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足布“慮虒”與先秦趙國西北拓境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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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趙國尖足布“慮虒”，地望在今山西五臺縣東北，學者多贊同此幣面文的隸定。有學者認為此面文或讀“膚施”，從而與《史記·趙世家》記載的趙惠文王遷中山王于膚施的地名相混淆，同時認為此問題與先秦西北地區多地“滹沱”地名相聯系。吳良寶論證了趙惠文王遷中山王于膚施即秦漢上郡膚施，并與尖足布“慮虒”相區別，肯定了尖足布“慮虒”與遷中山王的上郡“膚施”并非一地，并從《穆天子傳》關于趙國西北略胡、趙國民族結構等角度論證了“慮虒”“膚施”“滹沱”等地名出現的背景。

關鍵詞：“慮虒”尖足布；膚施；滹沱；《穆天子傳》

一

尖足布“慮虒”的隸定

尖足布“慮虒”，《貨系》面文寫作“慮虎”，見《貨系》984；“慮虎半”，見《貨系》986；“慮半”，見《貨系》990。（見圖1）

1.裘錫圭釋讀為“慮虒”，地望在今山西省五臺縣北。裘錫圭先生認為錢幣上的“兩個字的上部都從‘虍’”，第一個字“下部是‘肉’字；中部作、”，“這個字應該釋作‘膚’”，“幣文第二字，上部是‘虍’，下部象虎身，應該釋作‘虎’”。“據《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慮虒，‘慮’‘膚’皆從‘’聲，可以通用。幣文的膚虎應該就是慮虒。‘虒’字作‘虎’可能是省文，也可能別有原因，待考”。裘錫圭先生認為“慮虒布都是尖足布。尖足布多為趙幣。慮虒在今山西省五臺縣北，戰國時正在趙國疆域內”。

這個尖足布的隸定得到學者贊同。何琳儀贊同裘錫圭的說法，認為：“‘膚虎’（984），讀‘慮虒’，《地理志》隸太原郡，在今山西五臺東北”。黃錫全認為此尖足布讀“慮虒”或省稱“虒”，地望為山西五臺東北。

2.施謝捷認為尖足布面文“慮虒”可以釋為“膚虒”，讀為“膚施”，地望在今陜西榆林南。施謝捷在《簡帛文字考釋札記》一文中，對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一條進行考釋：“庚亡，其盜，丈夫矣。其室在北方，其悒扁也，其室有黑犖櫝男子，不得。”他認為“‘扁匜’應讀為‘匾?’，‘匜’通‘?’，猶地名‘膚施’戰國貨幣文作‘膚虒’、復姓‘公施’秦漢印中作‘公虒’，記時的‘日施’秦漢簡帛中或作‘日’‘日虒’，均其徵”。

3.李零認為戰國趙幣有慮虎即膚施，地望在山西省五臺縣東。李零考證，“一般以為慮虒是漢代才有的地名，其實不然。戰國時期，這個地名就存在。戰國趙幣有慮虎布，學者指出，銘文‘慮虎’就是《漢書·地理志上》的慮虒”。李零認為“膚虎即膚施，膚施即慮虒，從文字學和音韻學的角度，完全可以成立。”“膚和慮。上古音，膚是幫母魚部字，慮是來母魚部字，可以通假”。并指出，趙國的膚施，在今山西五臺的東北，位于滹沱河上游，靈壽故城的西北，兩地之間，其實并不遠，直線距離，大約只有100公里，趙滅中山，遷中山王到這里，最合適。李先生認為趙惠文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是時秦占據上郡膚施，即今陜北榆林南，中山王不可能遷于此。所以慮虒即膚施，其地望在山西五臺縣東北，就是趙國遷中山王的地方。

4.吳良寶認為趙國尖足布幣文地名“慮虒”，即讀“慮虒”，地望在今山西五臺北。針對李零或認為《史記》趙惠文王遷中山王于膚施的地點不在陜北，而在尖足布地名“慮虒”（山西五臺）。他從用字習慣、秦趙兩國疆域變遷、尖足布幣的鑄造年代等角度對此加以辨析，提出傳統上認為趙惠文王遷置中山王的膚施即秦漢時期的膚施縣，陜北的膚施與尖足布幣上的“慮虒”并非一地，不存在兩個名為“膚施”的地名。就李零所謂的趙惠文王遷中山王于膚施的時間，秦占據上郡，當時趙不擁有榆林膚施等論斷，吳良寶認為“趙惠文王三年（前296年）遷中山王于今榆林的膚施也無可懷疑。《趙世家》載，武靈王二十六年（前300）‘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欲從云中、九原直南徙秦’。估計趙人奪取膚施等地就在此后不久，所以才有四年之后的遷中山王于膚施的舉措”。

綜上，學者關于尖足布地名“慮虒”隸定，基本取得一致意見。裘錫圭先生隸定此尖足布地名最早，最為詳細和準確，學者多從之。何琳儀、黃錫全也隸定此尖足布為“慮虒”，地望山西五臺東北，但沒有涉及上郡“膚施”以及《史記》中關于“遷中山王于膚施”問題。施謝捷提出尖足布“慮虒”可以讀“膚虒”，認為尖足布慮虒應該讀膚施，在上郡即今陜西榆林的秦漢膚施。李零與施謝捷先生一樣，贊同尖足布面文“慮虒”應該讀“膚施”，但認為戰國秦趙存在兩個“膚施”，秦地膚施即今陜西榆林南，趙國在趙惠文王三年不可能控制該地區，趙國滅中山后遷中山王的“膚施”在今山西五臺縣。吳良寶贊同裘錫圭隸定尖足布“慮虒”及其地望，認為從通假音韻角度看尖足布“慮虒”讀作“膚施”也有其可能性。但從陜西榆林“膚施”的歸屬變化以及尖足布的鑄造時間看，尖足布慮虒不可能讀膚施，上郡膚施即趙國遷中山王之地。吳良寶從出土文獻角度提出戰國不存在兩個膚施，尖足布“慮虒”在今山西五臺，趙國遷中山王于膚施，在今陜西榆林。

筆者發現學者關于趙國尖足“慮虒”布隸定存在與戰國、秦漢上地膚施互相混淆的問題。讀了李零的《再說滹沱》一文感覺立論高遠，不由人不信，并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施謝捷和李零都認為尖足布慮虒讀“膚施”，從而引起今山西五臺的尖足布“慮虒”與“遷中山王于膚施”的上地膚施發生混淆的問題。由趙國尖足布“慮虒”引起的“遷中山王于膚施”、滹沱等問題，筆者雖贊同吳良寶關于趙國尖足布“慮虒”與趙國上郡膚施為兩地的意見，但認為此問題結合趙國趙武靈王西北拓境史事有重新探討的必要。我們發現李零兩篇涉及“慮虒”“膚施”讀音和地望的文章都以《滹沱考》和《再說滹沱》為題的，所以趙國尖足布“慮虒”“膚施”“滹沱”與先秦趙國西北邊疆諸問題關系很大。尖足布“慮虒”、趙上郡膚施之所以與“滹沱”一詞并談，正是與先秦趙國西北拓境、趙文化包含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二重性特點緊密相連。李零所強調的38°線，正是趙國西北交通和西北拓土的沿線，今山西五臺尖足布慮虒和今陜西榆林的上郡膚施都處于這條沿線分布。

二

趙尖足布“慮虒”與“遷中山王膚施”的“膚施”并非一地

1.從古文字角度看尖足布“慮虒”不讀“膚施”。裘錫圭隸定尖足布“慮虒”并不讀“膚施”。“據《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慮虒，‘慮’‘膚’皆從‘’聲，可以通用。幣文的膚虎應該就是慮虒。‘虒’字作‘虎’可能是省文，也可能別有原因，待考”。裘錫圭認為“慮虒布都是尖足布。尖足布多為趙幣。慮虒在今山西省五臺縣北，戰國時正在趙國疆域內”。裘錫圭隸定為“膚虎”，鑒于《漢志》太原郡有慮虒縣，認為“慮”“膚”可通，“虒”是“虎”的省文，隸定為趙“慮虒”布，地望在今山西五臺縣北（參見圖2、圖3）。施謝捷在討論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扁匜”一詞時。認為“扁匜”應讀為“扁”，“匜”通“”，猶如地名“膚施”，戰國貨幣文作“膚虒”。

吳良寶認為尖足布“慮虒”盡管訓詁可能讀為“膚施”，但是，“戰國中期鑄造的實行大、小二等制的尖足布幣面文中，除了‘邪’地的地望待定之外，‘甘丹、藺、茲氏、晉陽、榆即、陽曲、大陰’等歸屬趙國的時間都比較早，沒有晚至戰國中晚期之際的，而且鑄造于陜北地區的‘平州’布幣也沒有早期的大型布幣。從這一點來看，實行二等制的‘慮虒’尖足布鑄造于今陜北榆林的膚施的可能性不大。”吳良寶認為，“從用字習慣、疆域變遷、貨幣年代等因素綜合考慮，尖足布幣‘慮虒’讀為‘膚施’的說法均有可疑之處”。

筆者贊同吳良寶關于趙國尖足布“慮虒”并非讀“膚施”的看法。正像裘錫圭隸定的那樣：“‘慮’‘膚’皆從‘’聲，可以通用。”。“慮虒”的“慮”與“膚”可以相通。但“慮虒”的“虒”（或作“虎”“傂”）卻和“施”不能通用。對此，吳良寶也認為“把‘膚虒’‘慮虒’讀為‘膚施’，盡管有《韓非子·十過》‘施夷’在《太平御覽》里作‘虒祁’、古璽復姓‘公施’在秦漢印中作‘公虒’、記時的‘日施’在秦漢簡帛資料中作‘日虒’這樣的例證，但是在戰國時期的地名資料中尚未見到‘虒’、‘施’相通假的確證”，“尖足布‘膚施’讀為‘膚施’的說法均有可疑之處”。

筆者認為趙國尖足布“慮虒”讀音有其后世沿襲的基礎，這個地名與《漢志》太原郡“慮虒縣”地名對應更為可信。后此地在北魏改為馿夷縣，讀音乃“慮虒”的轉化。曾屬于趙國的陜西榆林的“膚施”為趙國的另一地名，“膚施”在《史記·趙世家》記載明確，此地為趙據有陜西榆林存續期間成為趙惠文王遷中山王之地。

2.“遷中山王于膚施”在陜西榆林的“膚施”，不在山西五臺的“慮虒”。李零先生認為趙惠文王三年遷中山王于膚施，而上地陜西北部的膚施此時仍在秦手，并不在趙國手里，所以提出遷中山王的膚施即尖足布的慮虒，位于今山西五臺。他提出“膚虎即膚施，膚施即慮虒，從文字學和音韻學的角度看，完全可以成立。”“趙國的膚施，在今山西五臺的東北，位于滹沱河上游，靈壽古城的西北。兩地之間，其實并不遠，直線距離，大約只有100公里。趙滅中山，把中山王遷到這里，最合適。我的看法，這個地方才是司馬遷所謂‘遷其王于膚施的‘膚施’。它和陜西的膚施一樣，也與滹沱有關。”

對此，吳良寶提出趙惠文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趙國滅中山后遷中山王于“今榆林的膚施也無可懷疑”，因為此之前四年的前300年趙武靈王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欲從云中、九原直南襲秦”，即指趙國在趙武靈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300年趙可能已經奪取膚施。對此筆者是贊同的。《趙世家》記載遷中山王于膚施，即上郡膚施。傳世文獻這一記載不容否定。趙國占領今陜西榆林的“膚施”究竟多久，是否位于趙惠文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這個時間段呢？趙國曾經擁有這一地方是肯定的，史念海曾指出戰國時期“無定河谷的膚施（今榆林縣南）和定水之陽的定陽（今宜川縣西北）乃是趙國的土地”。陳隆文曾考證趙國在上郡的“干關”方足布，也是趙國據有膚施附近區域的證據。《史記·趙世家》：“秦之上郡近挺關，至于榆中者千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陳隆文認為歷史上有三個膚施：“《漢書·地理志》中的膚施是戰國至秦漢時置設，漢建安二十二年廢置，其地當在今榆林以南綏德以北的地區。秦漢膚施廢置以后，后魏僑置膚施縣在今甘肅慶陽附近；隋大業三年分豐林、金明兩縣又置膚施縣，其地當在今延安地區附近，此膚施自隋唐而延至明清未改。”他提出趙國方足布干關（挺關、麋關）的地望應在《漢志》中的上郡郡治膚施，即戰國秦漢膚施附近。他推論趙國干關的地望，很可能在今東至吳堡、西到子洲，南至清澗，北到米脂的稍北地區，而其中尤以在南起綏德，北至榆林以南（包括米脂）的無定河谷的川道中的可能性為最大（見圖4）。筆者引證陳隆文關于方足布干關的考證，就是想說明，上郡膚施在趙國占領期間發行過“干關”方足布幣，存續時間屬于戰國中后期，所以不存在在此發行過屬于戰國早期的“膚施”尖足布的可能。即尖足布“慮虒”是《漢志》太原郡的“慮虒縣”，在山西五臺東，這個尖足布地名并不是上郡“膚施”。因為戰國早期趙國并沒有占據上郡地區，不可能發行膚施尖足布。

根據戰國上郡的魏、秦、趙的爭奪情況，趙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正是趙國占據這一地區之時。我們參考陳隆文曾列出史籍關于上郡歸屬和沿革的編年資料：

周顯王八年（前360年）

魏筑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史記·秦本紀》）。

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魏世家》）。

周顯王四十一年（前328年）

魏納上郡十五縣（《秦本紀》）。

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魏世家》）。

周慎靚王元年（前320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六國表》《秦本紀》作王游至北河）。

周赧王九年（前306年）

（趙武靈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趙世家》）。周赧王十五年（前300年）

趙武靈王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趙世家》）。

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而置云中、雁門、代郡（《史記·匈奴列傳》）。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

趙武靈王自號為主父，······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云中、九原直南襲秦，于是詐自為使者入秦。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

（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趙世家》）。

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

（秦昭王十三年）帝原水西北出龜茲縣，東南流······逕膚施縣南。

周赧王二十八年（前287年）

（秦昭襄王）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秦本紀》）。

從以上的上郡歸屬看，自公元前361年至328年，魏屬上郡33年；秦占上郡自公元前328年開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之后，趙國的軍事勢力開始抵達榆中、寧葭。趙武靈王二十六年（前300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趙國可能占據陰山以南的地區。趙武靈王甚至打算據此“而欲從云中、九原直南襲秦”，證實戰國膚施地區可能為趙國所據有，所以，公元前296年，趙滅中山而遷其王于膚施，說明上郡當時為趙國的疆域。兩年后的公元前294年，秦置上郡治理膚施。因此趙國據有上郡膚施的時間應該從前306年趙武靈王西略胡地至榆中之時，到前294年秦置上郡膚施，達12年之久。這期間趙國在此地區鑄造“干關”方足布，陳隆文認為是方足布鑄造時間的上限。筆者認為尖足布屬于戰國早期貨幣，從趙國占據上郡的時間看，在此地趙國發行“膚施”尖足布的可能性小。可見，趙國尖足布“慮虒”與趙國上郡膚施是兩地，且并不同名的地名。

3.上郡地區為白狄舊地，遷中山王于陜西榆林的膚施，正是把中山王遷往白狄的故鄉，有照顧的意思。學者多主張鮮虞中山國出自白狄別種，東遷至太行山東麓建立國家。“白狄有著‘逐水草而居’的特性，山西境內有一條源自繁峙的滹沱河，蜿蜒東南流，穿過太行山脈進入河北石家莊地界”。白狄就是沿著這條河流遷徙到中原腹地。狄有白狄、赤狄和眾狄之分。根據《史記·匈奴列傳》：“晉文公伐戎翟（狄），居于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狄）、白翟（狄）”。《漢書·地理志》：“圁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今稱無定河。據史念海考證，圁水由準格爾旗發源，流經陜西北部。“由此可知，春秋時的白狄可能活動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的鄂爾多斯高原和陜西東北部以及山西西北部”。學者多認為趙滅中山，其遷其王于膚施即上郡膚施。“中山國與趙國連年征戰，最終于公元前296年為趙所滅，遷其王于膚施，膚施即今天陜西米脂，也是白狄早先居住之地，把中山末王遷于此，恐怕也有遷回故土之意”。李零原先也是贊成遷中山王于上地膚施，而不是尖足布慮虒。他認為膚施本來是白狄的故鄉。趙把中山的亡國之君遷到這里，恐怕不是偶然。膚施、滹沱二名，其間之關系耐人尋味。筆者認為，如果遷中山王于膚施為尖足布“慮虒”，即今山西五臺東，這里距離中山國故地靈壽甚近，沒有意義。鑒于中山屢亡屢興的歷史，趙國遷中山王如此近會造成中山再次死灰復燃的可能，遷往其白狄舊地，也有照顧其回歸本民族的意思。

4.尖足布“慮虒”被學者隸定為膚施，會導致戰國存在兩個膚施地名的說法，這是值得商榷的。撇開錢幣地名“安陽”“平陽”這樣多見的同名異地，其他所謂從出土文獻的地名釋讀歸為同名異地的作法往往陷入另一種誤區。筆者曾提及戰國趙國三孔布“閼與”與韓國方足布“於疋（烏蘇）”就是極易混淆的兩個地名，有些類似“慮虒”與“膚施”。學者們對三孔布“閼與”的釋讀經常調和在山西和順和沁縣烏蘇村之間，竟然自清朝以來如閻若璩等認為在今山西和順與今山西沁縣烏蘇村并存兩個同名的“閼與城”。這種無法解釋作出調和結論的兩個并存同名地名的論證一般是難以成立的。

尖足布“慮虒”，戰國就有其名，屬趙，漢代置慮虒縣；上郡膚施，曾屬趙，趙惠文王三年遷中山于此（戰國和秦漢與明清的“膚施”并非一地，要加以辨別）。可以肯定，尖足布“慮虒”與上郡膚施在戰國都曾屬于趙國，但并非一地。

三

“慮虒”“膚施”“滹沱”與趙國西北邊疆問題

針對李零《滹沱考》《再說滹沱》兩文，文章中心是“滹沱”，這與趙國尖足布地名“慮虒”和戰國“膚施”的地名關系很大。李零從“滹沱”地名展開對趙國“慮虒”“膚施”兩地名的辨析不是偶然的。筆者認為“滹沱”“慮虒”“膚施”問題的背景就是趙國西北邊疆的開拓。

1.“滹沱”“慮虒”“膚施”地名與趙國趙武靈王西北拓地，開辟西北交通線有關。關于我們歷史上第一次簡帛大發現即晉太康年（281年）在汲縣魏王冢發現的竹簡，其中一部《穆天子傳》，近人對其爭議很大，看作故事文學資料者有之，說其地理范圍超越中華大地的說法也不少。顧頡剛先生提到《穆天子傳》為戰國趙人作的主張很有道理。筆者認為顧頡剛先生的《 <穆天子傳> 及其著作時代》一文的分析基本可靠。在這里不再爭論其成書年代，是否偽書，就其中記載的史實進行一下分析。顧頡剛先生在此文中提及秦趙共祖，出身于戎族，懂得馴馬，正好趙氏先祖造父給周穆王駕車，所記西行路線，正是從趙都邯鄲向北，通過井陘，滅中山，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這條道路其中也有沿著滹沱河向代地挺進，其中經過雁門關，一直到大青山、今內蒙古河套地區。趙武靈王憑借云中、九原，向南擊秦。與“滹沱”相聯系的，顧頡剛文中對于《穆天子傳》“乃絕漳水”“得絕钘山之隊，北循虖沱之陽”，認為“漳水和虖沱都是發源山西而流向河北的”。他認為“钘山”即“陘山”，“這里所謂钘山，在虖沱之南，自即井陘”。《穆天子傳》里的“乃絕隃之關隥”的“隃”，“知即今雁門關”。然后到了河套地區，“就‘隃之關隥’以至河宗的道路看來，似乎即是現在的大青山”。顧頡剛揭示趙武靈王的“工作是西北略胡地。”，“他喜歡‘行新地’，所以從常山（靈壽）起，西北的道路大通，這條干路稍為‘代道’”。“這條代道從靈壽起，靈壽就在滹沱河的邊上，所以穆王要‘北循滹沱之陽’了。這條代道就是穆傳里的‘翟道’”。《趙世家》里提到的滅中山，起靈壽，行南行唐，后面的所謂“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這條道路就是趙武靈王西北略胡的交通線。這條路也是沿著滹沱河走的。筆者認為趙國南行唐西北界就是今阜平縣與繁峙縣神堂堡附近。從阜平縣自龍泉關走，即嚴耕望所謂的唐代五臺山進香道，可以到山西五臺縣，也就是趙國尖足布“慮虒”，旁邊的河流即滹沱河。李零看到中山王墓有船的文物遺存，猜測“遷中山王于膚施”，可能在“慮虒”，即今山西五臺東。其實這條道路可以抵達雁門，即《穆天子傳》所謂的“乃絕隃之關隥”的“隃”，進入趙國的代地。尖足布“慮虒”即在沿著滹沱河向代地的路上，也在趙國西北拓地的交通要道。

顧頡剛介紹《趙世家》里相傳霍山的天使送給趙襄子的天書，“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北滅黑姑”。這個預言后來竟然在趙武靈王身上實現了。他胡服騎射，滅中山，西略胡地至榆中，開辟了代、雁門、云中三郡。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中山王于膚施”自然可以完成。上郡膚施，說明趙武靈王西北略胡的勢力可以抵達該地區。總之，尖足布“慮虒”和上郡膚施，皆在趙武靈王西北略胡的范圍當中。

2.“滹沱”與趙武靈王西略胡地的關系。《穆天子傳》記載了趙武靈王西北拓地與沿著滹沱河走向進行。古代文獻也記載晉國或趙國關于滹沱的活動。《山海經·北山經》有七處說到虖沱河。《周禮·禮器》：“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虖池）”；《戰國策·燕策一》：“燕······南有呼沱、易水。······今趙攻燕也······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戰國策·秦策一》：“趙氏，中央之國也，······呼池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趙攻中山，見《戰國策·趙策四》：“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先秦時期聞名的“滹沱”，又作“虖池”“呼沱”“惡池”“嘑池”“呼池”“呼沲”等。靳生禾認為“《穆傳》所記周穆王西征路線所揭示的中華民族早在兩千多年以前所開辟的這條宏偉壯觀的大道，當起于河南洛陽，北經安陽、邯鄲、石家莊，折西北再經晉冀間滹沱河、雁門關、張家口，直至河套、陰山一線”。趙國尖足布慮虒和上郡膚施，皆位于這條交通線上，與附近“滹沱”河流相聯系。

正如李零所指出的：“大漠草原與黃土高原、華北平原為鄰，夷、夏交爭，南北推移，陜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五省區是主要舞臺，特別是這一地區的北部。河西的甘、寧是一塊，黃河三圍的陜西是一塊，河東的山西是一塊，太行以東的河北是一塊”。漢代的邊郡，甘肅境內的四郡，“陜西境內的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四郡，山西境內的雁門、代二郡，河北、遼寧境內的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原來都是各種戎狄，以及匈奴、東胡的故地。河北中部的常山、中山、真定，也是白狄國家鮮虞、中山的故地。甘肅、陜西、山西、河北都有滹沱，恐怕就是以此為背景。”“北緯38°線很重要，是胡漢拉鋸的大致分界線。此線以北，胡占優；此線以南，漢占優。我懷疑，‘滹沱’是北方民族南下，在農牧過渡帶留下的一串地名。”

3.“滹沱”“慮虒”“膚施”所反映的趙國的早期歷史以及民族結構。過去李學勤先生一直強調這個問題。他在200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趙國史稿》序指出：“趙氏的興起和發展，始終與華夏、戎狄彼此的聯系相關。可以說，一部趙國史集中反映著中原迤北地區諸民族沖突與融合的過程”，“《趙世家》所記讖語，說神賜趙林胡之地，‘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大致勾畫出趙國擴展勢力、融合戎狄民族的形勢。”李學勤在2005年4月《在第二次趙文化會議上的講話》（見《趙文化論叢》序）提出：“趙文化是華夏文化和戎狄文化相結合的結果”，“趙氏，作為一個宗族在古代的興起，本身就和北方的草原文化有關。”“草原文化的很多重要文化因素應該起源于中國”，“其具體位置就在內蒙古西南部、山西和陜西北部、一直到甘肅北部這一塊。”李學勤反復談到趙國的民族結構，趙、中山與西北方向乃至中亞地區的文化交流，提到戎生編鐘，“認為戎生一家的歷史太像趙了”。霍泰山的天使（霍泰山就是秦趙祖先的地方）預言趙襄子“趙國將‘北到林胡之地，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整個趙國的擴張過程就是這樣。‘奄有河宗’，‘河宗’是現在的河套地區，河宗氏，也見于《穆天子傳》；‘至于休溷諸貉’，都是戎狄之地；‘南伐晉別’，是韓、魏的封地；‘北滅黑姑’，‘黑姑’也是戎國。所以，整個趙國就是在跟戎之間的融合交匯下發展起來的”。

趙國早期就是在原狄人土地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環顧春秋趙氏所領有的封邑，多分布在晉之四周，其中有邑落，如樓、屏、藺、長子、晉陽等，便明顯是在原狄人據有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這些土地，有的來自晉的封賞（如樓、屏），有的則可能是趙氏直接從狄人那里通過各種手段獲取的。”后來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也是同代狄、林胡、婁煩和鮮虞中山國等北方少數民族密不可分的。趙國尖足布地名有“婁番”、“慮虒”，方足布地名“鮮虞”、三孔布“無終”等錢幣地名的出現見證了趙國對北方少數民族居地的開發和民族融合的進程，這些帶有少數民族族稱的器物正是趙國包含戎狄文化這一歷史發展進程的產物。李零認為“和陜西的膚施一樣，也是滹沱有關”，“滹沱這個詞，我懷疑是外來語”，“我很奇怪，它的發音，竟然和‘駱駝’相似”。駱駝就是草原文化的動物，也寫作橐駝，后叫駱駝。古音“沱”“駝”“他”“它”相通。趙國尖足布慮虒、趙國上郡位于今陜北的膚施，都有滹沱之類的地名存在，這是李零所謂的“北緯38°線”“胡漢拉鋸的大致分界線”，正符合趙國西北邊疆開拓發展的歷史。

作者：張潤澤

來源：《邯鄲學院學報》2025年第2期

選稿：耿 曈

編輯：宋柄燃

校對：歐陽莉艷

審訂：楊 琪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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