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貶低英首相，拿丘吉爾對比以為會挺對伊戰爭，真相打臉了

2026年3月3日，唐納德·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見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在溫斯頓·丘吉爾的半身像前，他將現任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與這位杰出的前任進行了負面比較。

在針對伊朗的戰爭如火如荼之際，唐納德·特朗普對倫敦遲遲未批準美軍使用一處戰略軍事基地感到惱火。他將矛頭直指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遺憾地表示，在斯塔默身上，美國“面對的不是溫斯頓·丘吉爾”——言下之意是，如果是丘吉爾，定會毫不猶豫地與華盛頓保持一致。

這種比較建立在對歷史和這位“老獅子”極其簡化的認知之上。丘吉爾曾于1940年5月至1945年7月，以及1951年10月至1955年4月兩度領導英國政府。

就在今年3月3日，唐納德·特朗普指責基爾·斯塔默對美國和以色列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支持過于冷淡時，他在言辭中穿插了一個歷史典故。“我們面對的不是溫斯頓·丘吉爾，”他抱怨道。

特朗普以此暗示，與現任唐寧街10號的主人不同，丘吉爾在當前與德黑蘭的對抗中，必定會堅定地站在華盛頓一邊。如果丘吉爾在世，他真的會為2月28日爆發的這場針對伊朗的戰爭拍手叫好嗎？

答案或許并不像唐納德·特朗普所想的那樣顯而易見。不可否認，丘吉爾始終將倫敦與華盛頓的同盟關系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也常常毫不吝嗇地使用好戰的辭藻。

他同樣以一貫的戰略審慎而著稱。他絕非一個盲目熱衷于武裝對抗的狂熱分子，相反，他更傾向于將戰爭與外交視為密不可分的兩個要素。

1946年3月5日，他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發表的著名演講，便是這一理念的絕佳例證。人們都銘記著他首次使用的那句名言：“一道鐵幕已在歐洲大陸降下。”

事實上，伊朗在這篇演講中就已經被提及。當時，盡管在二戰期間達成了相關協議，但蘇聯軍隊遲遲未從伊朗北部撤軍。

這一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后來引發冷戰的最初緊張局勢的導火索。由此可見，丘吉爾在當時就已經透過大國博弈的棱鏡來審視伊朗問題了。

這種戰略眼光并非始于194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3年，丘吉爾親赴德黑蘭，與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約瑟夫·斯大林舉行了同盟國“三巨頭”的首次會議。

這次歷史性的會晤之所以選址在伊朗首都，是因為該國當時已成為一條至關重要的物流走廊，盟軍借此將大量戰略物資運往蘇聯。

對丘吉爾而言，那次德黑蘭會議卻是一次深刻的幻滅。羅斯福越來越傾向于討好斯大林，有時甚至不惜犧牲英國的利益。

丘吉爾后來曾滿懷苦澀地回憶道，他當時坐在“巨大的俄羅斯熊和龐大的北美野牛之間”——在這個政治動物園里，他自己的國家就像是“一頭可憐的英國小毛驢”。這句自嘲折射出一種清醒的認知：英國已經不再是主導世界的超級大國之一了。

1943年，約瑟夫·斯大林、富蘭克林·羅斯福與溫斯頓·丘吉爾在德黑蘭。

深刻認識到這一點后，丘吉爾在二戰結束后下定決心，要竭盡全力經營英美關系。他在富爾頓發出的關于在英聯邦與美國之間建立“特殊關系”的呼吁，絕不僅僅是一種修辭姿態。

這是在一種由美國霸權崛起所主導的新型國際秩序中，為確保英國未來國家安全而進行的務實嘗試。

丘吉爾對伊朗的戰略考量并未局限于冷戰初期的外交博弈。1953年，在他第二度出任英國首相期間，一場秘密行動推翻了時任伊朗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并恢復了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的統治權力。

這場政變主要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由克米特·羅斯福牽頭指揮，但丘吉爾對此給予了極其熱情的支持。后來，當克米特·羅斯福在唐寧街的一次會面中向他詳細描述這次行動時，這位英國首相甚至表示，他很樂意在這樣一次任務中在羅斯福麾下效力。

這一歷史插曲表明，當丘吉爾認為西方利益受到實質性威脅時，他絕不排斥訴諸武力。這一決策也帶來了極其沉重的歷史后果：推翻穆罕默德·摩薩臺成為了后來伊朗革命領導人所控訴的主要罪狀之一。

自1979年建立以來，伊斯蘭共和國不斷重提這些外國干涉的歷史——尤其是1953年這場由英美聯手策動的政變——以此來賦予其政權合法性，并將自身塑造成捍衛伊朗國家主權、抵抗外部霸權的堅定衛士。

換言之，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當年在伊朗的這場干涉行動，已經演變成了該政權手中最為強大的政治武器之一。

丘吉爾其實非常清楚，戰爭和干涉往往會引發始料未及的后果。在回顧自己早年作為年輕軍官參與布爾戰爭的經歷時，他曾寫道，一旦沖突的信號發出，政治家們就會失去對事態發展的控制。

戰爭隨后便會受制于“惡毒的命運、不幸的意外以及可怕的政治誤判”。這并非一個和平主義者的無病呻吟，而是一個親眼目睹過某些政治決策如何迅速失控的過來人的深刻洞見。

那么，丘吉爾的這種政治直覺將如何應用于當前的危機呢？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丘吉爾會以極度不信任的眼光審視當前的伊朗政權。

他的冷戰思維促使他習慣于從意識形態對抗和戰略平衡的角度來解讀國際政治。他無疑會認為，在面對被視為具有侵略性的政權時表現出軟弱，只會助長他們進一步挑戰西方的野心。

但是，丘吉爾極少認為單憑軍事行動就能徹底解決地緣政治沖突。他的行事邏輯更多是強硬與外交的結合：在保持實力地位的基礎上進行談判，同時始終與對手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

即便在冷戰對抗最為激烈的時期，他依然抱有希望，認為西方國家憑借強大的實力地位，最終能夠說服蘇聯領導人達成某種妥協。

“我們面對的不是溫斯頓·丘吉爾。”

最重要的是，丘吉爾深信英國的國際影響力建立在與美國的緊密關系之上。但在他的構想中，這種戰略結盟絕不意味著對華盛頓的盲從：它同樣應該成為引導和塑造美國力量的一種手段。

所謂的“特殊關系”應當是一種平等的伙伴關系，而非賦予對方為所欲為的絕對自由。

因此，唐納德·特朗普對丘吉爾的引用，實際上是建立在一個被極度簡化的戰時領袖形象之上，將其塑造成了一個本能的軍事行動狂熱支持者。

真實的歷史向我們展現的是一個更為復雜、多面的政治人物：他固然是一位深信武力重要性的戰略家，但他同樣深諳外交斡旋的藝術、同盟關系的價值，以及在大國博弈中保持審慎的必要性。

倘若丘吉爾今天依然在世，他很可能會呼吁西方各國政府展現出強硬的姿態。但他同樣會敏銳地意識到，伊朗當前的政治體制正是建立在對過去外國干涉的痛苦記憶之上。

任何新的武裝沖突，都極有可能適得其反，恰恰強化了那些西方原本試圖削弱的政治力量。

丘吉爾生前曾反復強調，戰爭一旦爆發，就極少會按照發動者所設想的既定軌道發展。在今天看來，這句充滿智慧的警告，依然具有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