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華】唐代的蜀道賦、銘述論||馬強

唐代的蜀道賦、銘述論

馬 強

摘要：在唐代蜀道文學范疇內，蜀道賦與銘占據重要地位，雖傳世篇章寥寥，卻極具價值。賦如李白《劍閣賦》、陳山甫《五丁力士開蜀門賦》等，創作背景多元，或送別友人、或感于景觀、或源自典故；內容上，或遙想蜀道地理形勢，或借景抒發仕途感慨，或鋪陳神話彰顯先民功績，或聯系現實針砭弊政，常引經典，風格雄渾，兼具思想與藝術魅力。銘如歐陽詹《棧道銘》、柳宗元《劍門銘》、李德裕《劍門銘》等，或繪棧道艱險，或頌先民之力，或記官軍平亂之功，或強調關隘等的軍事意義，結構嚴謹，語言典雅。唐代蜀道賦、銘雖數量有限，但題材豐富、立意深刻、風格獨特，是展現唐代風貌、窺探文人情懷的重要窗口，為研究蜀道文學提供珍貴資料。

關鍵詞：蜀道文學；蜀道賦；蜀道銘；《劍閣賦》

在唐代文學研究領域，蜀道文學憑借獨特地域文化占據重要地位。回顧研究歷程，學界長期聚焦蜀道詩歌，其凝練語言與豐沛情感為蜀道營造浪漫意境，吸引眾多研究者。然而，唐代蜀道文學作品不限于詩歌，還有一批以蜀道為描寫對象、富于文學色彩的賦、銘、題記等，創作者不乏李白、柳宗元、劉禹錫、歐陽詹、李遠、孫樵等名家。但蜀道賦、銘因唐詩光芒太盛而鮮為人知，少有人問津。實際上，像李白《劍閣賦》、陳山甫《五丁力士開蜀門賦》、盧庾《梓潼神鼎賦》、孫樵《出蜀賦》、李遠《題橋賦》、歐陽詹《棧道銘》、柳宗元《劍門銘》、李德裕《劍門銘》等作品，或描繪地域地理特征、風土方物，或形象記述疏通山道驛路過程，或針砭時弊、感嘆世道衰落，兼具較高思想性與藝術性，讓蜀道文學呈現多元發展、異彩紛呈態勢，成為唐代文學一道絢麗風景線。這些賦、銘作品意義重大：一方面，從文獻角度，它們如同探針，可還原唐代蜀道交通、物資、人際等細節，提供一手資料；另一方面，立足文學批評維度，它們堪稱典范，藝術精湛、思想深邃，屹立于蜀道文學群峰。鑒于當前蜀道唐詩之路研究熱潮下，尚未有學者對唐代蜀道賦、銘展開專題研究，本文試作探討，拋磚引玉，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唐人的蜀道賦

賦作為一種古老文體，濫觴于戰國宋玉《風賦》《高唐賦》《登徒子好色賦》，它注重文采、韻律，兼具詩與散文特性，唐宋階段以文賦為主流，存有古賦、律賦、俳賦等多種類型。在唐代蜀道文學范疇內，詩歌創作呈現蓬勃興盛之態，相較而言，專題蜀道賦數量較為稀少，留存于典籍文獻的主要有李白《劍閣賦》、張說《畏途賦》、陳山甫《五丁力士開蜀門賦》、孫樵《出蜀賦》、盧庾《梓潼神鼎賦》、陸肱《萬里橋賦》等數篇。不過，正因稀缺，其價值愈發凸顯，值得深入探究。從藝術風格看，唐人的蜀道賦大多雄渾豪邁、引經據典，常借蜀道的險峻來映射歷史的滄桑變遷與世事的艱難坎坷，充分彰顯賦體思想性與藝術性融合的特質。

古蜀道和金牛道示意圖（圖源：新華社）

（一）李白與《劍閣賦》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云峰之崔嵬。前有劍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上則松風蕭颯瑟?，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涌而驚雷。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沉吟兮嘆息。視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西匿。鴻別燕兮秋聲，云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于劍閣兮，與君兩鄉對酒而相憶。

李白所著《劍閣賦》，在其現存不多的賦文中頗具獨特地位。李白詩文集中賦作僅八篇，涵蓋《明堂賦》《大獵賦》《愁陽春賦》《劍閣賦》等，其中《劍閣賦》雖不像其部分詩作那般聲名遠揚，卻于唐代蜀道賦領域綻放異彩。值得注意的是，李白雖留下傳頌千古的《蜀道難》，但并無親身行走陸上蜀道的經歷，因而《劍閣賦》如同《蜀道難》一般，屬于基于想象的虛構之作。

《劍閣賦》因誰而作？此賦題下有原注：“送友人王炎入蜀”，可見是一篇以送別為目的的賦。王炎系天寶初李白在長安時結交的友人，其生平事跡唐史文獻失載，唯清雍正《江南通志·人物志》有簡略介紹：“王炎，宣城人，工詩。嘗游蜀，李白為《劍閣賦》贈之。及卒，哭之曰：王公希世寶，棄世一何早”。王炎在李白交游與詩歌創作中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有學者認為李白著名的《蜀道難》最初也是贈予王炎的。王炎卒，李白甚感悲傷，作《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哀悼之。聶石樵根據唐人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及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的記載，考訂李白《蜀道難》作于天寶初年，詹锳先生認為《蜀道難》與《劍閣賦》（送友人入蜀）皆為寫給王炎的送別詩，為“先后之作”，寫作時間“當在天寶初間，時太白方在長安未久，尚未得志”，如此則《劍閣賦》也大致寫于唐玄宗天寶初年。

李白《劍閣賦》雖然篇幅較短，卻很有特色，構思與意境可與《蜀道難》互為參照。此賦一開始就展開豐富的想象，“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云峰之崔嵬”。咸陽之南，越過渭水南行不遠就是秦嶺，莽莽蒼蒼，云蒸霞蔚。向秦嶺西南眺望，當然是崇山峻嶺，南方則是難以望盡的秦嶺南麓的漢中盆地，利州以西的劍閣更是遙不可及。但詩人的想象卻可以思接千里，游翔無窮。劍山崔嵬，劍門雄踞。深澗幽暗，溝壑縱橫，飛瀑宣泄，松風林濤，巴猿哀啼，江濤如雷……李白對劍閣一帶地形景觀的描繪雖然只是想象，但這一想象是建立在真實的蜀道地理知識之上，與實際情形頗為相符，有親歷其境之感。當然，李白這首《劍閣賦》是否真的重在寫友情，尚存爭議。“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沉吟兮嘆息”，實則是李白仿效《楚辭》慣例，通過設置男女送別的意境抒發朋友分別時刻的離愁別恨。不過尾句倒是與題注所言相符：“若明月出于劍閣兮，與君兩鄉對酒而相憶”，最終回歸到寫作初衷上來。

在寫作手法上，《劍閣賦》采用先宏觀后微觀、由近及遠、從旁支至主流的方式，開篇以長鏡頭遠景鋪陳，繼而用近景工筆細描，最后從對蜀地山川的遐想回歸至友情傾訴。李白憑借深厚的地理知識儲備與超凡的想象力，將劍閣地貌描繪得栩栩如生且詩意盎然，還巧妙融合自身對蜀地山川的感悟與真摯友情，毫無雕琢痕跡。當然，即便出自天才詩人之手，作品也難臻完美，與陳山甫《五丁力士開蜀門賦》、孫樵《出蜀賦》相較，這篇《劍閣賦》或因創作倉促，在歷史文化深度挖掘與藝術鋪陳的美學感染力上略遜一籌。

（二）張說與《畏途賦》

青泥路，白馬關，云足躡，霞手攀。忠臣往兮孝子還。陟羊腸，臨鳥道，搏絕岸，援蔓草。懸梁婻娜以樹接。虛閣穹崇而煙抱。風雨櫛汩兮，崩泉而險湍；圖畫詭屈兮，紅峰而碧巒。林黝黝而人靜，山嵾嵾而地寒。客有夢兮在城闕，背芳萱兮心不歇。憫秋草之墜露，吊窮崖之飛月。聞哀猿之一鳴，憂人宿昔兮生白發。

張說（667—730）是唐代前期著名政治家、詩人，歷仕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三朝，死后謚燕國公。張說曾經兩使西川，皆取道秦蜀驛道。《張燕公集》卷一收錄的《畏途賦》雖然從賦題上看不出是寫哪里的“畏途”，但從“青泥路，白馬關，云足躡，霞手攀……陟羊腸，臨鳥道，搏絕岸，援蔓草”等提及的地名與地形來看，該賦所寫應該就是蜀道。從“青泥路”到“白馬關”恰好指的是故道河池、興州、西縣這一帶。青泥路，指的就是故道河池至興州長舉縣之間山道，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載：“青泥嶺，在縣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即今通路也。懸崖萬仞，山多云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青泥嶺”。杜甫《泥功山》詩也云：“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筑勞人功。不畏道途遠，乃將汩沒同”。當然張說此賦并非對某一段蜀道的直接描述，而是借助蜀道寄寓宦海沉浮、人生艱辛。頗疑其中的“白馬關”為“百牢關”傳抄之訛，此訛要么是作者筆誤，要么傳抄訛寫。因為“青泥道”與“百牢關”都是蜀道上的著名險路險關，百牢關在唐代三泉縣境內嘉陵江邊，倚山臨江，險峻非常，杜甫《?州歌十絕句》有名句：“白帝高為三峽鎮，瞿塘險過百牢關”。作者著意表現“畏途”，則“青泥道”與“百牢關”相提并論就很恰當，而西縣附近的白馬關地處漢中平原西緣，并非險要之處，更不可能與杜甫所言瞿塘相提并論。

（三）陳山甫與《五丁力士開蜀門賦》

伊山為蜀，是曰蠻俗。惟天俾秦，厥生神人。拔長蛇而赑屃，辟廣岫之嶙峋。在昔褒斜未通，羌僰異域，彼為夷國。物產難究，封疆罕測。秦將欲廣其南、冠其北。張儀于是度其勢、量其力，假牛之計斯設，饋女之功是克。蜀王乃命力士辟高山，貪功饕餮，忘情險難。捫峰蠻（巒）于日側，抉虺蜮于云間。將以砥嶃崪，等躋攀。振衣而力抗千嶂，攘臂而威陵八蠻。俄而白日蕩搖，玄天忽霍。鬼哭神怨，風號霧廓。怒發森植，雄心震躍。灑珠汗以雹散，瞪星眸而電落。將欲斷煙靄，排巖崿，謂巨靈之所拓，蹂重林，回絕壑，疑夏后之所鑿。

吁！可畏哉，砰轟若雷。虎視五岳，鯨吞九垓。徒見其豁若谷，嵽若堆，橫隱嶙，直崔嵬。大應心踣，高隨手摧。江標峻棧之形，呀然地裂。闕斗高峰之色，騞若天開。

已而后患方啟，前心莫遂。喧闐兮乍進秦卒，邐迤而全收蜀地。道路無阻，關梁有備。聞五丁死而蠻黨移，一徑通而秦人至。雖共工之勇，將觸也非雄；雖項籍之力，將拔也寧同？曾未若擘秀嶺，駭蒼穹。今古攸賴，華夷是通。羽毛詟死以填谷，草樹驚摧而墮空。遂使鞭石之帝，移山之公，壯志難奪，莫不慕其英風。

陳山甫，生卒年及其事跡不詳，張海《唐代蜀中賦簡論》認為陳山甫氏“生平不詳，史無可考”。陳氏大約為中唐時期人，《資治通鑒》中有陳山甫為醫，貞元二年（786）曾被淮西藩鎮李希烈部將陳仙奇派遣毒殺其主帥的紀事，不知是否為同一人。陳山甫是寫賦高手，宋人李昉等編纂之《文苑英華》收錄有陳山甫《禹鑿龍門賦》《五丁力士開蜀門賦》《望思臺賦》《有征無戰賦》《漢武帝重見李夫人賦》等五首律賦，可見其賦多以歷史人物與重大事件為主題。韓暉《中國辭賦編年史·隋唐五代卷》推測《五丁力士開蜀門賦》作于元和、大和前后。但他認為此賦為李遠所作，當誤。五丁開蜀道是著名的蜀道創世紀神話，大概形成于戰國中期秦司馬錯伐蜀之后，《華陽國志·蜀志》載：“（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為五嶺，直頂上有平石。”這一傳說在唐代廣為流傳，多認為五丁開辟的是褒斜道，士大夫對這一典故可謂熟悉如常，入蜀詩賦多有用典。據《舊唐書·陳子昂傳》，陳子昂在進呈武則天的奏疏就曾引用這一傳說：“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賨，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通谷，棧褒斜，置道于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五丁力士開蜀門賦》充分發揮賦這一文體的特點，以五丁壯士拔蛇開山，疏通蜀道而死為題，對蜀道創世紀神話傳說進行了大膽想象與藝術重構。赑屃為古代神話傳說中龍之長子，貌似龜而好負重，力大可馱負三山五岳。“拔長蛇而赑屃，辟廣岫之嶙峋”，簡潔而富有想象，勾勒五丁壯士拽長蛇而負重、開山辟巖成道的英雄氣概。應該說，《五丁力士開蜀門賦》較之李白《蜀道難》對創世紀神話的想象與描寫更加細化與生動，《蜀道難》只是用“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后天梯石棧相鉤連”對五丁故事一語帶過，而《五丁力士開蜀門賦》則把五丁開道前后的歷史地理作了頗帶史筆風格的交代：“昔褒斜未通，羌僰異域，彼為夷國。物產難究，封疆罕測。秦將欲廣其南，冠其北。張儀于是度其勢、量其力，假牛之計斯設，饋女之功是克”。然后筆鋒陡轉，將五丁壯士開山曳蛇，蜀道轟然洞開的情景寫得驚心動魄：“俄而白日蕩搖，玄天忽霍。鬼哭神怨，風號霧廓。怒發森植，雄心震躍。灑珠汗以雹散，瞪星眸而電落。將欲斷煙靄，排巖崿，謂巨靈之所拓，蹂重林，回絕壑，疑夏后之所鑿”。涉史題材的文學創作需要對歷史大膽而形象的想象，這段描寫可謂驚天地、泣鬼神，唐代一般的詠史詩只是感嘆五丁開山的悲壯，簡潔而凝練，但蜀道賦卻可以大肆鋪陳，展開想象的翅膀盡量夸張而細化一些歷史場景，即使是神話傳說，也可以再現得生動傳神，無以復加。最后又借用秦王鞭石、愚公移山典故對“五丁”的歷史意義作了高度定位：“邐迤而全收蜀地。道路無阻，關梁有備。旋聞五丁死而蠻黨移，一徑通而秦人至……遂使鞭石之帝，移山之公，壯志難奪，莫不慕其英風”。從歷史觀上看，《五丁力士開蜀門賦》主觀情感是站在秦人一方，嘲笑蜀王“貪功饕餮，忘情險難”，以至于失土亡國；歌頌秦人“惟天俾秦，厥生神人”。但作者以浪漫主義手法、夸張奇特的想象、瑰麗雄奇的語言與對蜀道創世紀情景的藝術再現卻是十分出色的，因此在唐代的蜀道賦里，這篇《五丁力士開蜀門賦》獨占鰲頭。

《蜀道》國畫 岑學恭 作（圖源：廣元文廣旅）

（四）孫樵與《出蜀賦》

孫樵（約825—905），字可之，自稱關東人，晚唐重要詩人與政論家。《四庫全書總目·孫可之集》云：“樵自稱關東人。函谷以外，幅員遼闊，不知其籍何郡縣也。大中九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僖宗幸岐隴時，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孫樵作文刻意習仿韓愈，遵循現實主義原則，長于古文，文風峻峭，多涉社會現實、官場弊端與民生疾苦，是晚唐古文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時，孫樵一生與蜀道關系密切，曾幾度經棧道往返秦蜀間，作有《書褒城驛壁》《刻武侯碑陰》《書何易于》《梓潼移江記》《興元新路記》《出蜀賦》《龍多山錄》等多篇蜀道散文題記。

孫樵賦流傳下來的僅《大明宮賦》《露臺遺基賦》與《出蜀賦》三篇。《出蜀賦》當寫于唐末自蜀還秦途中，是作者親歷蜀道有感而發所寫的賦。從首句“辛酉之直年”，可知作于唐昭宗光化四年（901），是孫樵晚年的作品。與西晉張載《劍閣銘》類似，《出蜀賦》也是著力渲染蜀道沿線自然景觀的雄奇與行旅的艱難：“駭天險之重阻兮，峙連崗而外坤。譎石詭崖，汨其城屬兮，屹紆郁于云昏。嵌巖巖而查牙兮，上攢羅而戛天。中呀坼以隙斜兮，途詰屈而隘穿”。《出蜀賦》對蜀道利州朝天峽一帶山高峽深的描寫尤其生動形象：“朝天雙峙以虧蔽，中慘栗而陰翳。倏下馳而上回，若出地而天開”。準確地描寫了朝天峽一帶嘉陵江河谷深切，兩岸絕壁對峙，船行峽中，仰望有遮天蔽日之感。賦既寫到利州，就不能不提及三國蜀漢丞相諸葛亮，“眄山川而懷古，得籌筆于途說。指前峰之孤秀，傳臥龍之余烈。嘗杖師而北去，抗霸國而此決”。“籌筆”即利州朝天峽附近的籌筆驛，是唐人根據諸葛亮北伐前往漢中曾經在此地籌劃軍事的傳說而建，李商隱、薛逢、羅隱等均有題詠籌筆驛的詩歌傳世。在晚唐“批判”諸葛亮等歷史人物思潮中，孫樵不為所動，對諸葛亮深為崇敬，曾寫有《刻武侯碑陰》，高度評價諸葛亮恢復漢室的悲壯努力：“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于蜀，欲噓而再燃之，難乎為力哉。”作者途經朝天峽，憑吊三國遺跡，感念先賢英烈“嘗杖師而北去，抗霸國而此決”，并由此發出深深喟嘆：“曾尺疆之不辟，徒赍志而灰滅。越百牢而南指，憩石門之委邃”。諸葛亮當年就是率軍經朝天峽往漢中，過三泉百牢關，越褒城之石門棧道，走上北伐曹魏的前線，最終出師未捷身先死，留下無盡的歷史遺憾與哀傷。《出蜀賦》接下來寫褒斜道的險危難行：“褒斜吁其隘束兮，左窮溪兮右重。綿飛棧而屬危梁兮，續畏途而呀斷。下臨千仞之驚流兮，波澒洞而雷抃。當玄冬之隆烈，觸密云之飛噴。舞回飆而飏九垠，天地紛其漫漫。路縈積以迷沒，馬蕭蕭而不進。心悸悸而程不敢逸兮，徒憭慄而興嘆”。唐代蜀道詩雖然也經常涉及褒斜道，但詩歌篇幅畢竟有限，對這條古棧道自然景觀的描寫往往只是蜻蜓點水，《出蜀賦》則不然，作者孫樵曾數過褒斜，對褒斜道地理形勢十分熟悉，《出蜀賦》中“東陟雞幘”的“雞幘”即為褒斜道南端出口處聳入云霄一山峰，狀類雞冠，明清時稱雞頭關。此段描寫把褒斜道的曲折迂回、峰回路轉，左懸崖右深溪的險狀及其行人的目眩顫栗表現得淋漓盡致。當然《出蜀賦》的主題并非僅僅在于再現蜀道的曲折驚險，通過一系列自然景觀與歷史追思的描寫，最后仍然回到了現實的批判上面：“夫何號貢之缺條兮，忽有司之吾斥。曾不得而上通兮，居悒悒而不適。闕庭藹其多士兮，皆云夫賢索”。晚唐社會，政治黑暗，言路難達，幾多英雄志士壯志難酬。蜀道雖難，猶可走出山重水復，而人生前程暗淡，且看不到盡頭：“九衢廣其茫茫兮，混埃壒而紅飛。漂世波而上下兮，旁窮走而相追……彼上張為公者，豈終吾遺哉”。《出蜀賦》以慷慨豪邁氣勢開篇，以蒼涼黯淡格調收筆，反映了大唐末世日暮途窮的悲哀與士大夫對現實政治的失望與批判，與作者另一名篇《書褒城驛壁》濃重的憂患意識可互為鑒證。

（五）盧庾《梓潼神鼎賦》

盧庾《梓潼神鼎賦（以靈瑞珍寶出為韻）》。盧庾其人，唐史文獻失載，唯韋應物有《寄盧庾》詩，中有“悠悠遠離別，分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不安”。從中大概可知韋應物與盧庾曾有交游且有詩歌贈答，如此則盧庾與韋應物（約735—790）大約為同一時代人。《梓潼神鼎賦》是為唐代在梓潼縣出土神鼎而寫作的賦。四川蜀道上的梓潼七曲山是中國文昌信仰的發源地，隨著唐代文昌帝君信仰的形成，梓潼鼎就成為七曲山祭祀文昌君的禮器。此鼎失傳多年，于晚唐重見天日。詩人聞此，有感而作賦。《梓潼神鼎賦》篇幅不長，從神鼎代表國運符瑞這一理念導入，認為梓潼鼎為“圣人之大寶，有國之神器”，并且列舉周鼎沉于泗水，漢鼎出于汾陰史事，強調鼎與王朝國家盛衰的關系。進而說梓潼鼎是國家昌盛的瑞兆，所謂“函谷關旁，靈符出而啟圣。梓潼郡內，寶鼎光乎取新”。盧庾聲稱其“異五百代之昌符，成六萬年之寶位”，宣揚的主題是梓潼鼎代表文運，國家強則文運昌，相反則衰。《梓潼神鼎賦》寫作特點突出，語言夸張，辭藻華麗，思維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來回穿越，引經據典，縱橫捭闔，氣勢恢宏，極盡鋪陳，主要通過對梓潼鼎的贊頌，強調國家與文運的盛衰的關系。頌鼎這一主題在唐代辭賦中比較常見，但在蜀道文學作品中卻是少見。

（六）陸肱《萬里橋賦》

北宋李昉等《文苑英華》收錄有唐陸肱《萬里橋賦》。唐代成都府東南隅府河萬里橋（現四川大學望江校區東門附近府南河上），既是由秦至蜀的千里蜀道終點，也是自西蜀成都通往瀘渝、荊襄、吳越的起點，其命名源于三國故事。蜀漢費祎出使吳國，諸葛亮送行至此說道：“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在唐宋詩人筆下經常是題詠的“詩眼”。杜甫“門泊東吳萬里船”說的就是這里。唐代的萬里橋又是引發人們家園之思、企歸鄉關的典故。成都府河通岷江，岷江經彭州、嘉州、眉州至敘州入長江，經瀘、渝、涪、萬、夔穿長江三峽可至荊南、吳、越。因此，萬里橋可謂是陸上、水上蜀道的紐帶。陸肱，兩《唐書》無載，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七載唐僖宗廣明年間進士崔魯“嘗醉辱陸肱郎中，旦日慚甚”。雍正《江西通史》載陸肱為咸通虔州刺史。如此則陸肱為晚唐人，主要活動于唐懿宗、唐僖宗之時。北宋王讜《唐語林》曾謂陸肱與晚唐詩人許棠、薛能等人有交游，可見陸肱與許棠、薛能等都是活躍在晚唐詩壇的詩人。陸肱《萬里橋賦》是為成都萬里橋所寫的專賦，首句“萬里兮蜀郡隨都，二橋兮地角天隅”即點出了此橋的非同尋常，揭示了其連接蜀地與東南淮揚的空間關系。進而以一座橋聯想到一個更加宏大的歷史地理空間：“滄海朝宗，岷山發跡。期觀理水之要，若啟鑿穴之役。逮夫東土為揚，西邦曰益。架長虹于兩地，客思迢迢；浩積水于千秋，江流脈脈。宇宙綿綿，今來邈然。結構應似，途程甚偏。將暫游于楚岸，欲徑度于巴川”。從岷山導江到大禹治水，從西蜀益州到江左淮楚，萬里橋宛如一條巨大跨天的長虹，將西南與東南連接起來。接下來，《萬里橋賦》連續用四六排比句，一再對比西蜀與江東，其中“彼臨淮海，度軒車而既易；此對銅梁，古來幾許行人”“家本江都，羨波濤而自返；身留蜀地，隅萍梗以堪驚”，都是對仗工麗、意境深遠的名句。“斯橋也，可以濟巨川之往來，不可以攜手而相別”，最后的收尾語句可謂畫龍點睛之生花妙筆。

以上幾篇唐人蜀道賦皆為中晚唐士人所作，盡管選材、角度、切入點不同，篇幅長短不一，但皆立意高遠，起始于歷史的邈遠，落腳于現實的警策。既發蜀道思古之幽情，又表士人對社會現實的關懷與憂患，可謂借題發揮，借古喻今。語言方面雖然沒有漢晉司馬相如、揚雄、左思、潘岳那樣辭藻華美、絢麗多彩，但在相對樸實的敘述書寫同時也注重四六駢儷，對仗工麗，不時有佳對警句，豪邁、雋永，給人以深刻的啟示，思想性與藝術性兼備，在唐代蜀道文學中獨放異彩。

二、唐人的蜀道銘

銘最初是鐫刻在青銅器或碑碣上的文字，后來逐漸發展成一種文體，主要是用來歌功頌德，銘功紀事，謳歌事物，記述重大事件。銘一般由“序”與“銘”兩部分構成，序主要陳述寫銘背景及原因，為散文體；“銘”則講究韻律，為詩歌體。銘集敘事、寫景、狀物、言志、評論為一體，往往簡潔精練，但也有長篇銘文者。劉勰《文心雕龍》結合西晉張載《劍閣銘》對“銘”這一文體有如是評論：“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惟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在唐代蜀道文學范疇內，現存唐人蜀道銘數量不多，僅有歐陽詹《棧道銘》、柳宗元《劍門銘》、李德裕《劍門銘》數篇，卻皆為精品。它們以精煉之筆勾勒蜀道歷史滄桑與人情風貌，為后世探究彼時蜀道提供珍貴文字憑借，是唐代文人精神與文學造詣于蜀道主題的集中展現。

（一）歐陽詹與《棧道銘》

歐陽詹《棧道銘》是唐代最負盛名的蜀道銘，唐宋以來被采摭入多種唐文選本，除了歐陽詹自己的文集《歐陽行周文集》外，宋代李昉等《文苑英華》、姚鉉《唐文粹》、明代楊慎《全蜀藝文志》、清人彭定求與曹寅編《全唐詩》等皆有收錄。歐陽詹（755—800），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貞元八年（792）與韓愈、李絳、王涯等一起參加科舉，進士及第。曾授國子監四門助教，于文學創作主張“文以載道”，是韓愈等人倡導古文運動的有力支持者與韓門主要作家之一。據陳尚君研究，歐陽詹入蜀是在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是年，蜀士林蘊被西川節度使韋皋辟為推官，歐陽詹相隨入蜀。歐陽詹自長安取道駱谷經梁州、利州、劍州至成都，途中作有《題秦嶺》《出蜀門》《與洪孺卿自梁州回途中經駱谷見野果有閩中懸壺子既同采摘用呈之洪亦閩人》《與林蘊同之蜀途次嘉陵江認得越鳥聲呈林林亦閩中人也》諸詩，《棧道銘》大約就寫于入蜀途中的劍州。

《棧道銘》開篇即凸顯秦蜀之間地理復雜與交通的險阻：“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溪窮谷，萬仞直下。奔巖峭壁，千里無土。亙隔呀絕，巉巉冥冥。麋鹿無蹊，猿猱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坤與艮分別代表八卦中的西南方向和東北方向，《棧道銘》簡明扼要揭示了蜀道的空間地理位置，讓人聯想到魏灝為李白詩文集所作《李翰林集序》的起始語：“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艮于西南。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之曲，別為綿川。”二者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表明唐人對蜀地與棧道地理的共同認知。《棧道銘》對秦蜀間棧道交通描寫之生動形象頗見功力：“唯茲地也，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縋懸纑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嶺。鑿積翠以全力，梁半空于木棚。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踠。堅勁膠固，云橫砥平。總庸蜀之通途，繞岐雍之康莊。”這是繼孫樵《出蜀賦》之后對棧道沿線地理環境又一生動逼真描述者。看來唐人一旦走上蜀道，一旦為棧道線上雄奇險峻的自然景觀所震撼，總能激發出無盡的創作沖動與天才的構思，產出不朽的作品。

《棧道銘》的“銘”文字不長，卻立意不凡：“維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鉆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歐陽詹《棧道銘》與西晉張載《劍閣銘》立意不同，《劍閣銘》最后在于說明“興實在德，險亦難恃”的道理，而《棧道銘》雖然也說“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怫劉怒，從完以踣。隋落我榮，自顛而植”，認為棧道隨著改朝換代屢毀屢建，偏重揭示“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鉆堅剡勁，無蹊以道”，謳歌開道架棧、以通險途的先民創造性偉力。“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發人深省。

（二）柳宗元與《劍門銘》

柳宗元《劍門銘》是繼西晉張載之后又一專以劍門關為題創作的銘文，茲迻錄如下：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尨俗剽，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眾暴，群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丘陵，以張騖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己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仇，以天討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峙饗賚，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沖。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刲刳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勛力。鼖鼓一振，元戎啟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弘長，用能啟辟險阨，夷為大涂，衰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群吏，愿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

銘曰：并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髳。狂猾窺隙，狺狺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為掎角。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云。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群頑。內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啴啴。大憨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關于此銘的寫作背景，韓醇在文中詁訓謂：“《憲宗紀》：永貞元年，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辟自稱留后。明年，元和改元，以高崇文為行營節度使，率京西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康，以討劉辟。銘謂嚴公即礪也。”由此可知，《劍門銘》作于唐憲宗元和元年（806）西川劉辟叛亂甫平之際。序言所說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是涇原之變發生后在梁州接應唐德宗一行的有功之臣，仰慕柳宗元在文學上的聲譽，曾兩次摯請柳宗元為其題寫銘、記，彰揚其功德，以期聲名流傳后世。此前柳宗元于貞元十九年（803）曾應時任興州刺史的嚴礪邀請作《興州江運記》，為其疏通嘉陵江航運之舉銘功紀事。《劍門銘》則為嚴礪參與平定西川劉辟叛亂而作，為嚴礪歌功頌德顯而易見。《劍門銘并序》說梁州刺史嚴礪在劉辟據兩川叛亂后，“以國害為私仇，以天討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祗俟明詔”，敘述“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沖。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最終“取其渠魁，以為大戮”，剿滅劉辟，平定蜀亂出了大力，功不可沒。平亂后，因“將校群吏，愿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柳宗元于是寫了此銘。實際上這篇《劍門銘》很可能也是應嚴礪的“請托”之作，從此前柳宗元為嚴氏作《興州江運記》推斷，嚴礪善于請文化名人為自己歌功頌德，以求聲名傳之后世。盡管如此，作為戰亂甫平的銘功紀事性文章，柳宗元的《劍門銘》仍然不失為一篇有特色的蜀道銘文。此銘四言一句，結構規整，韻律轉換自然，語言典雅簡潔，敘事、狀景、評論說理，層層展開，環環相扣，一瀉千里，是柳宗元文中堪稱上乘的一篇。最后以“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收尾，意蘊深遠，道出了寫作此銘的寓意，與歐陽詹《棧道銘》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李德裕與《劍門銘》

群山西來，波積云屯。地險所會，斯為蜀門。層岑峻壁，森若戈。萬壑奔東，雙飛高闕。翠嶺中橫，黵然黛色。樹茲雄屏，以衛王國。峰抜井干，溪回溝洫。嚴守重扄，隱如臨敵。運有隆替，地無險阨。閉于昏頑，開于有德。馬錯西伐，蜀侯敗績。艾出陰平，禪亦來格。粵在憲祖，英威四克。始剪蜀妖，遂靖卭棘。蠻夷軌道，諸侯述職。武臣銘之，金石乃刻。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吐蕃侵犯成都，劍南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御敵無方，致使成都失陷，百工婦女被掠數萬人。次年10月，李德裕臨危受命，出任劍南西川道節度使，節鎮成都，因有蜀道之行。李德裕后來在《題劍門》詩注中曾言：“頃歲入蜀，偶題此詩，馬上所成，數字未穩。今憑連帥尚書盧公再換舊石。”《劍門銘》大約寫于太和七年（833）李德裕蜀地秩滿回京途中路過劍閣之時。銘文追溯歷史則歷數司馬錯伐蜀、蜀侯通國反叛、鄧艾繞道陰平滅蜀、劉禪亡國縛降，劍門關都是歷史見證。至于“始剪蜀妖，遂靖卭棘。蠻夷軌道，諸侯述職”，則是對不久前擊退南詔、平定邊患的回憶，“武臣銘之，金石乃刻”，則道出了作銘的原因。作為曾在西蜀邊陲成功防御吐蕃、南詔的軍事家，李德裕的《劍門銘》主旨是通過描繪劍門關的地形地貌來強調此地的重要地理意義，同時也沒有忘記告誡后人以史為鑒，揭示據此險關割據蜀地分庭抗禮于中央者，從來不可能野心得逞，盡皆灰飛煙滅。《劍門銘》語言也如軍人般明快與鏗鏘：“層岑峻壁，森若戈。萬壑奔東，雙飛高闕。翠嶺中橫，黵然黛色”八句尤為出彩，將劍門關周圍的險峰深壑、蒼翠巖壁刻畫得形象如畫，使人如臨其境。

結 語

蜀道賦、銘是唐代蜀道文學中的精品，是中國文學史上賦、銘這一古老文體在唐代文學中的再現，它們的出現豐富了唐代蜀道文學表現形式，極具價值與研究意義。

唐代的蜀道賦、銘具有鮮明的思想傾向與美學追求。思想情感傾向上，創作者心懷對自然、歷史的敬畏踏入蜀道，既被鬼斧神工的景觀震撼，將山川險峻化為雄渾意象，展現對壯美自然的感悟；又尊崇古人開辟蜀道之舉，把開拓者塑成精神火炬。他們還沿歷史回溯，追念先賢、還原功勛，同時批判亂臣賊子，以史為鑒。更可貴的是，作品融入對現實的洞察，寄予強烈的傷時感世、憂患民生的現實關懷意識，盡顯文人擔當，超越時代。藝術表現手法上，唐人創作的蜀道賦、銘已經是十分成熟的賦銘文學作品。形式上，四六對仗精妙、用典自如，文字典雅如陳釀。描繪險關有千軍萬馬之勢，江河萬千氣象，深澗幽深神秘，棧道驚心動魄，回望歷史似穿越時空，喟嘆宦海盡顯無奈，都讓讀者身臨其境。表現手法上，白描精準抓神韻，渲染烘托強張力，歷史與現實交融，故事跌宕，如靈魂洗禮，作品魅力永恒。

然而，在唐代蜀道文學版圖里，蜀道賦、銘被唐詩光芒掩蓋，如遺落明珠，少人問津，實則是文獻富礦，值得深入挖掘、研究。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蜀道文獻整理與研究”（17ZDA190）；西華師范大學蜀道研究院2023年度重大項目“中國蜀道文學史”（SDYJA2301）]

來源：蜀道研究（原載《蜀道研究》2025年第1期）

作者：馬 強（陜西漢中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蜀道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中國歷史學會歷史地理學會理事，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學術委員，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咨詢、訪談專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編委，韓國《亞洲研究》國際通訊編委，陜西理工大學“漢江學者”特聘教授，西華師范大學蜀道研究院學術委員，四川文理學院巴文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致力于蜀道文化、文獻、西南歷史地理、巴蜀文化等研究。在《中國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光明日報》等發表論文120多篇。主要著作有《漢水上游與蜀道歷史地理研究》（2004）、《嘉陵江流域歷史地理研究》（2016）、《蜀道文化與歷史人物研究》（2019）、《蜀道文化論叢》（2023）、《蜀道文化概論》、《巴渝文化史初編》等，主編國家出版重點項目《中國蜀道交通史》、《蜀道歷史地理與文化叢書》等多部）

配圖：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