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金明院士兩會發言刷屏，醫生終于等來“不用拼論文”的那天？

“醫生不能只靠論文給人看病，也不能只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給人看病，醫生更應該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山東省腫瘤醫院院長于金明在2026年兩會上的一番話，在醫療圈引發強烈共鳴。

這位山東省腫瘤醫院院長直言：如果醫院大量醫生把精力放在科研論文上卻不會看病，這家醫院就會失去老百姓的信任。

這句話戳中了無數臨床醫生的痛點。當科研論文成為職稱晉升的“硬通貨”，當國自然項目數量成為醫院排名的核心指標，一線醫生的困境誰人能解？

臨床醫生的“論文焦慮”

有多荒誕？

于金明院士描繪了當前醫學生培養的怪圈：本科生實習階段備戰考研、碩士生臨床培訓時間做科研、博士生側重基礎研究、博士畢業博士后培訓仍然投入科研，導致醫學生缺乏必備的臨床技能。

這種“重科研論文、輕臨床技能”的培養模式，讓許多醫學生在長達十余年的培養周期中，真正接觸臨床的時間被嚴重擠壓。

不僅是醫學生，在職醫生同樣面臨困境。既往調研發現，約20%的三甲醫院醫生“完全沒時間”做科研，60%以上“很少時間”做科研，卻必須在晉升時拿出科研成果。

西安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消化內科醫生王佳曾陷入“唯論文”的困境：“臨床工作本就繁忙，還要被迫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去做自己并不擅長的基礎科研。”

這種狀況有多荒誕？一位三甲醫院醫生吐槽：“白天看病開刀，晚上熬夜寫論文，周末泡實驗室。問題是，我們不是專職科研人員啊！”

從“重科研”到“重臨床”

政策導向正在轉變

于金明院士指出，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醫學人才臨床能力建設，逐步推動醫學人才評價導向從“重科研”向“重臨床”轉變，但在實際落實中仍然有差距。

這種轉變的信號已經很明顯。2024年，中國臨床案例成果數據庫被列入陜西省衛生系列高級職稱評審條件，王佳醫生憑借入選案例庫的優質案例順利評上副主任醫師職稱。

截至2025年底，中國臨床案例成果數據庫已收錄來自全國5000多家醫療機構的規范化病例報告12.2萬篇，總閱讀量突破3100萬人次。

中華醫學會雜志社社長魏均民介紹，每一篇案例報告都需經過“三審三校”同行評議流程，“由3000余名各專業評審專家來確保每一篇入庫案例都經得起檢驗”。

中國科協科學技術創新部副部長楊書宣說：“不再數論文篇數，而是論成果價值；不再看帽子頭銜，而是評實際貢獻，案例庫要為落實人才評價改革要求提供“新標尺”。”

兩會代表委員的“藥方”

分類評價、分類管理

面對這一問題，今年兩會多位代表委員開出“藥方”。

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醫院副院長張俊杰建議，建立基礎研究、臨床研究、交叉研究分類評價機制，改革職稱評定，突出臨床實踐能力。

張俊杰認為，醫學科技創新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務人民健康，其核心動力應源于臨床實踐中的真實問題。他建議將醫生發表的學術論文明確劃分為“基礎研究”、“臨床研究”及“交叉研究”三大類，為分類評價奠定基礎。

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院長李海潮則提出更系統的方案：對大學附屬醫院的醫療、教學和科研人才進行分類管理，按不同崗位屬性分賽道制定相應標準。

李海潮建議：“醫療系列職稱的晉升應該重點關注醫療工作的質和量，并結合專業特征確定相關工作量和技術能力指標。在達到相應條件的前提下，可按規定晉升醫療職稱。”

對于有志于醫學教育的醫生，應設計由教學質量評價和教學工作量相結合的評價標準，為愿意鉆研教育教學理論的老師提供獨立的發展通道。

醫生的“累”誰來買單？

于金明院士在訪談中坦言：“醫生這個活就是累的，醫生是最累的工種。”

當被問及醫生是否太累時，他的回答發人深省：“我們老一輩當年不也是這么過來的嗎？”但同時他也給出折中方案：讓醫生去做臨床研究，不一定要去實驗室做基礎研究。

臨床研究可以和臨床工作比較好地結合起來，“圍著臨床做研究，用在研的藥物、設備做試驗，這也是科研”。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癥醫學科主任王廣發在接受采訪時呼吁保障醫務人員休息權，“人都是需要休息的，充分的休息不僅是為了他們自己，也是為了老百姓能獲得高質量的醫療服務”。

醫生的工作負荷問題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職業健康隱患。全國人大代表、浙江中醫藥大學原黨委書記黃文秀指出，醫務人員長期處于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環境中，面臨職業倦怠、焦慮、抑郁等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顯著高于普通人群。

改革的阻力在哪里？

盡管政策導向已開始轉變，但實際落實中仍有差距。

于金明院士坦言：“近年來，雖然國家高度重視醫學人才臨床能力建設，逐步推動醫學人才評價導向從重科研向重臨床轉變，但在實際落實中仍然有差距。”

李海潮也觀察到：“在實際運行中，科研課題和科研成果仍然在職稱晉升體系中占據較高比重，或者成為是否能夠晉升職稱的重要砝碼。臨床醫生對新政策導向在優化人才管理方面的實際成效感受度普遍不高。”

這種狀況背后，是醫院排名、學科評估、經費分配等深層次的制度慣性。正如一位醫院管理者所言：“我們也想重臨床，但各種排名都在看論文、看國自然，醫院不重視科研，排名掉下來，經費減少，人才流失，最后吃虧的還是臨床。”

醫生的“雙重身份”

可能才是終極答案？

于金明院士對“好醫生”的定義給出了層次分明的標準：“最好的醫生應該是戰略科學家，他底下有一個團隊集成攻關，去解決大問題。第二等的醫生應該是醫生科學家，一手臨床，一手科研，兩件事都做好是最好的。”

這意味著，臨床與科研并非對立關系，而是可以相互促進。于金明本人就是例證：當院士15年，他的門診量一直是全院最高的，是第二名的2~3倍。

李海潮建議建立“臨床醫師+科學家”的合作團隊，深入研究基于臨床視角凝練出來的科學問題，“通過專業人做專業事，提升面向臨床問題的科學研究質量與水平”。

這種模式可以讓臨床醫生專注于臨床問題，由專業科研人員協助完成基礎研究，既保證了臨床能力，又不放棄科研創新。

醫生群體的真實心聲

關于“好醫生的標準”，醫療圈內的討論從未停止。

有醫生在社交媒體上直言：“其實在大多數地方，好醫生的標準是會掙錢。”這句話雖然直白，卻道出了現實困境——當醫院經營壓力與個人收入掛鉤，“創收能力”往往成為隱形的評價標準。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張文宏在今年兩會期間回應“讓醫生回歸救人本質”的提問時，點出了三個關鍵詞：評價體系、收入和積極性。

“如果三方能進行協同，問題就能夠解決，但想做到這一點確實非常困難。”張文宏坦言。

張文宏的分析切中肯綮：醫生不是不想“純粹救人”，但一些外因無法讓他們純粹。解決這個問題，需讓醫生的知識值錢，而不是讓藥品和耗材值錢；讓臨床水平而不是讓論文數量或創收能力決定地位；讓所有約束性指標以更科學的方式落實，避免成為合理診療的束縛。

評價一位醫生，最重要的是看他“會不會看病、能不能治好病”。這句看似簡單的話，在現實中卻需要復雜的制度設計才能實現。

中華醫學會秘書長何翔透露，未來將推動更多省份在醫務人員職稱評審中采納案例庫的案例，并拓展案例庫應用向醫務工作者職業生涯全周期延伸。

當臨床經驗從“看不見的付出”變成“可評價的成果”，越來越多的好醫生將回歸臨床，把更多時間留給患者。

而這，或許正是于金明院士“醫生不能只靠論文給人看病”這一樸素表述背后的深意——讓醫生回歸臨床，讓醫療回歸本質。

改革的方向已經明確，但道路依然曲折。從“重科研”到“重臨床”的轉變，不僅需要政策引領，更需要醫院管理者、評審專家和一線醫生的共同努力。

醫生的累，需要被看見；醫生的價值，需要被重新定義。當一名好醫生的標準回歸到“會看病、能治病”，當臨床能力真正成為醫生評價的核心，中國醫療的未來才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