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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點點
監制 - 她姐
2012年1月13日,泰坦尼克號沉沒的第一百年,歐洲最大的豪華郵輪之一“歌詩達協和號”在意大利吉利奧島附近觸礁側翻,最終導致32人遇難。
這場震驚世界的海難事故中,彭麗既是成功逃生的幸存者,也是船上極少數的中國籍女性管理人員之一。在那個由歐洲男性占主導的郵輪上,能爬上權力金字塔中上層的女性本就稀少。
2007年,她從一所985大學的國際政治專業畢業,為獲得優渥的薪資和掌控人生的“話語權”,做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有些離經叛道的決定:上船。
郵輪是個等級森嚴的微縮社會,處處是凝視,且無比荒誕。紙醉金迷不足以形容她在船上的見聞。狂熱的賭客牌桌押注全部身家,一夜間輸得一無所有的故事,不值一提;每次全船派發免費的冰淇淋,都意味著船上的冷柜要為剛去世的死者騰位置。
在那里,作為少有的東亞未婚女性,她一度被當作廉價的勞動力以及獵艷目標,但憑借對規則和人性的把控,彭麗在無數騷擾與刁難中,一路升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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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累月積蓄的生存智慧,最終在巨輪傾覆的那一夜救了她。
一片混亂中,她依靠著精準的判斷力,一次次“賭”對了逃生路線,也在生與死的邊緣,目睹了人性的惡與善。
可回看沉船夜,她卻將九死一生的逃生,歸功于“國家的九年義務教育”。那個夜晚,她見到了太多沒有常識的人。
在我們的交談中,彭麗從不避諱談論自己的“算計”,也坦然地聊起海難事故帶來的創傷。脫險上岸是這場海難的大結局,但并不是人生的,在往后的歲月里,她還要花很長很長的時間,和曾經的陰影共存。
以下是彭麗的自述:
海難前兆
現在回想起來,沉船事件的發生,有一種宿命般的荒謬感。
那是2011年底,船上的廣播里一直單曲循環播放《泰坦尼克號》的主題曲《My Heart Will Go On》,放得特別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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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號》
我和幾個同事私下抱怨:“他們不覺得不吉利嗎?”歐洲人沒有“避讖”這種說法,只有馬來西亞的華裔同事理解我在說什么,他們跟我說:“無所謂啦,放就放,船要是真的沉了的話,大伙一塊死。”
我想,你工作的地方在負層甲板,真沉了你最危險,可不是大家一起死啊,死亡面前也很難人人平等。
后面回到員工艙房后,我做了一個下意識的動作:把固定救生衣的綁帶解開了。
為了防止顛簸,船上的救生衣通常會被打成結實的水手結。而員工宿舍里禁止私藏剪刀,一旦遇到緊急情況,人在手忙腳亂中很難徒手解開這個結。
事后回想起來,提前解開救生衣這個動作,救了我的命。
事故發生當天是2012年1月13日,星期五,“黑色星期五”這個說法還是有點說道的。
晚上8點多,燈突然滅了兩三秒,又馬上重新亮起。大家的第一反應都是跳閘了,沒往事故方面想,乘客們也都是該吃的吃,該玩的玩。
我感覺有點不對勁,因為腳底下開始顫了。我們在海上待時間久了,對震動很敏感,我意識到,可能不只是電力故障這么簡單。與此同時,大副在對講機里告知管理層,“發生了緊急情況”,要我們去六樓集合開會。
我沒去,我想如果真的發生事故了,開會也沒有什么意義,于是直奔負二層的員工宿舍去拿救生衣和手機、錢包,那時地面還是干燥的。
擔心電力系統切斷后電梯失靈,我上樓時沒敢坐電梯,一口氣跑到了九樓。層數越高,可以越明顯地觀測到船是否有傾斜,九樓還有一個外延的露天泳池,只要看一眼水面,就知道船是不是斜了。
水面是斜的,這不是電力故障,船可能壞了。
上船
我是2007年上船的。作為一名985大學的國際政治專業的本科應屆生,畢業后主動選擇成為歌詩達協和號輪船的服務員。
畢業前,我作為大學生儲備干部,在一個大型商場里實習,第一個月的實習工資是2800塊,這在當時的天津已經很高了,可我就是覺得這個價錢配不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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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爛漫時》
對于掙錢的執念,我從高中時就有了。
我出生在天津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高考那年,我的分數夠上復旦大學,但上海生活費太高,家里經濟條件有限,我退而求其次,去了一所離家更近的985大學。
還有2002年的時候,我讀高中。當時天津新建了一片小區,房價才800塊一平米,17歲的我極力建議家里把房子買下來,再把老房子租出去還貸,我們可以住在姥姥家,時間不用太長,兩年就夠了。
但因為我太年輕,沒有賺錢能力,也就沒有話語權。我爸最后并沒有采取我的建議。現在那個小區的房價已經翻了幾十倍。
從那時起我就明白,我要掌握掌握經濟大權。人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嘛,我更想要的是話語權。
哪怕我判斷失誤了,起碼是我自己做出的選擇,我認,但如果因為別人的判斷影響到了我的人生,我這輩子都過不去。
在那個年代,作為一個文科生,擺在我面前的出路并不多,無非是做行政管理、人事管理,或是進入體制內,前者不是我喜歡的工作方向,可選后者,我的家庭也給不了任何助力。
我想,沒有權力,有錢也可以,于是在網上查閱了很多資料,把目光轉向海外。
拿下海外的工作簽一般就兩條路,一是出國留學,二是當藍領,當時海外對女性開放的崗位基本都是服務類工作。權衡之下,去郵輪做“海乘”是不錯的選擇。
剛好歌詩達郵輪在上海招聘,我就去了。面試官是個意大利女人,聽了幾百號人說“應聘是因為我熱愛旅游”這種話后,很欣賞我回答“你們薪資待遇好”時的坦誠, 于是當場定下來我做客房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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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溫暖我》
我是面試回來之后才和家人說,我要去意大利當海乘的。為了說服他們,我算了一筆賬:做海乘不僅能月入過萬,而且船上包吃包住,幾乎沒有花錢的渠道,掙的錢都能實打實地攢下來。
勸到后面他們也松口同意了,說實在不行再回來。
我登上的協和號是當時歌詩達旗下13艘郵輪里最大的一艘,它常年環繞西地中海航行,往返于意大利的薩沃納和西班牙的巴塞羅那之間。
上船第一晚,我住在負二層的員工宿舍。宿舍只有六七平米,在海下四米,海浪不間斷地拍打著船體,護墻板發出“嘎嘎”的擠壓聲。
我聽著這個動靜,想著現在在海底,天吶,我要死過去了,于是坐在床上哭了五分鐘。哭完又一想:我離家前跟父母豪言壯語的,要是現在回家就太沒面子了,哭也沒有用,來都來了,就干吧。
這幾乎是我在船上唯一一次哭。
很快,我意識到,船是一個微縮的、等級森嚴的社會。船長和大副是塔尖,一些重要部門的管理崗位幾乎全是意大利本地人,剩下的各部門經理來自菲律賓、印度、羅馬尼亞......
船上的幫派現象很嚴重,來自同一個國家的人自然而然地會抱團。只有中國人抱不了團,人太少了。最多的時候,這條船上有四個中國人,我們不在一個部門,上下班時間也不一樣,更何況大家性格各異,彼此也不見得能聊得來。
最少的時候船上只有我一個中國人,為了避免被霸凌,我被迫花費很多時間去社交,通常就是和人數最多的菲律賓人、掌握著食物資源的白俄羅斯人以及意大利的水手們打交道。
我們坐在一塊喝喝酒,該請客時請請客,再時不時聊聊天,滿足他們對中國人的好奇心,如實解答諸如“你結婚了嗎?”“計劃生育政策是怎么精準地控制每家只有一個孩子的?”這些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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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奇物語》
一開始聽到這些提問時我感覺挺冒犯的,后面才發現他們是純好奇。比如他們會先問我:“你有孩子嗎?”之后再問:“那你結婚了嗎?”我心想這倆問題不應該倒過來問嗎?
了解后我才知道,天主教不允許離婚,所以很多信仰天主教的菲律賓人干脆不結婚,但會有孩子。很多女同事會特別自豪地給我展示照片:“這是我大兒子,這是二兒子,這是小姑娘,他們是三個不同的爸爸,我現在跟最小的這個孩子的爸爸在一起。”
我也問過一些帶有刻板印象的問題,之前我在網上看很多韓國人認為孔子是他們國家的,于是就問一位韓國同事:“你覺得孔子是哪國人?”
“中國人。”他特別震驚地看著我,“怎么了?你對這有疑問嗎?孔子要是韓國人的話,《論語》怎么不是拿韓語寫的?”
除了文化上的交流碰撞,我還時常經歷精神上的沖擊。比如,那時船上沒有專門存放尸體的裝備,航行期間如果有人去世,遺體既運不下去,又不能直接扔到海里,就只能存放在后廚的冷柜里。
所以,員工之間流傳著一個心照不宣的秘密:如果哪天船上突然給游客們免費派發冰淇淋,那大概率是有人死了,冰柜需要清空騰地方了。
升職
船上沒有“雙休”的概念,主打“集中工作、集中休假”,一個合同期通常是8個月,這8個月里沒有假期,要等到合同結束了才能連休兩個月。
其中,客房服務員是一線員工里面薪資最高的崗位,基礎薪資是1300歐元,還不包括航程獎金和小費,也是最累的。一個客房服務員通常要負責10間到14間房,一間房平均要住兩個人。通常剛把上一波老乘客送走,下一個航程乘客的名單就已經遞到你手里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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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
客人的信息事無巨細,有姓名、國籍、年齡等基礎信息,還有他們特殊的要求,比如需不需要分床、有沒有宗教信仰。
這些資料里,乘客的名字和國籍最起碼要背下來,此外還要掌握歐洲各國的問候語,以便和他們建立聯系,免得被投訴。船上有免費的語言培訓中心,下了班之后可以去學一個小時,這全靠自覺。
腦力消耗之外,是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我不僅要打掃房間衛生,還要滿足乘客大大小小的需求,比如很多乘客會選擇在房間吃早餐,我就需要去送餐。后面我甚至練出了一項絕活:兩只手加一個肩膀,一次性端三個餐盤,在晃晃悠悠的船上走,能保證牛奶不灑出來。
但我們又沒有假期,所以通常會在工作的空檔期里,趁著乘客下船觀光的當口,去港口放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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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號》
剛開始工作時,我每天最多只能睡5個小時。這樣連軸轉下來,我整個人已經燃盡了。
與此同時,我的頂頭上司,也就是客房部的經理,開始頻繁地騷擾我。我拒絕了。同事們不是試圖說服我屈從于經理,就是通過孤立我的方式站隊經理,我的處境愈發艱難了起來。
帶教的菲律賓大姐勸我:“接受經理的追求多好,有個男朋友在船上,你能輕松一點,人也有依靠了,多有面子呀。”
在她的描述里,中國女孩很珍貴,我們未婚未育,國家的體檢很嚴格,也不可能有傳染病。她的原話是“fresh”,新鮮,我聽完只覺得生氣。
如果說剛上船的時候,我還有點“傻白甜”,到后來我戒備的心理變得越來越強,與此同時,向上爬的心態也越來越強。
要說多高尚的理想,也沒有,我想的就是“別白來”,既然已經受這份罪了,那咱總得圖點什么吧?我的性格也是如此,往好了說是獨立自主,往壞了說是“控制狂”,希望事情能夠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希望我說話能有分量。
機會很快來了,船上新調來一位英國籍的二副,叫安東尼。
那時老二副還沒徹底離職,安東尼連個像樣的辦公室和宿舍都沒有,只能先住在我負責的客房區域。
我給他送報紙,一來二去間開始了相互試探,他雖然是高管,但在意大利人掌權的船上,他的處境并不妙,急需一個“自己人”進入利潤最高的部門幫他盯著賬目。而我,恰好可以成為這個自己人。
他始終沒有承諾過轉崗的任何事情,直到一次航程過半的全船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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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號》
所有能接觸乘客的員工都會出現在全船宴會上,其中還會選幾個員工額外給乘客表演節目。我花錢買通了原本要上臺的同事,把名額要了過來,上臺唱了一首歌。
唱完歌后的獻花環節,我徑直走到安東尼面前,當著所有高管的面,把手里的花送給了他。擔心一朵花的威力不夠,我還蹲下身給他系了一下鞋帶,盡管他的鞋帶根本沒開,我是解開后又系上的。
客房經理看見這一幕后臉都綠了,他知道我抱上了二副“大腿”,他動不了我了。
當晚所有人都在傳我是二副的“女朋友”,其實我不是,但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謠言傳到最后,二副本人也松口了,但他說不會主動幫我,只是讓我自己尋找合適的機會。
后面趕上一位乘客猥褻我未遂,航程總監給了我兩個選擇,一個是物質方面的賠償,另一個是公司出面維權,幫忙打官司。如果是后一個選擇,事后很有可能會被公司以別的名頭被辭退,于是我提出了轉崗的方案。
就這樣,我成功調轉到了郵輪的一個核心部門,從基礎工作做起,英語愈發地流利,也能用歐洲各國的語言實現基本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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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
第二年開始我持續升職,脫離了一線工作,成為了部門的主管,相當于副經理。在當時,這已經是一個中國人在外籍輪船上能爬到的最高的職位。
按照我原本的規劃,我會在這條船上賺夠了錢,再回到岸上做中層管理,不管是去歌詩達郵輪公司,還是通過歌詩達跳槽到它的股東公司。
直到那場轟動世界的海難打破了一切。
“賭”
沉船事件發生時正值1月份,趕上了圣誕、新年和寒假,這趟航程是滿載的,乘客們該吃吃該玩玩,誰也沒想到事態會這么嚴重。
正因為我是部門主管,事故發生時正在巡視的路上,不需要安撫慌張的乘客,所以才能如此迅速地確認船出了故障。
確認船體傾斜后,我挨個敲了九樓殘障套房的門,確認沒人在里面,轉頭就向樓下跑。
這時,也有個別敏銳的乘客發現不對勁了,開始像無頭蒼蠅滿船一樣亂跑。一片慌亂中,我迅速鎖定了一個意大利家庭,男主人人高馬大,帶著妻子和兩個十來歲的男孩。
他們的房間在二樓,我和男主人說我知道近路,能夠帶他們抄近路回去拿救生衣,再送他們到救生甲板。
其實我是騙他們的。我當時身穿工作人員制服,還是東亞女性面孔,負面buff(加成)疊滿了,極易成為慌亂中被對準的靶子。而在絕境里,沒人會去費心思去保護一個累贅,所以我必須給自己創造一些“利用價值”。
如果他們冷靜下來,就會知道回房間里拿東西并不需要我帶路,哪里有近路?能走的就是安全出口那幾條路,記住別坐電梯就行。所謂的“近路”,只是為了換取點保護。
逃生時我才發現,很多歐洲人居然毫無常識。多虧了九年義務教育打下的底子,我清楚緊急情況下絕不能坐電梯。事后我才知道,真的有幾個人因為斷電失靈,被困在里面活活淹死了。
我們一行五個人繞過電梯,繼續往二樓逆行。那時候船體的傾斜感已經到了10度左右,跑動變得非常困難。一路上,我受到了不少有意無意的推搡和擊打,不停地有游客攔住我,甚至有人憤怒扯住了我的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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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的萬能卡,趁著意大利家庭回二樓房間拿救生衣之際,彭麗拿它刷開了十幾間房間的門
就像是一場賭博,我賭對了。
隨著前進,我們的隊伍愈發壯大,人群擠來擠去時,在這個意大利家庭的保護下,我少挨了不少下。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后面也不會這么快就上到五層的救生甲板上。
我后面沒再關注這個家庭,但據我推測,家庭中的女主人和兩個孩子,肯定上了救生艇。
幾乎是我們剛來到救生甲板的那一刻,長笛聲響起了,一聲、兩聲、三聲……我一直數著。都不用聽到最后那一聲長音,基本上長笛響到第七聲,你就知道了,七短一長,那是國際通用的棄船信號。
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周圍的乘客也很茫然,他們不知道長笛聲是什么意思,只能茫然地看我,還有的游客沒來得及穿救生衣就跑到甲板上了,我趕緊朝沖他們大喊:abandon ship(棄船了),快跑吧,趕緊該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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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號》
和幾位同事匯合后,我們都在問:船長呢?我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宣布完棄船之后,船長就帶著他的情人和大副跑了。事后他給出來的解釋是:幫助一個老人進救生艇時,他的腳一滑,自己反而摔進去了,當時再往回爬已經來不及了。
我一直在找能放救生艇的技術人員,2007年左右,大多數船都是由電腦全自動或半自動控制的,一旦停電,船上大部分的設備都會癱瘓。而在船員中,占總數78%的海乘服務人員,根本就不具備在斷電情況下手動放下重力救生艇的能力。
好在意大利海岸警衛隊來了,人群變得有序起來,我們決定在船頭放下一條軟梯,把一部分乘客先送上救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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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號》
軟梯的使用條件比較苛刻,不是誰都能走。因為當時海面有風,船體本身又在晃動,軟梯本身很細,非常不穩,腿腳不利索的、年齡太小的、體重太輕的,都走不了這條逃生通道。
有個男孩的的腿受傷了,沒辦法獨自下軟梯,這時,我看到了印度籍客房部主管馬代(Made)。
他平時是個挺猥瑣的人,總是騷擾我的女同事。但此刻,他二話不說,主動接過了這個男孩,把他綁在自己身前,順著十幾米高的軟梯,一步步爬上了救援船。
我沒想到的是,把男孩送下去后,馬代又順著軟梯又爬了回來,他沒有趁機留在救援船上逃生。
其實他完全可以順理成章地待在救援船上,船上的人估計也沒心思趕他下去,他大可以就這樣安全回岸。但他沒有,這個舉動還挺有人性光輝的。
晚上十一點左右,船發生了一次大的傾斜。當時船上的那根大煙囪,一直發出特別大的“吱嘎吱嘎”聲,像是不堪重負,馬上要折斷砸下來。
這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因為害怕被煙囪砸到,開始不管不顧地往海里跳。
太震撼了,當時我感覺人已經不是“人”了,沒有了人類應該有的思考和判斷,變得只有動物本能。可能第一個人只是被擠下去的,但是后邊的人一看有人跳海了,就噼里啪啦跟著跳。
好在機械部的工作人員終于趕到了,經過評估后,船上勉強能放下中部的兩三艘救生艇。我們圍過去幫忙維持秩序,把婦女、兒童和老人十個一組地往里塞。
跳船
決定跳船的時候,我精神上已經受了不小的刺激。
把一部分乘客送上救援船后,我剛攀住欄桿,想要喘口氣,就遇到了我們部門的一個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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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詩達協和號內部設施,來自中國國家地理網
我們平時不是一個派系,交情很淡,甚至可以說關系很糟,見面后互相翻白眼的那種。我們部門的管理層里只有我一個女性,船上那些男人骨子里是看不起女性的,更別說在一個女性手底下干活,聽她的管理了。
我沒想到,他受傷后居然會跑到我身邊。估計是求生欲支撐他跑到這里,恰好跑不動了,又看到一個眼熟的人,關鍵我對他沒有任何體力上的威脅。
他過來后習慣性地對我開了兩句嘲諷,我倆也照舊對罵了幾句。可我從第一眼見到他,就清楚他情況并不好。他腰間皮帶上的槍沒了。
槍是公司的財產,有編號,丟槍在哪兒都是很嚴重的事件,值得追查很久。在這種需要玩命的關頭,如果他還一點自保能力,一定會拼命把槍找回來。連槍都丟了,說明他傷得絕對不輕。
但我沒想到他會死得那么快。我以為他怎么著也能掙扎一下,至少能撐到上岸、趕緊去到醫院。可就在我們互懟完之后沒多久,他的意識就開始模糊了。
前后也就十幾分鐘的時間,他開始對著空氣說話,雙手在身前無意識地去夠東西,像是想要抓住什么,我知道這在醫學上叫“譫妄”,是臨死前的征兆。他之前能一路跑到我這里,大概只是回光返照。
他是哥倫比亞人,后來入了意大利籍,瀕死時說的是母語,我一句也沒聽懂。我很想問他槍被誰搶了,或是他有沒有什么話要我帶,可我聽不懂。
那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著一個人從生到死的過程。之前船上也不是沒死過人,但我都是事后才見到,直接面對一具尸體,和眼睜睜看著一個人近距離地死在你懷里,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當時我表面還算是鎮定,但心里頭已經崩潰了。好荒謬,人死得太輕易了,甚至不如一只動物。能做保安意味著他的體格是很強壯的,我的身體素質比人家差遠了,死亡也會輪到我嗎?
我不由自主地繞開那個位置,只想離得越遠越好。我想:不行的話,就借著給乘客做跳海示范的機會,先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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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逢生》
這時船已經傾斜了80多度,進水的左舷基本和海平面持平。救生甲板距離海平面有十幾米高,跳海原本是個下下策,但我真的在船上待不下去了。
入水的瞬間,我的第一反應是千萬不能撒手,要維持跳海的標準姿勢:左手要緊緊拉住右肩上救生衣的綁帶,右前臂壓在左前臂上,右手死死地捏住鼻子。
我捏著鼻子砸進海里,好疼,腳踝和膝蓋像是碎了一樣。然后是失溫帶來的巨大灼燒感,1月的地中海正處于冬季,濕冷的風亂吹,由于船上常年開著恒溫系統,我還穿著夏裝,身上只有半袖襯衫、馬甲、西裝裙子,再加上一層絲襪。
身體就像是被火燎了一下,全身的毛發都變成了針,反方向往我的皮膚里扎,有多少個毛孔,就有多少根針。
但在當時,這種疼痛反倒是好事,它能讓我保持清醒。我是獨生子女,我爸媽他們當時40多歲,這個年齡失獨的話也太慘了。
而我呢,大好的人生才剛剛開始,還沒有孩子,我還沒來得及把自己復制呢。如果在這個世界上什么都沒留下就沒了,我就太孤獨了。
我在海里漂著,感覺時間好漫長,簡直是度日如年,但實際只過了幾分鐘,救援人員就過來救我了。我被他們帶到了附近的吉利奧島上,風直往人的骨頭里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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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水小刀》
我冷得不行,喝了幾口志愿者煮的熱葡萄酒,喝完后心臟噔噔狂跳,人倒是精神起來了,也變得暖和了。
剛上岸后,有段時間,我甚至想回到船上去,等最后一批再下船。我躺在救援帳篷里反復回想:救生艇裝滿了嗎?還有沒有其他的老人和小孩沒下船?去世的人是不是我的幻覺?
所有的事情像走馬燈一樣,在我的腦子里來回轉。
有位志愿者勸我:不行的話就哭吧,哭出來可能感覺會好很多。我沒被這話安慰到,只是慶幸還好他們說的不是中文,人聽到非母語的語言時,心理上會有一層防線,一定程度上會幫你從事故中抽離出來。
小島上醫療資源有限,到最后我也沒被送到醫院,對此我是有心理準備的,因為我沒有明顯的外傷,大部分傷口都是凍的或是撞出來的,比如骨裂、腳踝扭了。
直到現在,我的膝蓋都有傷,每年冬天得去定期做理療,幸運的是除了膝蓋,其他部位都恢復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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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后的歌詩達協和號
上岸
事故發生后的一天,我和一部分同事動身回到米蘭,那里能最快補辦我的護照和簽證。
我是回到米蘭之后才跟家里人聯系上的。這次沉船事件帶來了挺大的轟動,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報道,用的標題是“泰坦尼克號事件重現”,那年剛好是泰坦尼克號沉沒 100 周年。
我爸媽看到新聞后嚇壞了,讓我趕緊回國,我只能安撫他們,要先等護照和簽證,再說我現在住在旅館也很安全,他們知道我沒事后,也算是放心了。
我在米蘭待了半個月,中途意大利本土的司法部門對沉船事故展開了調查。作為管理層,我被問得最多的是海難事故,另一個是公司的賬目——歌詩達以前是意大利家族企業,據說有黑幫背景,后來被美國嘉年華郵輪公司控股,公司爛賬不少。
還有一部分同事選擇回到薩瓦納,拿到臨時的工作簽證后立刻無縫銜接,轉到別的游輪上去了。對他們來說,工作比命重要,我很佩服他們。
我一直沒找到另一位中國同事,后來是通過郵件才重新聯系上。我們交情不深,收到他的郵件時,我都已經回到北京機場了,郵件那頭他報了個平安,問我還活著嗎?
我們簡單聊了聊,他那邊也挺驚險的,但受傷不重。我感覺他不太想多聊這個事兒,可能有很深的心理創傷,后來也就沒再問。
沉船事故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創傷。回到北京機場后,我本來該坐巴士回天津,卻突然一點也不想回家,也不想面對家人的關懷。
那種感覺有點像幸存者的負罪感。我有些近鄉情怯,也不想被別人拉著問“天吶怎么樣了?”“幸虧你沒事”,于是在機場查了可以落地簽的地點,臨時買了張機票,直接飛巴厘島了,酒店都沒訂。
我在巴厘島躲了將近兩個月,那段時間里,我幾乎不主動看新聞,就連遇難人數,也是后面才一點點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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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2日,歌詩達協和號在碼頭被拆解
允許一切發生
剛回到天津時,我覺得周圍的人都太正常了,正常得讓我顯得格格不入。那段時間我幾乎不出門,天天在家看書,像是毛選、《笑林廣記》、還有一些歷史書。
我到家的第一個新年,我媽非要帶我去天津濱江道那條很繁華的商業街逛逛,那里過年時人山人海,人群黑壓壓的一片。
我已經太久沒接觸過這么多人了,站在天橋上不敢下去,心里直發慌:會不會有踩踏事故?我會不會被人擠死?
與此同時,我在適應一種不一樣的孤獨。以前在船上,孤獨是因為周圍沒有同胞,要時刻緊繃著神經,回來之后,我像是從聚光燈下的舞臺上退場,那出戲再也與我無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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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子圖鑒》
之前的職業規劃也不得不放棄,我得另尋出路。我很快發現,我之前所有擅長的事,在陸地上幾乎都沒了用武之地:多國語言暫時用不上,船上的管理和工作經驗也無法直接適用于國內的企業。
我在家休整了一年。如果沒有最后的沉船事故發生,按照我前邊的職業生涯,我可能會拿著高薪,在國外企業做中層管理。這在現在來看算不了什么,但在當時,也能在親戚朋友里頭吹一把子了。
后面出了事故之后,很多人就跳出來說:“當初我們就勸你不要去,你看看多危險,差點都沒能活著回來。”
這兩年不是挺流行一句話的嗎?我允許一切發生,其實挺無奈的,你不允許又能怎么樣呢?
但這并不代表事情發生了,我就擺爛了認命了,而是事情發生后,你要去積極地應對它。
沉船這段經歷給我帶來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世事無常,我常想,這個世界上沒有正確的選擇,我們要做的就是盡一切努力,把當初的選擇變得正確。
現在,我的孩子已經12歲了。我有時候會給她講海上的故事,把它當成鬼故事講給她聽。在海上過了5年,我現在覺得待在國內很安全,聽完故事的孩子和我達成了共識,我很滿意。
至于我自己,我感覺可能永遠都走不出那個夜晚了。
直到現在,每年的1月份,我都會有一丟丟的消沉。我已經很多年不喝酒了,但在這個時間點,我會破例喝一點點小酒。
不是為了慶祝什么,只是在心里對自己說一句:真好,我又活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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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脫》,來自Amourmovie
應受訪者要求,彭麗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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