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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每次拿到工資條,看著扣掉的稅款,你也許會好奇:其他國家交的稅更多還是更少?哪里交稅更劃算?結婚生子到底是省錢了還是稅更多了?
近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助理教授仇心誠與合作者的最新研究便回答了這些問題。這篇發表在經濟學國際頂尖期刊
The Economic Journal上名為“Income Taxation Across Countries”《所得稅的跨國比較》的論文,通過橫跨四十載覆蓋三十余國的數據,揭開了全球所得稅制度的共性規律與差異特征,為理解稅收如何影響收入分配、助力經濟發展提供了全新的全球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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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復雜稅制中的兩個核心參數
每個國家的稅法都像一本厚厚的說明書:稅率分檔、各種扣除、特殊抵免、申報規則……這讓跨國比較變得異常困難。比如,德國的稅制和哥倫比亞的稅制,表面上看完全不同,如何判斷哪個更公平,更具調節作用?
仇心誠與合作者的研究的核心突破在于構建了雙參數對數線性有效稅收函數。簡單來說,這個模型用“平均稅率” 和 “累進程度”兩個核心參數,將各國千差萬別的所得稅制度轉化為可直接對比的量化指標,把稅后收入與稅前收入的關系用簡潔的數學形式呈現。經過實證檢驗,這個模型對全球各國所得稅制度的擬合度極高,相當于為全球所得稅研究打造了一把通用標尺,讓跨國、跨時期的稅制對比成為可能。
其中,這兩個核心參數中的平均稅率主要衡量一國稅負的總體水平,簡單說就是交得多不多;而累進程度主要衡量稅收的調節力度,也就是看賺得越多交稅比例是不是越高。
02
關于所得稅的四個重要發現
仇心誠與合作者的研究發現了以下四個重要結論:
1.高稅負國家,往往也更“劫富濟貧”
研究發現:平均稅率越高的國家,其稅收的累進性通常也更高。 也就是說,那些整體稅負較重的國家,通常也是讓高收入者承擔更高比例稅負的國家。這打破了“高稅收就是人人均攤”的簡單印象,意味著高稅負并不一定意味著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反而可能更注重調節收入差距。
2.越富裕的國家,稅制越傾斜普通人?
數據顯示: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其所得稅制度整體上越累進。 德國、比利時、荷蘭等老牌發達國家,不僅整體稅負高,而且累進性也名列前茅,意味著其稅收體系對收入差距的調節力度更強。相比之下,哥倫比亞、秘魯等發展中國家,由于稅收體系尚不完善,對所得稅的依賴較低,稅制的累進性也相對較弱,所得稅體系相對不那么“先進”,對高收入群體的征稅力度和調節作用都偏弱。
這背后的邏輯在于,高收入國家具備更完善的財政體系,能夠通過累進所得稅調節收入差距,而發展中國家的財政重心更多放在經濟增長基礎建設上,稅制的再分配功能相對弱化。
3.結婚生子,真的能省稅嗎?
這是一個貼近生活的發現:家庭結構顯著影響稅負。 即便是在同一個國家,不同家庭面臨的實際所得稅也存在顯著差異,婚姻和子女的存在,會讓家庭面臨更高的稅收累進性。具體來看,單身無子女家庭的稅收累進性最低,而已婚有子女家庭的累進性最高。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象?因為許多國家的稅制設計中包含了對家庭的稅收優惠,如子女抵扣、配偶免稅額等。這些政策本質上是通過稅制向家庭傾斜,鼓勵生育和家庭穩定。所以,“結婚生子能省稅”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全球普遍現象。這項發現也直觀地量化了各國稅法中普遍存在的家庭導向原則,即通過稅收優惠來支持婚姻和生育。
4.政府實現收入調節的主要力量,并不是稅收
很多人認為,稅收是調節貧富差距的主要工具。但仇心誠與合作者的研究指出:轉移支付(如低保、養老金、失業救濟等)才是再分配的主要力量。
當把政府發放的各種福利補貼納入考量后,整個“稅收+轉移支付”體系的累進性大幅提升。也就是說,政府通過收稅從富人那里拿錢,再通過發錢來幫助低收入群體,這才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關鍵組合拳。不過有趣的是,盡管轉移支付大幅提升了整體累進性,但各國之間的相對排名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稅制本身的結構依然決定了再分配的基本格局。
03
研究價值與現實意義
這份研究的價值,不僅在于解開了全球所得稅的運行規律,更在實證研究、跨國比較、政策應用三個層面實現了重要突破,為經濟學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雙重支撐:
首先,填補了跨國稅制研究的空白。此前關于所得稅的研究多集中于單一國家或少數經濟體,而該研究首次基于家庭微觀數據,系統估算了30多個國家40年間的有效所得稅函數,驗證了對數線性模型的全球適用性。
其次,打造了稅制對比的通用標準。通過對跨國、跨時期數據的系統量化,研究讓不同國家、不同年代的有效稅負和累進程度能夠在同一尺度上橫向、縱向對比,為總結各國稅制差異、探索稅制發展規律提供了可直接參考的經驗基礎。
第三,為政策制定提供了量化工具。研究團隊測算出的各國、各年份專屬稅收參數,可直接嵌入經濟學結構模型,為研究稅收、財富再分配如何影響居民就業、消費、儲蓄等經濟行為提供了實證基礎,也為各國優化稅制設計、完善收入分配體系提供了精準的量化參考。
所得稅作為直接稅的核心,不僅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更是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的關鍵工具。
仇心誠與合作者的這份研究不僅厘清了各國稅制的共性與差異,更揭示了稅制設計的核心邏輯: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在財政收入、經濟增長、社會公平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研究揭示了經濟發展與稅制完善的同步性規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逐步強化所得稅的累進性,能更好地發揮稅收的再分配功能,縮小收入差距;對于所有國家而言,研究則明確了轉移支付的重要作用,完善稅收與轉移支付的協同體系,才能讓收入調節的效果事半功倍。
注:本篇論文的作者還包括法蘭克福大學經濟與商學院助理教授Nicoló Ru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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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心誠,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副所長。2024年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海外)。2023年獲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本科及碩士均畢業于北京大學。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學、勞動經濟學、企業動態、經濟發展等。研究成果已發表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國際頂尖期刊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篇),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Macro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等。他連續兩次獲得中國宏觀經濟國際年會最佳青年學者論文獎,獲得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學術新星獎、鄒至莊最佳論文獎,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最佳博士論文獎、院長學者榮譽等多項學術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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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北大光華對外關系部
編輯 |王小雅
審閱| 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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