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白先勇：上海的童年

來源：明凈閱刊

作者簡介：白先勇，白崇禧之子，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臺北人》《紐約客》等，長篇小說《孽子》及舞臺劇《游園驚夢》等。其中《臺北人》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七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最高排名）。2018年，獲得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終身成就獎和第五屆郁達夫小說獎“短篇小說獎”。

我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戰勝利后第二年初次到達上海的，那時候我才九歲，在上海住了兩年半，直到四八年的深秋離開。可是那一段童年，對我一生，都意義非凡。記得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鏡”面前，看到鏡里反映出扭曲變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奇形怪狀，笑不可止。童年看世界，大概就像“哈哈鏡”折射出來的印象，夸大了許多倍。上海本來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戰后的上海是個花花世界，像只巨大無比的萬花筒，隨便轉一下，花樣百出。

“國際飯店”當時號稱遠東第一高樓，其實也不過二十四層，可是那時真的覺得飯店頂樓快要摩到天了，仰頭一望，帽子都會掉落塵埃。我從來沒有見過那么多的高樓大廈聚集在一個城里，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對峙，高樓大廈密集的地方會提升人的情緒，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時代的一段興奮經驗。永安公司里一層又一層的百貨商場，琳瑯滿目，彩色繽紛，好像都在閃閃發亮，那是個魔術般變化多端層出不窮的童話世界，就好像永安公司的“七重天”，連天都有七重。我踏著自動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樣的電動扶梯，那時全國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載著我童年的夢幻伸向大新游樂場的“天臺十六景”。

當年上海的電影院也是全國第一流的。“大光明”的紅絨地毯有兩寸厚，一直蜿蜒鋪到樓上，走在上面軟綿綿，一點聲音都沒有。當時上海的首輪戲院“美琪”、“國泰”、“卡爾登”專門放映好萊塢的西片，《亂世佳人》在“大光明”上演，靜安寺路擠得車子都走不通，上海人的洋派頭大概都是從好萊塢的電影里學來的。“卡爾登”有個英文名字叫Carlton，是間裝飾典雅、小巧玲瓏的戲院，我在那里只看過一次電影，是“玉腿美人”蓓蒂葛蘭寶主演的《甜姐兒》。“卡爾登”就是現在南京西路上的“長江劇院”，沒想到幾十年后，一九八八年，我自己寫的舞臺劇《游園驚夢》也在“長江劇院”上演了，一連演十八場，由上海“青話”胡偉民導演執導。

那時上海灘頭到處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圓花好”，戶戶“鳳凰于飛”，小時候聽的歌，有些歌詞永遠也不會記憶：

上海沒有花，大家到龍華，龍華的桃花都回不了家！

大概是受了周璇這首《龍華的桃花》影響，一直以為龍華盛產桃花，一九八七年重返上海，游龍華時，特別注意一下，也沒有看見什么桃花，周璇時代的桃花早就無影無蹤了。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華燈起，車聲響，歌舞升平。

這首周璇最有名的《夜上海》大概也相當真實的反映了戰后上海的情調馬。當時霞飛路上的霓虹燈的確通宵不滅，上海城開不夜。

其實頭一年我住在上海西郊，關在虹橋路上一幢德國式的小洋房里養病，很少到上海市區，第二年搬到法租界畢勛路，開始復學，在徐家匯的南洋模范小學念書，才真正看到上海，但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機，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來，存檔在記憶里。雖然短短的一段時間，腦海里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個即將結束的舊時代，最后的一抹繁華，匆匆拍攝下來。后來到了臺灣上大學后，開始寫我的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寫的就是上海故事，后來到了美國，開始寫我小說集《臺北人》的頭一篇《永遠的尹雪艷》，寫的又是上海的人與事，而且還把“國際飯店”寫了進去。我另外一系列題名為《紐約客》的小說，開頭的一篇《謫仙記》也是寫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國留學的點點滴滴，這篇小說由導演謝晉改拍成電影《最后的貴族》，開始有個鏡頭拍的便是上海的外灘。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漸醞釀發酵，那些存在記憶檔案里的舊照片，拼拼湊湊，開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歡離合的人生百相來，而照片的背景總還是當年的上海。

我有一顆天真的老靈魂

一個人的文藝復興

白先勇原本不信命，但隨著年紀的增長，現在的白先勇卻變得非常相信。

這是為什么呢？答案是牽絆他一生的昆曲。

大概10歲的時候，白先勇在上海美琪大戲院跟家人一起觀看了梅蘭芳回國后的首次公演《游園驚夢》，年幼的白先勇被婉麗嫵媚、一唱三嘆的曲調深深打動。

那是白先勇與昆曲打的初次照面，從此他就與昆曲結下了不解情緣。

幾十年后，白先勇不僅當了昆曲的“義工”，更是幾乎憑借一己之力點燃了昆曲這一差點搖搖欲墜的文化。

就在前幾天，白先勇還被授予了第28屆上海白玉蘭戲劇獎特殊貢獻獎。

“現在回頭想，簡直是一種不可完成的任務，我不是昆曲界的人，好像是上天指令我，我從小看著梅蘭芳的昆曲，這條道路已經給我劃定了，要我來做這件事情，不可思議，真是天意！”

白先勇連連感嘆。

這是四月中旬一個下雨的午后，在白先勇下榻的酒店，我有幸與這位著名的文學大師進行了一次面對面的采訪。

見到白先勇的第一眼，看見他穿著一襲藏青色長袍、裹著紅色圍巾，步子慢而沉地走來，舉止雍容，大有將軍遺風。

仿佛你面對的不僅是一個人，亦是一段漫長歷史的滄海桑田。

1937年，白先勇出生于廣西桂林，他的父親是叱咤風云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

在動蕩的成長年代里，白先勇從小隨父母輾轉重慶、南京、上海、香港、臺灣，成年后，又在美國生活了四十幾年。

在不斷漂泊的生涯中，白先勇說不出哪個具體的故鄉，而真正讓他安身立命、被當作故鄉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當我回憶昆曲、《紅樓夢》，就非常自在，好像回家的感覺。”

在美國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白先勇先后教了29年的《紅樓夢》，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曠世經典傳播向西方。

甚至，有一個洋學生在聽了白先勇的講授后，被中國式戀愛打動，稱自己便是賈寶玉。

退休二十載，白先勇又回到自己的母校臺灣大學，為年輕的學弟學妹細說《紅樓夢》，只為了讓更多的人能透過《紅樓夢》這部古典文學杰作，對我們的傳統文化有所感悟和啟發。

在白先勇看來，世界上只有兩種人——念過《紅樓夢》的，與沒有念過《紅樓夢》的。

他認為，念過《紅樓夢》、而且念通《紅樓夢》的人，對于中國人的哲學、中國人處世的道理，以及中國人的文字藝術，和完全沒有念過《紅樓夢》的人相比，是會有差距的。

白先勇就像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教士，身體力行地將古老的文化薪火相傳、賦予年輕的生命，以搶救失落的文化。

2004年，作為百戲之祖的昆曲已經式微，演員和觀眾在當時都已老化。

白先勇心有不忍，他深知：“當我們的文化不完全時，我們的靈魂會一直流浪。”

于是，白先勇白手起家，開始主持制作青春版《牡丹亭》，希望培養一群年輕的演員接班，把大量的青年觀眾、尤其是大學生吸引回來。透過昆曲，讓青年的觀眾重新親近傳統文化的美。

青春版《牡丹亭》從演員到舞美、服裝都非常精致，既以昆曲的四功五法、傳統美學為大原則，又不因循傳統，將傳統和現代進行了完美的結合。

2005年，白先勇帶著打磨了整整一年的青春版《牡丹亭》第一次走入北大校園。對于這生死攸關的一站，白先勇內心也充滿了忐忑。

那會，北大的學生當中有95%-98%都沒接觸過昆曲，昆曲在大多數觀眾心目中是一種非常古老、曲高和寡、幾乎沒有人懂的藝術。

但那一場演出，觀眾反應非常熱烈。因為，美本身是普世的，這也為白先勇后來的巡演打下了開門紅。

迄今為止，青春版《牡丹亭》已經演了13年、300多場，走過了全世界多個角落，昆曲的“情”與“美”也因此根植在了無數觀眾的心中。

在這場“一個人的文藝復興”中，有偉大，也有艱辛。

白先勇總會要求演員把每一場演出都當第一次演，對自己也有近乎苛刻的要求：

“我定的標準，每一場演出都要滿座，如果只有七成座，我覺得這場演出就失敗了。因為很不容易演出一次，我們是三天九個鐘頭的大戲，演出得不簡單。有時候，還有一個禮拜要演了，賣座只有兩三成，我就急得不得了，到處去宣傳、去拉票……

當然還有一點，這些都是要錢的，我就到處去募款。我以前是作家嘛，根本不需要我拋頭露面做事情，現在為了這，只好到處去募款，挺不好意思的，講不出口……”

為了一心熱愛的昆曲事業，白先勇可謂是豁出去了。關于此，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細節：

系列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里有一集是白先勇的部分，但之前他其實根本不想答應拍攝。某天，劇組跟白先勇提起，想記錄他推廣昆曲的過程，于是，白先勇一聽便答應了。

我有一顆天真的老靈魂

白先勇成就了今天的昆曲，昆曲也成就了白先勇。

就像他小說里寫的“不老的尹雪艷”，白先勇也不老。年過耄耋的他依然有著一對含情的濃眉大眼，談吐間總是笑語盈盈、臉頰緋紅，談到高興處，還會像個孩子般手舞足蹈，充滿了天真之氣。

談及不老的原因，白先勇笑說：“我現在弄青春版《牡丹亭》，整天和年輕孩子在一塊，能不年輕嘛？”

白先勇的生命就像是一個“逆生長”的過程……

1999年，《亞洲周刊》評選出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白先勇的《臺北人》位列第六，是仍在世作家中排名最靠前的一位，排在他之前的魯迅、沈從文、老舍、張愛玲、錢鐘書、茅盾在當時皆已過世。

《臺北人》塑造了一批淪落臺北的大陸客，他們朝思暮想遠在大陸的親人，懷念往日的輝煌與風光，奈何卻在現實中今不如昔，字里行間盡是歷史興衰和人世滄桑。

而在創作《臺北人》的時候，白先勇的實際年齡不過二十出頭，卻寫出了七八十歲老人才有的蒼涼心境，這讓如今回想起往事的白先勇自己也感到一絲奇怪——

“所以說，我是很奇怪的結合，一方面我好像是有一塊那種幼稚的、天真的東西，但另外一方面是非常滄桑的老靈魂。”

這種超越年齡的成熟，或許最早是來自于白先勇童年時生的一場肺病。

在當時落后的經濟條件下，肺病幾乎是絕癥，而且容易通過空氣傳染，人人都談癆色變。為了避免傳染給兄弟姐妹，整整四年時間，白先勇都是在被隔離的日子里度過的。

看著窗外的春天百花怒放，哥哥姐姐、堂表弟兄穿梭其間，個個喜氣洋洋，白先勇感到自己是一只被摒棄、囚禁的小鳥。

這種長期的與世隔絕，對一個孩子來說，無疑是一種殘酷的折磨。

“我生病以前很活潑的，生病以后就變得非常孤僻，聽我母親講，我本來個性不是那樣的。”白先勇回憶道。

幸好，家中有一個叫老央的老伙夫見多識廣又酷愛讀書，總能用三言兩語把極平凡的故事講得妙趣橫生。

白先勇就常常搬個板凳去廚房里聽老央講故事，這些成為他孤寂日子里最大的安慰。老央也自然成為了他文學道路上的第一個啟蒙人。

除了疾病，白先勇年輕時的蒼涼心境更多的還是來自于父輩的命運遭際。

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一生功勛彪炳，曾領百萬雄師，南征北戰，幾度出生入死，是萬人瞻仰的“戰神”、民國歷史上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

然而，隨著國民黨的潰敗，白崇禧最后孤立無援，乘飛機從海南島撤退到臺灣。

那時，白崇禧本來可以選擇滯留香港、遠走美國甚至中東回教國家，但是他毅然到臺灣，為了向歷史交代。

在臺灣度過的余生，白崇禧并不如意。他成了有名無實的“光桿司令”，暗地里，還遭到特務無時不刻的跟蹤。

白先勇因此成為了“最后的貴族”。

他見證過父親前半生叱咤風云的戎馬生涯，也目睹過父親后半生虎落平陽的憾恨歲月。

但，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不僅僅在于他風光時的揮斥方遒，亦在于他失意時仍堅持的鐵骨錚錚。

在《白崇禧將軍身影集》里，白先勇寫道：

“父親在臺灣十七年，伏老櫪處逆，亦能淡泊自適。他曾為鄭成功祠天壇橫匾題‘仰不愧天’四字，這也是他一生寫照。”

1963年1月，白先勇與父親在松山機場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面。

白崇禧到機場送別兒子，步步相依，還破例送到了飛機梯下。看著暮年喪偶、兒子遠行的父親一個人立在寒風中老淚縱橫，白先勇突然為父親感到深深的難過。

此后不到四年，白先勇在美國加州聽聞父親亡故。他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悲傷，而是肅然起敬——對英雄之死的敬畏。

2012年4月，《父親與民國》出版，這是白先勇幾乎二十年的心血，一直以來，為父親寫史都是牽掛在他心頭的要事。

強烈的歷史使命感，驅使他撥開以往寫史者對父親的遮蔽和歪曲，還原一個真實的將軍白崇禧，為父親正名。

乍看起來，白先勇和父親白崇禧差別甚大。他們一文一武，一征戰沙場，一復興文藝，但其實他們身上卻藏著一脈相承的精神內核。

說到第一個相似處，便是“叛逆”。

1911年，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當年才18歲的白崇禧參加學生敢死隊。

家里人很害怕，便派了白崇禧的兩個哥哥守在桂林城北門，把他抓回去，但白崇禧又從西門溜走了，這一步踏出去，便決定了他的一生。

父親當年的這股勁和后來白先勇非要念文學的勁如出一轍。

1956，19歲的白先勇被保送到臺灣省立成功大學，讀了一年水利工程系后，他發現自己對工科其實不感興趣，而他的“作家夢”卻越來越強烈。

于是，他重考大學，進入了臺大外文系。

父親知道后，自然是很不高興，但是當白先勇把人各有志的道理、對文學的熱愛通通講給父親后，父親也只好尊重兒子的決定。

回想起當年一腔生猛的倔強，白先勇開玩笑道：“我覺得父親也應該很安慰，因為如果他逼著我念工，不念文學，就沒有人替他寫傳記了。”

隨著年齡不斷增長，白先勇越來越發現自己做事情的精神和父親很像。

為了推廣昆曲，白先勇帶著青春版《牡丹亭》走進一個一個大學，就像當年父親征戰一個一個沙場，這種鍥而不舍的意志力、要做就要做到底的個性，正是來自于父親。

李歐梵先生曾用三個夢來概括白先勇的一生：《臺北人》的文學夢、《牡丹亭》的青春夢、關于他“父親”的民國夢。

在這些夢里徘徊的白先勇是幸福的，他既歷經滄桑，又返老還童，一如出走大半生后歸來的少年。

談起當代的華語作家，白先勇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人物。他是將門之后，卻以一支筆名滿天下。著名作家三毛說，自己是看著白先勇的小說長大的。

在他的作品里，能看到近百年中華文化的世情百態和時空流轉。他是站在華語文壇頂峰的大家，是翩翩貴公子，更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守夜人……對于他的美譽實在太多，好在，他的成就無論被賦予多高的評價都不算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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