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生墜江死亡，律師：導師權力與責任不能脫鉤

又是一則悲劇。

據報道，某醫學院一研究生近日墜江身亡。離世前，疑似留下遺言，提到導師安排的任務嚴重影響了自己的規培工作，曾因遭到訓斥和被威脅“不給畢業”而陷入困境。據說他曾有過輕生意圖并被送醫，事后又被要求簽保證書、繼續接受批評。目前，聯合調查組已介入，具體情況有待官方結論。

假如遺言中的描述屬實，那么類似的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2018年的陶崇園，2017年的楊寶德，他們都在求學期間走向了絕路，背后都指向同一個問題——不受控制的導師權力。

行政法里有個“權責一致”原則，私以為可以用來衡量任何權力關系是否健康。它的核心很簡單：權力必須有邊界，必須伴隨責任，必須接受監督。享有權力的人，不能只發號施令卻不承擔后果，更不能讓權力無限擴張。

反觀高校里的導師制度，導師在學生培養過程中實際掌握著幾種關鍵權力：

一是學術評價權——能不能畢業、能不能發論文，導師的意見分量最重。

二是資源分配權——能不能參與核心課題、能不能拿到助研津貼，導師說了算。

三是職業準入權——規培考核、就業推薦，導師的評價直接影響學生下一步去哪。

這三項權力加在一起，幾乎覆蓋了學生從入學到畢業的全過程。學生繞不開、躲不掉，甚至不敢說個“不”字。這種權力已經帶有明顯的“準行政”色彩——它不是私人之間的請托，而是帶有公共屬性的管理權。你是在用國家賦予的教授身份、用學校委托的培養職責，去影響另一個人的前途和命運。

可問題在于，這種權力在實際運行中，往往缺少邊界和監督。

“權責一致”強調“有權必有責”。但在當前的導學關系里，權力和責任是失衡的。權力端，導師對學生擁有近乎全方位的影響力；責任端，當導師濫用權力導致學生心理崩潰甚至更嚴重后果時，導師個人往往只需承擔極輕的道義責任，制度層面的問責更是微乎其微。

這種失衡帶來的后果是可怕的。楊寶德被導師頻繁叫去陪酒擋酒，還要幫忙澆花、打掃辦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車場接人、陪逛超市、去家里裝窗簾——這些和他博士研究沒半點關系的雜事，占掉了大量時間。他出身寒門，把讀書當成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可科研進度停在那兒動不了。他自己說：“我很大一部分時間在做無用功……我自己的事一事無成。”

陶崇園的遭遇更令人震驚。導師不光讓他干各種家務，還要求他叫自己“爸”，在聊天里讓他說“爸我永遠愛你”。他拿到的補助和獎學金，也要“捐”出來給項目組用。為了擺脫控制，他想過直接找工作，結果被發現后還得寫保證書，承諾畢業后繼續給導師幫忙。后來有同學說，跟著這位導師還有個“入門儀式”——下跪、作揖。

現代社會，高等學府里，還能見到這種變相的依附關系，何其驚人。

法律之所以要控制權力，就是為了防止權力行使者與相對人之間形成人格依附。在法治框架下，權力相對人應當是獨立的主體，而非權力的附屬品。可在這種失范的導學關系里，學生變成了什么？變成了隨叫隨到的勞動力，變成了不能說“不”的服從者，變成了連尊嚴都得收起來的人。

這種依附關系的惡果在于：它摧毀了學生作為獨立個體的尊嚴感和反抗能力。當一個人感到無論自己如何努力，都無法通過正常程序獲得公正評價時，當他想逃卻逃不掉、想說理卻沒地方說時，絕望便成了唯一的出口。

這起悲劇的癥結，不在于某一位導師的品行——我們不針對任何未經證實的具體個案——而在于導師權力作為一種事實上的“準行政權”，長期游離于“權責一致”的法治原則之外。

要避免悲劇重演，就必須像約束公權力一樣，為導師權力劃定清晰的邊界。

一是權力清單化。明確導師在畢業、評優、資助等事項中的具體權限，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得有章可循。

二是程序正義化。建立獨立于導師和院系的學生申訴渠道，讓學生受了委屈有地方說理，說了理不怕報復。

三是責任實質化。一旦導師被證實濫用權力，必須有明確的問責機制，讓權力行使者意識到，手中的權力背后是沉甸甸的責任。

調查正在進行，我們希望真相水落石出。但更需要的，是借由這些悲劇，反思關于導師權力邊界和制衡的問題。畢竟只有當權力的邊界被照亮，學術的殿堂才不會再有被黑夜吞噬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