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大將的戲文詩書與畫影

2026年3月16日，是開國大將陳賡逝世65周年的日子。

陳賡大將能征善戰、智勇雙全，集文韜武略于一身，是周恩來深為倚重和賞識的知識分子戰將之一。不過，少為人知的是，陳賡興趣廣泛、愛好多樣，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對戲劇、攝影、詩文、書畫等都多有涉獵，實為一位個性鮮明、才華四溢的儒將。他在文化藝術方面也如同在戰場上一樣，演繹了一幕幕生動精彩的“活報劇”。

馳騁疆場的大將軍過把戲癮

重視戲劇作用 屢為戰事助威

陳賡生性好動、活潑幽默，嬉笑怒罵皆是戲，表演天賦幾乎是與生俱來。被陳賡視為精神導師的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時領導政治部組織“血花劇社”，開展革命宣傳。他首次接觸陳賡，就敏銳地察覺到了陳賡這方面的特長，便讓其加入劇社。

陳賡很快就成了劇社的“臺柱子”。他不單做組織工作，還自編劇本，創作演出一些反帝反封建主題的話劇，登臺參加演出時，常反串女角。國民黨“右派分子”賀衷寒一伙人眼看“血花劇社”在黃埔的影響越來越大，就公開組織了反動的“白花劇社”相對抗，妄圖抵消共產黨的影響。對此，周恩來指示政治部，要在政治上揭露國民黨“右派”的罪行，并在經濟上支持“血花劇社”。陳賡將一腔熱血傾注劇社，不斷與反動的家伙唱對臺戲，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每一次都將對方搞得灰溜溜的。

陳賡對戲劇文化及其宣傳作用非常重視，也將其帶到了后來的戰場上。部隊作戰頻繁、生活艱苦，他指揮部隊只要條件允許，每打一個勝仗，便要聯系當地老鄉演出戲，讓戰士們與老百姓同慶共歡。作戰間隙，他也常組織文工團、劇社輪流到部隊演出，以緩解戰士們的戰斗壓力和緊張生活。

陳賡有個觀點，“文藝工作是建設文明軍隊所不可缺少的武器”。在他看來，“部隊不搞文藝工作和體育運動，是不可想象的”。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發現不少有關文藝工作的記事。1937年9月23日，陳賡在排以上干部會議上特別提出，要“加強文化娛樂工作”；1938年10月21日，他寫道，“晚，火星劇社表演新劇，演技甚好，每一幕都令人感動不已，全場情緒甚高”；1939年5月2日又寫道，“旅直晚會，由野火劇社（即第三八六旅宣傳隊）演劇，情緒甚高漲，頗得觀眾贊許”；1941年1月4日，他在日記中記述，“……軍民同樂晚會，計化妝跳舞者達二十余組。一時鼓樂震天，歌聲滿野，情緒之高，為本旅前所未有”。

陳賡日記

1946年年底，呂梁地區作戰取得勝利。陳賡縱隊為了迎擊國民黨軍隊的新一輪圍攻，又加緊備戰。就在部隊準備行動的時候，呂梁專區派了一個北路梆子劇團前來慰問。有人對陳賡說：“今晚部隊有行動，明天就要打仗，這里又是新區，不好警戒；北路梆子，大家又不懂。戲就不要唱了吧。”陳賡眼睛一瞪，態度堅決地回答：“你這只是從軍事上考慮。呂梁區來慰問，這是個政治問題。劇團同志興沖沖地跑來演戲，我們擋駕合適嗎？這是人民群眾的一片心意，所以，天冷也要看，聽不懂，也要聽。部隊照計劃行動，看戲可不準中途退場。”

事實證明陳賡的決斷沒有錯。那晚看戲的人特別多，劇團越唱越起勁，臺上臺下情緒非常熱烈，戲一直唱到后半夜才結束。陳賡也同大家一道看到底，并去后臺看望演員，感謝他們的慰問和精彩演出，隨后才率部隊開拔。

陳賡愛唱京劇及家鄉的花鼓戲，經常在他的孩子面前哼唱，雖然孩子們聽不太懂，他仍唱得起勁。長子陳知非回憶說，從朝鮮戰場回來后，父親特別愛唱《滿江紅》，“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有時陳賡還會改唱詞，以表達對家鄉的思念和對往事的追憶。

陳賡重情講義，好結朋交友。可是，像他這樣一個性情中人，卻不抽煙、不喝酒，也不玩牌、不下棋，主要的休閑方式就是去劇場看戲。看了郭沫若新編歷史劇《蔡文姬》，陳賡覺得郭老把曹操寫得太好了，便開玩笑地說：“曹操可以填寫一張申請入黨的登記表了，郭老可以做介紹人呀！”看過北京人藝演出的話劇《武則天》，他意猶未盡，坐在家里的沙發上，搖著頭吟唱駱賓王的《討武氏檄》。孩子們回憶時不由感慨，那情景就像昨天發生的事。

關心藝人成長 接連收編劇團

陳賡曾這樣說：“前線靠槍桿子，這里就要靠筆桿子，現在到了筆桿子和槍桿子密切合作的時候。”可見，他對待文藝工作，和對待戰爭是一樣的，把它看成黨和軍隊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因此，陳賡對文藝人才非常愛護。

三八六旅的宣傳隊中，有不少是被敵人用炮火趕出家鄉的孩子。身為旅長的陳賡與孩子們親密無間，只要他一來，便會被孩子們團團圍住，并被拉到游戲的隊伍中來。陳賡將這支宣傳隊打造成了以表演京劇為主的專班，經常在敵人后方和太行山、太岳山一帶演出。

解放戰爭期間，陳賡又接連收編劇團，將其鍛造成鼓舞革命士氣的宣傳力量。1947年11月，陳賡率領第四縱隊來到平漢線，攻占豫中駐馬店時，接管了鎮上的一家名為“衛華劇團”的豫劇私人科班。班里50多個十歲上下的孩子都是逃荒出來的難童，賣身學藝，飽嘗艱辛。陳賡給予他們慈父般的關懷，交代將這支隊伍培養成娃娃劇團，給他們贈送學習用具，提供文化教育和軍事訓練。一有時間，他就來觀看孩子們的表演，或到住地探望，給他們講述革命道理，鼓勵他們好好學習，爭當名演員。當他得知有兩名女孩子身體不佳，病情比較復雜后，還把軍醫請來會診醫治。

陳賡讓劇團給劉、鄧首長和縱隊領導演出，并要求“力爭多演好戲，多演新戲”。在他的鼓勵下，劇團先后整理改編了歷史劇《正氣圖》《紅娘子》《拳打鎮關西》《逼上梁山》《闖王進京》等，不僅主題內容好，結合形勢，提升正氣，還在藝術上有所創新。1948年夏天，劇團在寶豐縣演出之前，陳賡向指戰員發話說：“希望你們多打勝仗，誰打的勝仗越多、越大，我就讓娃娃團先給你們演出。”在兩個月的時間里，劇團先后到十多個縣演出，大部分縱隊都看了演出。許多戰士說：“有了你們娃娃團，我們打仗更有勁了！”

就在收編娃娃劇團后不久，1948年3月，第四縱隊攻克河南的洛陽古城，殲滅了國民黨青年軍第二〇六師，也把這個師的平劇社解放了。部隊把該劇社帶到南召縣白土崗進行整訓，學習改造，并安排他們給戰士們演出。陳賡有空必定前去觀看，并和演員交流談心，勉勵他們勤學苦練，努力為人民服務。后來，劇團被調到中原軍區去，新中國成立后，陳賡還提到這個劇團和主要演員，說他們隨軍演出有貢獻，交代“要好好培養他們”。

淮海戰役結束后，陳賡率大部隊過江，考慮到娃娃們隨行不便，便將娃娃劇團也交由中原軍區代管。臨別前，他給劇團配了兩輛大馬車和六匹騾馬，每個人發了一條毛毯，還留下了相當數量的資金。他殷殷叮囑孩子們說：“你們的藝術活動已融進革命事業了，要當革命演員，要做紅色的藝術種子。”后娃娃劇團被轉交給河南省人民政府，改名河南省大眾劇團，1956年又改名為河南豫劇院二團。1950年，陳賡赴朝參戰前，特意派人把他和夫人的合影送到劇團留作紀念。1960年，劇團赴京演出時，他又帶病前往劇院觀看演出，并關切地詢問演員的入黨情況。

正是在陳賡這樣的革命前輩的關心和鼓勵下，河南豫劇院二團蓬勃發展，先后涌現出一批有影響的表演藝術家和優秀劇目，如唐喜成、閻立品、吳碧波、李斯忠、牛得草等，人們熟悉的《唐知縣審誥命》（即《七品芝麻官》），便是該團推出的經典劇目。

戰地堅持日記 出征賦詩鼓勁

陳賡從小接受私塾教育，在家鄉縣城附近的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上過學。學校注重西方新學，傳播新的思潮，開設有舊式私塾里沒有的自然科學、歷史、地理、音樂、英文等科目。這里的新式教育使陳賡的文化素養和知識底蘊更為豐富和開闊起來，加上湘軍的從戎經歷和在黃埔軍校及蘇聯步兵學校的系統學習，都為他日后成為文武兼備、叱咤疆場的將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陳賡熟悉中國的傳統文化，記憶力也特別強。有一次在中原前線的戰斗間隙，陳賡同太岳軍區副司令員孫定國一起，整本地背誦經書，結果，傳統文化底子也較為扎實的孫定國比輸了，不由得甘拜下風。幼年時學習和誦讀的古文詩詞，陳賡大都能滾瓜爛熟地背出來，他時常觸景生情，幽思懷古。1949年4月上旬，在率第四兵團主力到達安徽中部長江北岸準備渡江的緊張時刻，他吟誦起了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一抒征戰沙場的文思和情懷。

陳賡平時也喜歡看書，除馬列和毛澤東著作外，還愛讀《資治通鑒》《二十四史》和古代兵法書等。有一次，他在家里讀《舊唐書》，看見夫人傅涯回來，就遞過書去說：“傅涯，你讀一讀這篇《武則天傳》，斷斷句，解解它的意思。”傅涯照辦，講完了便問他如何。陳賡笑著點頭說：“可以及格。”另外，陳賡和魯迅有過接觸，他敬重魯迅的為人，《魯迅全集》也是常看的書。

陳賡手書毛主席詞贈夫人傅涯

陳賡深知文史的重要，后悔長征時沒有把艱苦卓絕的經歷記下來，并說這是自己“生平最大的遺憾”。于是，從1937年8月開始，他動筆寫日記，一直堅持了15年。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抗法援越、抗美援朝，他都作了記述，計有20多萬字。

1944年5月，陳賡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期間，寫了《我的自傳》。雖然他開篇便說“不慣于寫作”，卻仍寫了近5000字。之后，他又陸續寫了《從南昌到汕頭》《挺進豫西》《在祖國南部邊疆的三次追殲戰》等革命回憶錄。1961年，陳賡準備將自己的戰斗經歷寫成一篇完整的《作戰經驗總結》，并計劃好要寫六個篇章。就在他剛完成“序言”部分時，大面積心肌梗塞第三次發作，無情的病魔奪去了他年僅58歲的生命，真正成為無法彌補的遺憾。

人們熟悉陳賡的日記，也讀過他的文章，但對他的詩作可能知道的不多。馳騁沙場的戰將，其實偶爾也會寫寫詩。抗戰期間，陳賡和當年在上海負責特科一樣，非常重視情報工作。1942年，部隊駐扎山西一帶時，他安排專人深入日軍內部發展線人。長治日軍洪部（司令部）有一個掌握軍事機密的大佐，名叫紀群，由于會講一口流利的日語，很受日本人器重。然而，在家孝敬長輩、關愛妻兒的紀群，并不心甘情愿為日軍賣命。陳賡通過我情報人員了解到這一情況后，認為這個人可以爭取過來。當聽說他喜歡詩詞，陳賡便賦詩一首相贈：“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它，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見青松不見花。”陳賡鼓勵紀群做堅定的青松，期待并歡迎他為抗日作貢獻。紀群輾轉收到詩后很感動，立即寫了一首詩回復這位“八路軍大干部”，表白自己的心跡。不久，紀群成為八路軍的“內線”，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軍事情報，助我軍在與日軍的較量中多次獲勝。

被陳賡視為“忘年交”，在太岳軍區第八縱隊二十四旅從事宣傳工作的柳三朵，曾有幸見識首長即興作詩。1947年８月，出于戰略進攻進軍中原的需要，二十四旅劃歸四縱隊建制，改稱十二旅。作為強渡黃河天險的預備隊，于河岸待渡時，陳賡向集聚身旁的指戰員們宣布了黨中央賦予的重大使命，又傳達了毛主席向他當面講敘的“破釜沉舟”典故，以及對逐鹿中原形勢的展望，直講得眉飛色舞，禁不住詩興大發，他高聲吟詠道：“暴風驟雨掀洪濤，太行太岳多英豪。破釜沉舟取中原，降縛蒼龍待明朝。”同志們聽了齊聲喝彩，陳賡卻朗朗大笑說道：“古人云，詩言志也。我即興亂湊了這幾句，不成體統，只圖為大家助興而已，見笑了！”幾十年后，柳三朵憑記憶將這首詩記錄下來，使之得以流傳。

養病勤練書法 寫字主張創新

同樣是少時讀私塾期間，陳賡練過毛筆字，打下了一定的書法基礎，像《九成宮》《多寶塔》《玄秘塔》等碑帖，他都練過或看過。后來因為工作忙，寫毛筆字就少了。不過，有時他和身邊人聊起過去學書法的事，還是講得津津有味。

陳賡生性好動，性子也比較急，遇到不合理的事很容易激動，1957年患上心臟病迫使他必須改變脾氣。醫生告誡他必須學會安靜調養，建議他練練書法，寫寫毛筆字，慢慢就可靜下來，有利于身體的康復。陳賡聽從醫生的建議，出院回家后不久，就開始了書法練習，每天正規地寫幾張大字，不論星期天還是節假日，都雷打不動，就是到外地也照練不誤。有一段時間，陳賡在頤和園休養，練字也是每天的主要任務。他練毛筆字很認真，不是為了當書法家，而是希望早日康復，重返科技戰線，盡快投身到國防事業的發展中去。

和做任何事情一樣，陳賡練字從不循規蹈矩，不喜歡刻板和生搬硬套，主張創新。他初時練習楷書，寫了一段時間，嫌它拘束，便改為行楷。一年以后，又開始懸肘。陳賡用帖喜愛王羲之、蘇軾，不喜顏真卿。有一次，他和秘書途經琉璃廠，看到《三希堂法帖》，很高興地買下來。后又專門購買了明拓《神龍蘭亭序》，還收藏了《圣教序》等一些名帖，以廣覽百家。雖然有帖，不過他卻不完全照帖，有時旁人看他寫字，講他所寫的字同帖并不一樣。他說：“為什么一定要同帖一樣？可以創造嘛！”有時還要回敬人家一句：“各人有各人的風格嘛！”師古不拘泥古，這也是陳賡活躍的個性使然。

就在去世前幾天，陳賡還在寫毛筆字。他練字的紙裝了好幾箱，都被夫人傅涯保存了下來。遺墨中有一件作品比較獨特，即1961年春所書寫的毛主席詞《沁園春·長沙》上闋。未書寫的下闋由誰來續補？陳賡家人考慮再三，覺得由廖承志來完成最合適。

陳賡手書毛澤東《沁園春·長沙》上闋

廖承志續書毛澤東《沁園春·長沙》下闋

1933年，因叛徒出賣被捕的陳賡和因從事地下工作被捕的廖承志，同被關押在上海老閘捕房，成為有過“同獄”生活并一起“慷慨高歌”的難友。1961年9月9日，廖承志續筆補上了《沁園春·長沙》下闋，由此也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墨寶。

設計部隊獎章 收藏名家畫作

陳賡不僅演戲作文吟詩習書，還喜歡繪畫，曾為妻子傅涯畫過像，為獎勵部隊有功人員，動手設計過紀念證章。1947年2月20日，在縱隊召開的呂梁、汾孝戰役慶功大會上，陳賡親自為戰斗英雄頒發了多款證章和獎狀，其中“四縱戰斗英雄”獎章是由他精心構思并繪圖設計的，并規定了它的質材和含金量，委托地下黨把圖紙秘密送到當時的北平制章廠，交由工人師傅暗中鑄造。可以想見，作為司令員的陳賡，在愛護、嘉勉英模和整個部隊上的良苦用心。

陳賡設計的四縱戰斗英雄獎章

陳賡喜歡字畫，在他的書畫藏品中，有何香凝、齊白石、徐悲鴻、黃胄、關山月等名家的作品。何香凝是陳賡一向敬重的師母，他經常帶家人上門探望。香凝老人則為陳賡夫婦創作了牡丹、梅花等畫作。

戰爭年代，陳賡就與徐悲鴻相熟。1951年，他到徐悲鴻家去看畫。徐悲鴻感到有些意外，沒想到這位將軍還愛看畫，他很感動，就讓陳賡從自己的作品中挑選一幅相贈。陳賡選中了一幅立馬圖，這是徐悲鴻1946年4月所作，他畫馬以奔馬居多，立馬圖較少見。看到陳賡喜歡，徐悲鴻便在上面題寫“陳賡將軍雅教：1951悲鴻敬贈，賀其戰功彪炳百世也”，蓋上印章后送給陳賡。陳賡生前對此作品十分珍愛，卻不愿炫耀悲鴻先生對他的贊譽，故從未懸掛。

徐悲鴻贈給陳賡的《立馬圖》

齊白石是湘潭人，與陳賡的家鄉不遠，陳賡對他的畫也是喜愛有加。20世紀50年代初，齊白石住在北京西單，陳賡讓秘書趙一民上門，請他畫幅畫。秘書說明來意后，白石老人滿口答應，立即提筆作畫，在宣紙條幅上畫了綻放的梅花，挺拔的枝干上立著一只喜鵲，在畫作上題字“喜上梅梢”，并寫道：“陳賡鄉兄雅鑒。”陳賡收到作品，展開一看，便愛不釋手。

喜歡拍照留影 留下諸多資料

翻看陳賡的影像資料，可以看到不少他在戰場上的留影，其中還有手持相機盡興拍照的照片。在同輩人中，陳賡使用照相機算是較早的。長征結束后，他曾讓地下黨同志給他帶照相機來，還為縱隊的宣傳干事配置相機。1949年六七月間，他從江西前線到南京開會，途經上海時特地購買了一臺“蔡斯”相機，帶給部隊負責新聞報道的同志。

陳賡喜歡攝影，遇到有紀念意義的時刻總要拍上幾張，其戰爭年代的影像也較多。1937年8月下旬，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6日，在出征抗日誓師大會上，大家得到了一枚軍委頒發的“紅軍十年紀念章”。當時，陳賡特意頭戴紅軍帽、胸前佩戴這枚紀念章，留下了最后一張紅軍照片。率部隊進攻洛陽時，俘獲了敵軍的京戲班子，陳賡興致勃勃地將一套老生戲服穿在身上，過了把戲癮，并拍下照片作為留念。

1938年3月中旬，在指揮神頭嶺伏擊戰時，陳賡看到繳獲的兩架嶄新的折疊鏡箱照相機后，喜不自禁：“照相機，這是武器呀！”他手持一臺照相機對身邊的戰友說，“我們可以用敵人送來的機子拍些照片，給報紙、雜志發表，讓全中國、全世界人民知道，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下場！”擺弄中，他發現相機里還裝有現成膠片，便打開機匣，對準現場狼藉滿地的日本旗和橫七豎八的日軍尸體，連拍了好幾張。見一名戰士正盡興地踩在一面日本旗上，陳賡喊道：“別動，別動，給你照相呀！”戰士立即轉過身來，自豪地把紅纓槍和剛繳獲的三八式步槍朝跟前一收，昂首挺胸，以勝利者的姿態放眼遠眺，讓旅長拍照。后在太行山武鄉宋家莊，陳賡還拿著繳獲的相機為年僅14歲的宣傳隊員王恩田拍下了其有生以來的第一張照片。

酷愛攝影的陳賡

文韜似海涵星斗，武略如雷震八方。陳賡大將戰功彪炳、文采卓然，這些構筑起他的傳奇人生，也更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來源：（炎黃春秋雜志社）

作者：危春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