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發布“校園欺凌”國際比較報告

本文核心要點：

校園欺凌，無論是面對面發生還是發生在網絡上，都是實現優質全納教育的一大障礙。2026年2月13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教育欺凌：各國的普遍性、影響與應對措施》工作報告，利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的最新數據，描繪了全球校園欺凌的圖景，并指明了應對的方向。

1.誰更容易遭受欺凌？

報告指出，校園欺凌并非隨機發生。通過分析2015至2022年的數據，研究者發現雖然大多數學生偶爾會遭遇不愉快，但約2%的學生承受著持續且嚴重的欺凌。以下三類學生群體風險尤其值得關注：

• 社會經濟地位優越的移民背景男生：他們遭受欺凌的風險比本土弱勢女生高出64%，研究者推測這可能與“融合悖論”有關——他們打破了某些固有刻板印象，反而更容易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 與同學校格格不入的學生：當一個學生的家庭背景與學校平均水平的差距越大，他/她遭受欺凌的風險也越高。

• 其他少數群體：因外貌、性取向、性別表達、種族或殘障等因素而被視為“與眾不同”的學生，也面臨更高的被欺凌風險。

2.欺凌的代價有多大？

欺凌的負面影響如漣漪般擴散，遠不止于個人。

• 對個人：短期來看，受欺凌學生出現焦慮、抑郁癥狀的比例是其他學生的兩倍，逃學率更高，學業成績也會顯著下滑。長期來看，高強度的欺凌可能導致學歷偏低、失業風險增加，甚至影響成年后的身心健康。

• 對學校：高發的欺凌會侵蝕全體學生的安全感和歸屬感**，破壞整體校園氛圍，進而拉低學校的整體學業表現。即使是旁觀者，也可能因此感到焦慮不安。

• 對社會：個體層面的損失會累積成巨大的社會成本，包括醫療支出的增加和因生產力下降導致的經濟損失。

3.我們能做什么？

報告強調，欺凌并非不可改變。有效的應對需要一套“組合拳”，涵蓋政策、能力和實踐等多個層面。

• 系統性戰略：國家需要制定連貫的反欺凌戰略，明確定義欺凌，劃分責任，并為學校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南。

• 能力建設：投資于教師和學校工作人員的職前與在職培訓，讓他們具備識別、預防和有效干預欺凌事件的能力。同時，也要為家長提供支持，幫助他們識別信號并正確應對。

• 全校性干預與靶向支持并行：像芬蘭的KiVa、挪威的Olweus等項目證明，動員學生、教職工、家庭和社區共同參與的“全校性”干預最為有效。但同時也要警惕“健康環境悖論”——當整體欺凌率下降后，少數仍被欺凌的孩子可能需要更專業的心理輔導和個案跟進。

• 監測與評估：建立定期的數據收集系統，監測欺凌趨勢，并對所有反欺凌政策和項目進行嚴格評估，確保資源的有效利用，并及時調整策略。

最后，報告明確指出，欺凌絕非孩子成長中必經的“正常部分”。通過清晰的標準、一致的應對協議以及充分的培訓和支持，我們完全有能力將學校建設成安全、包容的環境，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其中找到歸屬感，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

以下為正文

2026年2月13日，經合組織（OECD）發布《教育欺凌：各國的普遍性、影響與應對措施》（Bullying in education: Prevalence, impact and responses across countries）工作報告，利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數據，描繪了2015-2022年間OECD成員國和候選國校園欺凌的普遍程度和趨勢，并分析了欺凌如何傷害學生個體，以及這些個體影響如何蔓延至學校，并最終造成更廣泛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報告還回顧了預防和應對校園欺凌的策略，涵蓋國家層面的政策和學校層面的舉措。報告最后還提出了政策建議，包括制定一套連貫的反欺凌系統性戰略、加強學校教職工能力建設、將普遍預防與針對性支持相結合的學校干預措施、開展常規的欺凌普遍程度監測以及進行有效的影響評估。

該報告的主要內容概述如下：

一、校園欺凌的定義

報告指出，傳統的校園欺凌定義強調個體心理，突出諸如傷害意圖等要素。在實踐中，這種攻擊行為可以表現為肢體行為（例如毆打或推搡）、言語攻擊（例如辱罵或威脅）以及社交行為（例如散布謠言或排擠他人）。然而，如今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欺凌是一個更廣泛的社會過程，它超越了傳統的欺凌者/受害者二元對立模式。這種新方法強調欺凌行為發生的背景，突出群體動力、旁觀者的反應以及當地社會規范等要素。報告由此采納了UNESCO的定義：

“校園欺凌是一種有害的社會過程，其特征是權力失衡，而這種失衡是由社會和制度規范驅動的。它往往反復出現，表現為學生或學校工作人員之間不受歡迎的人際行為，會對受害個人或群體以及更廣泛的學校社區造成身體、社交和情感上的傷害。”

網絡欺凌也包含在這一定義中，而且校園欺凌和網絡欺凌之間存在顯著的重疊：在現實生活中參與或目睹欺凌行為的學生，更有可能在網上也遭遇類似的欺凌行為。因此，應對校園欺凌的措施應涵蓋網絡欺凌，而不是將其視為一個獨立的問題。

報告指出，要解決校園欺凌的根本原因，必須將關注點從個人意圖轉移到維持有害權力動態的社會和制度規范上。這種更廣泛的視角也強調了采取全校或全社區參與的方式來有效應對欺凌問題的必要性。

二、校園欺凌的普遍程度

報告以PISA中的6個問題構建了基于頻率的校園欺凌強度指數。這些問題詢問學生在過去12個月內，他們在面對面和在線上經歷以下行為的頻率：被其他學生故意排擠、被取笑、受到威脅、財物被拿走或毀壞、被擊打或推搡、散布關于他們的惡意謠言。

這些問題的回答采用四分制評分：“從不或幾乎從不”（0）、“一年幾次”（1）、“每月幾次”（2）和“每周一次或以上”（3）。欺凌強度指數是這些回答的總和，因此范圍從0到18，分數越高表示欺凌行為越頻繁。

1.2015-2022年校園欺凌總體下降

報告發現，在大多數OECD成員國和候選國中，2015-2018年間平均校園欺凌強度有所上升，隨后在2018-2022年間有所下降。這種下降可能與新冠疫情有關。總體而言，2015-2022年間，OECD成員國的平均校園欺凌強度下降了0.92%。

韓國和日本尤為明顯，2015-2022年期間，校園欺凌強度穩步下降。丹麥也是一個例外，因為其欺凌強度指數在2018-2022年間略有上升（+1.12%），而同期其他國家則均下降。

報告還發現，總體而言，雖然大多數學生都會經歷可能構成欺凌的情況，但只有極少數學生會遭遇嚴重且強烈的欺凌。換句話說，欺凌強度指數的分布呈長尾狀：2022年，超過85%的學生得分在0-5之間，而只有略高于2%的學生得分在10-18之間。

2.移民背景學生更易受欺凌

此外，在OECD國家中，移民背景的學生平均而言比本土同齡人更容易遭受欺凌，尤其是在社會經濟條件優越的學生群體和男生群體中。例如，在弱勢學生群體中，移民背景男生的欺凌強度指數比本土女生高出11%。然而，在優勢學生群體中，移民背景男生的欺凌強度指數比本土女生高出64%。換言之，移民背景與欺凌強度指數的顯著升高相關，尤其是在社會經濟條件優越的男生群體中。

3.學校中學生社會經濟地位差異越大欺凌越容易發生

就讀于社會經濟條件較好的學校與較低的校園欺凌強度相關：在考慮個體特征后，學校平均社會經濟地位評分（ESCS）越高，欺凌強度越低。同時，學生在學校中的相對社會經濟地位也很重要：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評分與學校平均水平之間的絕對差距越大，遭受欺凌的強度就越高。換句話說，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同齡人差異越大，遭受欺凌的風險就越高。

4.個人和家庭以及學校等環境都會影響校園欺凌發生

校園欺凌也與個人、家庭、同伴、學校和社區等有關。在個人因素中，較好的社交能力、自尊和問題解決能力與較低的遭受欺凌風險相關。相反，藥物濫用、逃學和低自控力與較高的遭受和參與欺凌風險相關。

家庭既可以加劇也可以減輕學生遭受欺凌的脆弱性。例如，接觸家庭內部暴力與更高的欺凌參與幾率相關。相反，支持型和權威型教養方式與欺凌行為的發生和參與均呈負相關。

同伴和學校環境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擁有積極的友誼、被同學接納以及融入積極的同伴群體能夠有效預防欺凌行為，而遭受社交排斥以及與欺凌者交往則會增加欺凌行為的發生和參與的風險。

在學校層面，積極的校園氛圍、更緊密的同學關系以及良好的師生關系也是預防欺凌行為發生和參與的保護因素。相反，教師支持不足、沖突不斷的校園氛圍以及缺乏明確的反欺凌規范則是欺凌行為發生和參與的風險因素。

三、校園欺凌的影響

報告針對校園欺凌對個人、學校和社會的影響構建了一個概念框架，清晰呈現了欺凌通過多重路徑產生的連鎖后果：個體層面的傷害會逐步蔓延至校園氛圍，進而累積形成更廣泛的社會成本。且這一過程中存在負反饋循環——例如欺凌損害學生心理健康后，會進一步影響其學業表現，而學業下滑引發的焦慮情緒又會加劇初始傷害。同時，該框架也明確，個人、家庭、學校和社區層面的風險與保護因素，會對欺凌的潛在影響起到放大或緩解作用。

1.遭受欺凌的學生易出現更高的焦慮和抑郁癥狀及更多的逃學

從短期影響來看，校園欺凌會帶來至少三重危害：

一是受欺凌學生短期內普遍出現更高水平的焦慮和抑郁癥狀。美國國家健康訪談調查顯示，與未受欺凌的青少年相比，報告被欺凌的青少年出現焦慮癥狀（29.8%VS14.5%）或抑郁癥狀（28.5%VS12.1%）的可能性大約是未受欺負青少年的兩倍。

二是欺凌與上學出勤問題也存在明確關聯，且呈現劑量反應模式。PISA2022年數據顯示，，欺凌越嚴重、越頻繁，逃學的可能性就越高。欺凌強度指數得分超過8分的學生，在過去兩周內逃學兩天的幾率至少是其他學生的兩倍。

三是遭受欺凌的學生成績也較低。因為欺凌會損害心理健康，進而降低學習動動力、參與度和自信心，從而破壞學習。例如，在考慮了學生、學校和國家因素后，2021年PIRLS調查顯示，在19個歐洲國家中，遭受欺凌的學生閱讀成績平均低約13個標準差。

從長期影響來看，目前尚無可靠的因果性證據。有研究顯示，童年或青春期遭受欺凌可能與成年后心理健康狀況差、主觀幸福感低甚至早逝相關。參與欺凌的兒童成年后實施暴力和犯罪行為的風險更高，且高強度欺凌還會導致提前輟學、學歷偏低，進而引發失業率上升、儲蓄減少、薪資降低等經濟問題，但這類長期影響僅在遭受高強度欺凌的群體中顯著，部分研究因受社會支持體系等因素影響，未發現欺凌對心理健康存在持久影響。

2.欺凌會破壞學校整體氛圍并影響全體師生福祉

欺凌盛行率高的學校，學生的學校歸屬感和安全感會顯著降低，且這種關系存在雙向性，網絡欺凌同樣會對校園氛圍產生負面影響。

欺凌的傷害不僅局限于直接受害者，旁觀者也會出現焦慮、抑郁、軀體不適等負面心理后果，其安全感也會隨之下降，校園整體欺凌水平與未直接參與的學生的學校歸屬感呈負相關。PISA 2022數據進一步證實，學校平均欺凌強度指數與學校平均閱讀成績、歸屬感呈負相關，與學校平均安全風險呈正相關，表明欺凌會全面侵蝕學校的學習環境和師生福祉。

3.欺凌會產生顯著的社會醫療成本與生產力損失

欺凌的社會成本主要分為醫療成本和生產力損失兩類，相關研究多基于個體影響的匯總推斷，結果需謹慎解讀。

醫療成本包括初級醫療、心理護理等直接支出，生產力損失則分為短期和長期，短期源于父母因照顧受欺凌孩子產生的誤工，長期則是受欺凌者因學歷偏低、健康問題導致的工作時間減少。

不同國家的成本估算差異較大，德國研究顯示頻繁受欺凌學生每年的短期社會成本超5000歐元，其中70%為父母生產力損失，澳大利亞的估算則顯示全國每年相關成本達7.63億澳元，98%為醫療支出。

此外，參與欺凌的青少年未來的違法暴力行為所產生的司法、醫療成本，以及其欺凌行為延續至職場帶來的經濟負擔，這部分成本常被忽略。

四、校園欺凌的政策和策略

報告從治理、能力建設、教育干預、監測與評估四個核心領域，梳理了各國反欺凌的國家政策與學校舉措，其中學校層面項目的實證研究更豐富，系統層面干預的嚴格評估相對有限。

1.完善監管框架與課程設計

多數OECD成員國和候選國近年已出臺或修訂反欺凌監管框架，明確定義欺凌（含網絡欺凌）、規定法律制裁并劃分各主體責任。例如，哥斯達黎加、印尼、西班牙等國還通過設立專門法律、組建應對小組、配備協調員等方式細化落實；日本和韓國則通過完善法律與實施指南實現了欺凌強度的穩步下降。

多國將特定內容和技能發展納入國家課程是預防和解決欺凌問題的另一項治理措施。例如，愛爾蘭關于欺凌的行動計劃包括審查和更新社會個人和健康教育以及關系和性教育，以加強關于安全、負責任的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使用以及識別和應對欺凌等主題的學習。

保加利亞的反欺凌戰略則更重視培養學生的社會情感技能，日本的“特殊活動”課程（包括各種體驗式、學生主導的小組活動，如班會、學生會工作、學校活動的組織和日常活動，如清潔和學校午餐）雖并非專門為解決校園欺凌問題而設計，但它培養了社會情感和生活技能，這些技能是營造積極校園氛圍的基礎，并且可以間接地支持欺凌的預防和應對。

相關研究證實，反欺凌法律能有效降低欺凌發生率，對女性和性少數群體學生效果更顯著，明確的定義與低年級實施能提升有效性，而學校的執行力度是決定法律效果的關鍵。

2.多維度提升教育工作者與家長的應對效能

教師和學校工作人員是反欺凌的核心，但多數人缺乏專業工具與培訓，對干預欺凌缺乏信心，而接受過專門培訓的教育工作者更易及時介入并取得良好效果。為此，各國通過線上線下培訓、高需求學校專項指導、跨學科專業人才整合等方式提升教育工作者能力。葡萄牙、土耳其推出線上課程，挪威通過外部教練指導讓參與學校欺凌發生率降至全國平均水平以下。愛爾蘭等國還為家長提供免費培訓、熱線和線上資源，幫助家長識別欺凌信號、掌握應對方法，形成家校協同的反欺凌格局。

3.全校性干預結合靶向支持是學校層面的有效路徑

學校層面的反欺凌干預措施整體被證實有效，能降低15%-23%的傳統欺凌和14%-16%的網絡欺凌發生率，但平均效應量較小且長期有效性尚不明確。有效的干預項目需具備專項聚焦、專家實施（針對網絡欺凌）、全校/全社區參與、融入認知行為療法等特征，同時需兼顧“健康環境悖論”，將普遍預防與靶向支持相結合。

報告重點提及意大利NoTrap!、挪威Olweus、芬蘭KiVa三類經實證驗證的高效項目，這些項目分別以同伴教育、多層面協調行動、旁觀者介入為核心，其實施效果受語境、實施質量和合規程度等因素影響。

4.系統的監測與評估是反欺凌舉措持續優化的保障

有效的反欺凌行動依賴完善的監測和評估體系，各國通過專項或現有調查、結構化舉報機制開展欺凌監測，法國開展全校匿名問卷調查，希臘實施大規模師生家長調查，羅馬尼亞設立三種匿名舉報渠道，芬蘭、日本則將監測納入常規學校調查體系。

同時，各國需對反欺凌舉措開展專項評估，兼顧實施保真度和實際效果，目前系統層面政策的嚴格評估雖較少，但完善的常規監測體系能為評估提供數據支撐，如挪威的全國學生年度調查，既追蹤欺凌趨勢，也收集學生反饋，為干預效果評估奠定基礎。

五、預防校園欺凌的政策建議

報告結合欺凌的普遍率、影響與應對策略，指出校園欺凌仍是公平優質教育的重要障礙，有效的預防策略能產生超額回報，同時明確了研究測量的缺口與核心政策建議。

1.當前反欺凌研究與測量存在三大核心缺口

報告指出，網絡欺凌常被單獨研究，缺乏統一分析框架，部分研究使用單項目測量低估欺凌普遍率，且多數調查依賴學生自我報告，缺乏多視角補充，各國定義與測量工具不統一，影響數據可比性。縱向證據的不足使得研究難以追蹤欺凌的長期影響和干預措施的持久效果，而系統層面反欺凌政策的嚴格影響評估缺失，也無法為跨國經驗總結和政策優化提供清晰依據。

2.制定綜合性系統反欺凌戰略

有效的反欺凌行動需始于統一的系統層面戰略，該戰略需明確欺凌的統一定義，設定預防和應對的清晰預期，劃分教育部、地方政府、學校、課堂各層級責任，為教育工作者提供實操指導。同時，戰略需保持各層級連貫性，將反欺凌措施融入教育包容和學生福祉的整體議程，避免孤立推進。

3.強化教職工反欺凌能力建設

需加大對教師職前教育和在職專業發展的投入，為學校提供教練指導、專業人員支持和實操協議，提升教育工作者識別欺凌模式、早期介入和建設性應對的能力。同時，要強化對學校領導的支持，由其塑造校園反欺凌規范，保障干預措施在全校范圍內得到一致性實施。

4.實施全校性干預并配套靶向支持

全校性項目能推動校園規范轉變、改善整體氛圍，比僅針對涉事學生的干預更有效持久，需動員學生、教職工、家庭和社區共同參與。同時，結合“健康環境悖論”，在普遍預防的基礎上，為受欺凌和參與欺凌的學生提供及時的心理咨詢、專業心理健康服務和個性化后續跟進，實現普適性與針對性的有機結合。

5.建立系統性反欺凌監測與評估機制

需構建定期、高質量的欺凌數據收集體系，追蹤欺凌的盛行率、形式和發生背景，按性別、社會經濟地位、移民背景等維度拆分數據，將資源精準投向高需求領域。同時，將嚴格的影響評估納入國家和地方反欺凌戰略，評估政策與項目的有效性、適用群體和實施條件，以此優化項目、推廣有效做法，并保障問責機制落地。

資料來源：

OECD (2026), “Bullying in education: Prevalence, impact and responses across countries”, OECD Education Working Papers, No. 341,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d9f8bd9f-en.

[本文為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國際教育研究中心成果]

本文由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國際前沿”課題組整理，課題組負責人張永軍，編輯劉強。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可下載該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