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AI轟炸伊朗目標，女校175人遇難，誰來擔責？

美軍在對伊朗發動攻擊的首個二十四小時內，便以摧枯拉朽之勢精準打擊了高達1000個目標，這一驚人戰果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應用。

在針對伊朗和委內瑞拉的作戰行動中，美國軍方將安德羅皮克公司研發的人工智能工具“克勞德”，與帕蘭提爾科技公司的“行家”系統強強聯手。這一前沿組合被廣泛應用于實時的目標定位與打擊優先級的深度研判之中，為前線作戰提供了強大的數據支撐。

盡管“克勞德”問世不過寥寥數年，但美軍駕馭它乃至其他人工智能系統的高超能力，絕非一日之功。自動化系統若要發揮出最大效能，離不開龐大且完善的基礎設施，更需要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來操控把關。

正是得益于過去數十年間持續不斷的戰略投資與深厚的實戰經驗積累，美國如今才能夠在波譎云詭的現代戰爭中游刃有余地運用人工智能技術。

筆者目前在佐治亞理工學院擔任國際關系學者，專注于戰略技術領域的研究，早年也曾在美國海軍擔任情報官員。基于這些跨界的學術探索與實戰經歷，筆者深刻地認識到，數字系統的效能上限，往往取決于使用它們的組織機構的整體素養。

現實情況是，一些組織由于管理僵化或理念滯后，白白揮霍了先進技術的巨大潛能；而另一些組織則能夠通過卓越的協同與調度，巧妙地彌補技術本身的短板與缺陷。

科幻小說中關于軍事人工智能的描繪，往往容易將公眾引入認知的誤區。那些深入人心的“殺手機器人”和“無人機蜂群”概念，總是過度夸大了人工智能系統的自主決策能力，卻刻意貶低了人類在其中扮演的決定性角色。

在殘酷的戰爭熔爐中，決定最終勝敗走向的往往不是冰冷的機器，而是隱身于機器背后、掌控全局的人類。

回歸現實世界，軍事人工智能實際上是一個涵蓋了海量異構系統與復雜任務的龐大集合體。從宏觀層面來看，它主要被劃分為自動化武器與決策支持系統兩大核心類別。

自動化武器系統具備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能夠自行鎖定并攻擊目標。這些武器往往是科幻作品的寵兒，同時也是國際社會倫理與法律辯論的焦點所在。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決策支持系統如今已悄然成為大多數現代軍隊的中樞神經。這些高度復雜的軟件應用程序，源源不斷地為人類作戰人員提供著至關重要的情報分析與戰略規劃信息。

包括當前及近期發生在中東地區的局部戰爭在內，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諸多應用，其本質都是作為決策支持系統，而非直接用于殺戮的武器。現代作戰組織在情報研判、戰役籌劃、戰場管控、通信聯絡、后勤保障、行政管理以及網絡安全等各個環節，都已深度依賴于不計其數的數字化應用。

“行家”系統依托強大的人工智能算法，從海量的衛星圖像及其他情報數據中抽絲剝繭，精準識別出潛在的打擊目標；而“克勞德”則化身為軍方規劃人員的得力助手，協助他們對繁雜的信息進行梳理分類，進而果斷敲定最終的打擊目標與優先級順序。

在加沙沖突及其他地區引發廣泛關注的以色列“薰衣草”系統與“福音”系統，同樣屬于決策支持系統的范疇。

這些人工智能應用雖然能夠提供極其強大的分析與規劃輔助，但在生死攸關的戰場上，最終拍板定案的權力始終牢牢掌握在人類手中。

具備一定自主能力的武器在人類戰爭史上的應用，其實已經跨越了一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早在十九世紀，觸碰即爆的海軍水雷便已投入實戰；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更是研發出了由陀螺儀引導的導彈。

隨著技術的迭代，能夠根據目標機動軌跡自動調整航向的自導魚雷與熱追蹤導彈相繼問世。時至今日，包括以色列的“鐵穹”防御系統和美國的“愛國者”防空導彈在內的眾多防空網絡，早已將全自動攔截模式作為標配。

步入二十一世紀，機器人無人機在各大戰區變得隨處可見。無論是在廣袤的陸地、浩瀚的海洋、深邃的天空，還是在浩渺的近地軌道，無人系統正在不知疲倦地執行著各種枯燥、骯臟且極具危險性的任務。

諸如美國“死神”無人機或以色列“赫爾墨斯900”無人機等遠程遙控飛行器，能夠在目標上空進行長達數小時的自主盤旋，為偵察與精確打擊提供了絕佳的平臺。

在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激烈交鋒中，交戰雙方更是開創性地將第一人稱視角無人機改造為神風特攻隊式的自殺性彈藥。由于戰場上充斥著強烈的電子干擾，導致人類操作員無法進行遠程遙控，部分無人機甚至已經開始依賴人工智能技術來獨立鎖定目標。

那些將偵察與打擊過程自動化的系統，僅僅是這場浩大自動化革命中最顯山露水的冰山一角。看得更遠、打得更快的技術能力，不可避免地讓軍事組織面臨著呈指數級暴增的信息處理壓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決策支持系統應運而生并大放異彩。如果說自動化武器極大地強化了軍隊的耳目與臂膀，那么決策支持系統則是對軍隊大腦的全面升級與重塑。

追溯歷史，冷戰時期的指揮與控制系統，早已為現代決策支持系統埋下了伏筆。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開展的“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等自動化研究項目，在計算機內存與人機交互界面領域催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新。

在越南戰爭的泥潭中，美軍部署的“冰屋白”系統將海量情報數據匯聚至一臺中央計算機，以此來統籌協調美國戰機對北越后勤補給線的狂轟濫炸。到了八十年代，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大力推進的戰略計算項目，更是直接推動了半導體技術與專家系統的突飛猛進。毋庸置疑，正是國防資金的持續注入，才從根本上孕育了人工智能的崛起。

自動化武器與決策支持系統的有效運轉，高度依賴于相輔相成的組織架構創新。從越南戰爭時期的“電子戰場”構想，到冷戰后期的“空地一體戰”理論，再到后來風靡一時的“網絡中心戰”概念，美國軍方在理論創新與組織架構重塑的道路上從未停歇。

每一次軍事理論的躍升，都伴隨著指揮體系和作戰理念的深刻變革，從而為新技術的落地生根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在美國發起的全球反恐戰爭期間，一種全新風格的特種作戰模式悄然興起。在這個過程中，由人工智能賦能的決策支持系統展現出了無可替代的戰略價值。

無論是追蹤隱匿的恐怖分子頭目、精心策劃抓捕或擊斃行動，還是對行動中繳獲的龐雜情報進行深度剖析，這些系統都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諸如“行家”這樣的智能系統，早已成為這種高強度反恐作戰模式的基石。

如今在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軍事行動中所展現出的令人矚目的美國式戰爭做派，實則是數十年如一日不斷試錯與迭代的結晶。美國軍方已經打磨出了一套極其精密且復雜的運作流程。

這套流程涵蓋了從多源頭搜集情報、深度剖析目標系統、審慎評估打擊方案，到統籌協調聯合作戰，再到精準評估轟炸毀傷效果的每一個環節。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夠無縫貫穿于整個目標打擊周期的始終，唯一的支撐力量在于全球各地無數默默奉獻的人類工作人員，是他們在幕后夜以繼日地維持著這臺龐大戰爭機器的平穩運轉。

當然，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也引發了外界對于“自動化偏見”的深切擔憂。在軍事目標定位的過程中，人們往往容易對自動化系統給出的決策賦予過高的權重，甚至產生盲從心理。這并非一個全新的時代命題。

早在越戰時期，“冰屋白”系統就曾屢次被越南游擊隊設置的誘餌所蒙蔽。一九八八年，一艘配備了當時最頂尖技術的美國“宙斯盾”級巡洋艦，在波斯灣上空誤擊了一架伊朗民航客機，釀成慘劇。一九九九年，致命的情報失誤更是導致美國隱形轟炸機悍然轟炸了位于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

而就在最近，有確鑿證據表明，一枚戰斧式巡航導彈精準擊中了伊朗海軍基地附近的一所女子學校，導致約175人慘遭屠戮，其中絕大多數是手無寸鐵的學生。這場令人發指的精準打擊，極有可能又是美國情報系統一次災難性的潰敗所致。

縱觀歷史，決策支持系統在戰爭中的成敗得失，更多地是受制于組織內部的結構性因素，而非單純的技術瓶頸。人工智能固然能夠幫助軍事組織大幅提升運轉效率，但它同樣具有放大組織固有偏見的危險潛能。

當加沙地帶出現令人觸目驚心的大規模平民傷亡時，人們或許會本能地將罪魁禍首指向“薰衣草”等人工智能系統。但客觀而言，以色列軍方過于寬松且缺乏底線的交戰規則，其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恐怕遠遠超過了所謂的自動化偏見。

顧名思義，決策支持系統的根本宗旨在于輔助人類進行決策；人工智能的使命從來都不是取代人類。在這些高度復雜的系統中，人類工作人員依然在扮演著不可或缺的核心角色。

從系統的頂層設計、日常管理、數據解讀，到結果驗證、效能評估，再到故障修復與數據流的安全防護，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人類的智慧與心血。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指揮官依然是發號施令、掌控全局的最高權威。

若借用經濟學術語來闡釋，人工智能的核心價值在于極大地提升了預測的精度與廣度，即基于海量的歷史數據推演出新的數據模型。預測僅僅是完整決策鏈條中的一環。

究竟需要預測什么，以及如何將這些預測結果轉化為切實的行動，最終的裁決權依然掌握在人類手中。人類擁有復雜的情感偏好、道德價值觀以及對現實世界后果的深刻敬畏，而這些特質，恰恰是冰冷的人工智能系統在本質上所完全不具備的。

在筆者看來，這一系列嚴酷的現實邏輯共同指向了一個不容置疑的結論：軍事領域對人工智能日益加深的依賴，不僅沒有削弱人類的地位，反而在實質上讓戰爭中的人類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舉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