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座云居寺！

云居寺石經幢佛雕像（遼代)

北京云居寺北塔

北京云居寺 視覺中國北京房山云居寺珍藏的石經、紙經、木經等佛教文獻遺產，目前正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即“世界記憶遺產”）。北京云居寺享譽天下，尤以僧人靜琬主持的石經刻造工程著稱。這項工程始于隋，綿延至清，千余年從未中斷，為后世留下了號稱“北京小敦煌”的石佛經珍貴遺產。對于這項偉大的文化工程，世人大多關注于石佛經的刻造，卻忽略了寺廟本身的發展變遷。北京云居寺的源起與發展有著怎樣的經歷呢？刻經建寺的傳奇經歷人們普遍認為，云居寺的石佛經刻造，緣起于隋代僧人靜琬。而在靜琬刻造石佛經時，相關記載多聚焦于石經山建造的寺廟。唐人劉濟在《涿鹿山（石經山曾用名）石經堂記》碑文中提到，“至國朝貞觀五年，《涅槃經》成，其夜山吼三聲，生香樹三十余本。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數千株于山下，遂構成云居寺焉。”（《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二）明人劉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也引述了此事，內容與劉濟碑文大體一致，僅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其敘述文本當源自劉濟的碑文。但是，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隋煬帝的蕭皇后捐資修建了房山云居寺嗎？據有關文獻記載，為靜琬刻造石經提供大規模贊助的人是隋煬帝的蕭皇后和國舅蕭瑀。唐代故事集《冥報記》稱：“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及余錢物，以助成之?，r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舍施，故苑得遂功?！保ā斗ㄔ分榱帧肪硎耍┻@一大筆錢財，是在隋煬帝幸涿郡時所施。我們查到隋煬帝到涿郡的時間，是在隋大業七年（611年）四月，“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臨朔宮”。（《隋書》卷三《煬帝紀》）及翌年七月，“癸卯，班師”。（《隋書》卷四《煬帝紀》）故而隋煬帝的蕭皇后贊助靜琬刻造石佛經的時間也只能是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從隋大業七年到唐貞觀五年（631年），其間相隔了二十年，靜琬不可能在這二十年間都沒有建造寺廟。第二個問題是關于云居寺的建造地點和時間。按照上述兩種文獻記載，云居寺的建造地點是在石經山（今屬北京市房山區），時間是在唐貞觀五年（631年）。而據《冥報記》所載，靜琬刻造石佛經的工程，是在隋煬帝臨幸涿郡之前，而寺廟的建造，則是在蕭皇后等人捐助之后。這應該是事實，如果沒有這一大筆捐助，不僅無法建寺，就連刻經工程也會難以為繼。《大藏經》第五十三冊（《法苑珠林》卷十八）記載了《冥報記》中蕭皇后捐助后的一個細節：靜琬因役匠眾多、往來人員繁雜，本想在山巖前修建木佛堂、食堂和寢室，卻因木料、磚瓦難以籌辦，又擔心耗費刻經的物資，遲遲未能動工。一夜暴雨突降，雷聲震動山體，次日天晴后，眾人發現山下有數千株松柏大木隨洪水漂流而來，堆積在路旁。石經山以東地區素來缺少木材，松柏更是罕見，僧俗眾人見此景象都大為驚駭，不知木材從何而來。后經查探蹤跡，發現這些木材是從西山的崩崖處被洪水沖來。此事讓遠近之人皆嘆服不已，認為若非佛法福力，絕難引來這樣的神助。隨后，靜琬命工匠挑選可用的木材，將其余的分給鄉里，鄉里百姓既感激又愧疚，紛紛出力協助建造堂宇，不久后便按靜琬的心愿建成了相關建筑。而這段記載，與劉濟碑文中所記貞觀五年浮木建寺的事件，實為同一樁。彼也云居寺，此也云居寺筆者再查相關文獻，清雍正時期《畿輔通志》記載：“云居寺：在（涿）州東北隅，內有浮圖高二十余丈，周圍三十余步。”又稱：“智度寺：在涿州云居寺前，內有浮圖高二十余丈，周圍三十步。又一臺高二丈，廣百五十步，唐時建，碑刻尚存。”當時涿州城（今河北省涿州市）里有云居寺、智度寺兩座寺院，各有一座高塔，而且“雙塔”還是著名的“涿州八景”之一。此后不久，清乾隆時期纂修的《日下舊聞考》，引用《日下舊聞》中的《名勝志》稱：“智度寺在城東北隅，創自唐時，有舊碑刻，其后即云居寺。俱有石基浮圖?！边@里也特別強調了涿州的雙寺、雙塔。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兩寺中有一寺明確是云居寺；其二，這兩個寺廟都是在唐代已經建造了的。我們再查，又有一清人相關記載稱：“涿州城東北隅有雙塔，俗呼為南塔、北塔者。塔前有金天會十年智度寺供養塔燈記，又明嘉靖十三年重修智度寺鐘鼓樓碑，又嘉靖十四年新建智度寺天王殿記碑，頓詵（應為銳）撰。國朝順治二年重修智度寺碑，馮銓時為禮部尚書、宏文院內院學士。按二塔皆唐時建，智度寺在南塔下，云居寺在北塔下，寺久圮，二塔皆完好?！保ㄇ鍏菓c坻《蕉廊脞錄》卷六《涿州雙塔諸碑記》）吳慶坻是浙江錢塘人，光緒十二年（1886年）進士。由此可見，涿州的雙塔在光緒年間尚完好，而寺廢棄很久了。至此，史料中出現了兩座云居寺，一個在河北涿州，另一個在北京房山石經山。這兩個云居寺到底是什么關系呢？石經山的一處碑刻給我們揭開了謎底。該碑文稱：“琬公故涿人，于涿建二寺，一名智度，一名云居，各建一塔。智度塔高六級，云居塔高七級，皆虛敞玲瓏，戶牖洞達，象教力已甚巨。及刻經既成，因山巔石室為雷音殿，僅架數楹，不足以多住僧伽，大弘法寶，見山麓流泉三道，各建一寺，中曰中云居，左曰東云居，右曰西云居，土人所謂中、東、西三峪寺者，即其處也?！保o名氏《小西天東峪觀音寺碑銘》拓片）原來靜琬在涿州建寺之后，又在石經山再建新寺。在云居寺的碑文中，有一篇遼清寧四年（1058年）由趙遵仁撰寫的《涿州白帶山（即石經山）云居寺東峰續鐫成四大部經記》，其中的兩句話非常重要，即“寺自隋朝所建，號自唐代所賜”。（《全遼文》卷八）在這里，趙遵仁實際上是把涿州城的云居寺和石經山的云居寺搞混了。他所說的云居寺，是靜琬在涿州城建造的；而他碑文中提到的“云居寺東峰”，則是石經山的云居寺了。通過他的碑文可以證明，涿州城的云居寺，是在隋朝建造的，此后在唐朝得到官方命名。遼代及后世諸多人士常將涿州與石經山的兩座云居寺混為一談，這一方面是因兩寺同名，致使未親臨此地者極易產生誤解；另一方面也印證了兩座寺廟在當時聯系極為緊密，故而人們常將二者視作一體。由此可見，在涿州城內的“雙寺”“雙塔”，是靜琬建造的第一批寺廟和佛塔，其建寺所用經費，應該就是隋煬帝的蕭皇后及國舅蕭瑀等人的捐助。石經山上再添三座云居寺北京房山的云居寺，究竟是如何興建的？隨著刻經工程的持續推進，靜琬著手營建第二批寺廟，此次建寺地點不再是涿州城內，而是選在了石經山。這時建造寺廟的規模頗大，共有三座，即中峪寺、東峪寺和西峪寺，也被稱為中云居寺、東云居寺和西云居寺，民間則習慣以“三峪寺”相稱。而真正的云居寺，則是在涿州城里。石經山的這三座新寺，依地理方位分為中、東、西三座，又因地處山谷，結合地形特點冠上“峪”字，得名中峪寺、東峪寺及西峪寺。也有部分文獻未沿用“峪”字，以“域”字加以替代，遂形成了中域寺、東域寺及西域寺的稱謂。在中國古代，這種同音不同字的情況十分常見，因此相關史料中“峪”與“域”二字?；煊?，實則所指的都是石經山上的這三座寺院。第一批建成的兩座寺廟，獲官方正式定名云居寺與智度寺，寺名因此帶有鮮明的官方屬性。而第二批營建的三座寺廟，被稱作中峪寺、東峪寺、西峪寺，顯然并非官方定名，而是民間依地域特征形成的俗稱。后世為其冠以“云居”二字，便未再另立新的寺名。因為這兩處云居寺的同時存在，重名的問題就出現了。人們在創作詩文的時候，用“云居寺”這個名稱就會產生歧義，到底是指涿州城里的，還是石經山的云居寺呢？而一座寺同時使用兩個寺名的情況也會出現。如清乾隆帝在游覽了石經山之后，既作有《御制初游云居寺二十韻》《御制游云居寺即景雜詠》等詩，又作有《御制西峪寺詩》。雖然描寫的是同一處寺廟，卻給人是兩處寺廟的感覺。正是由于寺名的無法合一，故而使得云居寺有了不同的稱謂。其一是“云居上寺”，見唐代吉逾、吉播、王潛、王益等人的詩作。而他們在詩中所描述的，除了寺廟之外，也有其他相關的景致。其二是“西峪寺”，這是專門的寺廟稱謂，如果用這個稱謂，就不會引起其他的歧義了。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東峪寺”。如明朝人朱宗吉寫有兩首詩，一為《西峪寺》，另一為《小西天登雷音寺閣》，這里的雷音寺，實際上指的就是“東峪寺”。再如清朝的朱彝尊，既寫有一首《東峪寺》，又寫有一首《西峪寺》。但是，這個稱謂對許多人而言，并不知道在寫云居寺。其三是“西峪云居寺”。這是兩個名稱疊加的稱謂。如清代定親王綿恩，即寫有《三月初五日至西峪云居寺作》一詩。而恭親王奕，則寫有《西峪云居寺對雨吟》及《重游西峪云居寺》二首集句詩。其實兩首詩作的題目，也都可以寫為“西峪寺”或者“云居寺”。但是，這兩個名稱在疊加之后，就更加準確了。其四是“石經寺”。這一稱謂在歷史文獻中記載甚少，且并非靜琬所建五座寺廟中的任一名稱。但是，這個稱謂又很準確，是特指石經山上的寺廟。如明朝人張循占（有的文獻稱之為張循古），就作有《小西天石經寺》一詩。雖然究竟是指石經山上三座寺廟中的哪一座沒有講清楚，但是肯定不會是指涿州城里的云居寺。靜琬建寺為何選址京西南隨著歷史變遷，涿州城內的云居寺與智度寺在清代中期先后廢毀，石經山的中峪寺、東峪寺不久后也相繼湮沒，唯有西峪寺留存下來，且保存有大量石刻佛經。這里也最終成為“云居寺”稱謂的唯一傳承者，如今人們所說的云居寺，只能是當年的西峪寺了。通過解讀無名氏的碑文，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發現。碑文稱“琬公故涿人”，這表明，靜琬法師的故鄉就是涿州。這個發現為我們解決了一些以往的疑問。其一，靜琬把隋代蕭皇后捐助建造的寺廟建在了涿州，而不是其他地方，正是因為他對故鄉有著特殊的感情，對涿州的情況非常熟悉，才會有這個決定。其二，靜琬選擇石經山作為刻造石佛經的地點，也不是偶然的發現，而是他對這里早有了解，才會在此舉行刻經工程——一來便于獲取刻經的石材，二來便于將刻好的石佛經藏到山洞之中。至于石經山上的石洞，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他“鑿巖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融（熔）鐵錮之”。（見《冥報記》）這些舉措的背后，皆與靜琬的涿州籍貫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靜琬圓寂后，蕭皇后資助的費用應該也耗費得差不多了，恰又有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帶來了一大批佛經和田產，才使得刻造石佛經的工程得以延續。從靜琬建造寺廟、刻造石佛經的史事可以看出，早在中國古代，京冀間的文化融合就有著深厚基礎，且這種融合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房山云居寺所在地從唐代到元代一直隸屬于涿州，此地在唐代稱范陽縣，金代稱奉先縣，元代改稱房山縣；到了明清時期，云居寺隨涿州一起隸屬于順天府。如今，房山歸屬于北京市，涿州為河北省涿州市。而談及云居寺的佛教文化傳承，自當將涿州云居寺與房山云居寺一脈相連。這項肇始于隋、綿延千余年的刻經工程，最初便與涿州云居寺相伴而生，后隨石經山三座寺院的營建不斷拓展、薪火相傳，成就了這一不朽的文化瑰寶。（作者系北京古都學會會長）來源：北京日報作者: 王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