌生的城市里討生活。

　　農民要種地保障糧食安全，又要進城務工支撐城市建設，他們對城鎮化的貢獻同樣不能忽視。

　　最后要說一說，農民的歷史貢獻該不該視同社保繳費？

　　按照國家政策，1995年《社會保險法》實施后，城鎮職工之前的連續工齡被認定為視同繳費年限，由政府承擔相應保費，直接計入養老金計算。

　　這是對職工歷史勞動貢獻的法定承認與制度兜底。

　　然而，與工人工齡視同繳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民數十年的交公糧、繳三提五統、義務出工、剪刀差奉獻，卻成為一段被制度忽略的歷史付出。

　　當然，這跟社保制度設計有關系。

　　職工養老保險依托單位與財政統籌，起步早、規則完善；農村養老保障長期缺位。

　　而新農保直到2009年才開始啟動，2012年全面實施，比城鎮職工養老晚了17年。

　　而且，農民的貢獻大多是以實物奉獻、無償勞力為主，很難進行核算，在以“繳費年限”為核心的社保體系中，難以被量化認定。

　　但現在來看，也很難說得上公平。

　　工人拿工資付出勞動參與工業化，農民以農業稅、無償勞力支撐工業化，二者同為國家基礎，但在養老保障上待遇差別太大。

　　職工養老金月均數千元，而農村居民基礎養老金長期處于百元級水平，難以匹配農民當年的犧牲與當下的生活需求。

　　應該看到，隨著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農民的日子也是越過越有盼頭。

　　比如取消了農業稅、建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連年提高基礎養老金標準、推行種地補貼、養老醫療并軌等。

　　這些政策，都是對農民歷史貢獻的一種補償。

　　但從現實來看，這個力度還不太夠。

　　要真正實現貢獻與保障對等，還需要更大幅度的提高農村養老待遇。

　　要探索“歷史貢獻視同養老權益”的補償機制，讓老一輩農民的付出被看見、被承認、被回饋。

　　我們不是在推動農民與其它群體的對立，像工人、知識分子、體制內職工都有自己的貢獻。

　　但相比社保法實施后的歷史反饋，農民的確吃了虧。

　　我們只是希望，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能把政策多向那些老農民們傾斜一點。

　　畢竟，走過那個時代的農民，年輕的也已經七十多歲，他們剩下的日子真的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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