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廣州巨富的末路：半身不遂被親侄扔在地上，1874年慘死！

潘仕成不僅精于商業之道，善于聚斂財富，更深諳仕途晉升之法。他不惜耗費重金向朝廷捐輸，以此獲取官銜。起初，他捐得舉人身份，隨后又獲道員銜。道光年間，為支援鴉片戰爭前線的軍需，他慷慨捐銀八萬兩。此舉使他獲賞花翎，并加授鹽運使頭銜。原本他被任命為浙江鹽運使，但因官員任職需回避本省的規定，遂改為廣東鹽運使銜，不過他并未正式赴任履職。

鴉片戰爭之后，十三行的貿易地位逐漸衰落，對外貿易業務遭受沖擊。在此情形下，潘仕成轉而投身鹽務，擔任臨全埠的總商，負責鹽稅的征收與運輸事宜。在清朝，鹽業實行國家壟斷經營，利潤頗為豐厚，但行業內部管理混亂，各級官吏紛紛從中謀取私利。潘仕成接手鹽務后，管理較為規范，未曾聽聞有中飽私囊的行為。然而，隨著鹽政問題日益嚴重，虧空不斷增大，他不得不自掏腰包填補窟窿。

除商業經營之外，潘仕成亦熱衷于文化事業。他于廣州營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園林——海山仙館，占地面積達二十畝。館內設有藏書樓，珍藏諸多古籍善本。他聘請專人從事刻書工作，刊印了140卷的《佩文韻府》以及包含59種、共計118卷的《海山仙館叢書》。

潘仕成本人亦有詩歌創作。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以布政使銜陪同兩廣總督耆英前往澳門，參與簽訂《中美望廈條約》與《中法黃埔條約》。期間，他創作了一首詩，并將其鐫刻于媽閣廟的石壁之上，詩中流露出對當時時局的感慨。

在那些年間，潘仕成捐資購置西方軍艦，并聘請美國軍官于廣州制造水雷。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水雷試制工作啟動；次年三月，制成的水雷被運往天津進行演示，此舉在官場中引起了較大反響。

潘仕成還發明了潘壺，那是一種紫砂茶壺，壺身結實，線條簡單，壺蓋邊上有個小“潘”字，茶客們特別喜歡。他捐錢建善堂，辦書院，幫窮人，還參與鎮壓連山瑤族的起事，調度糧草。咸豐年間，他捐了二十萬兩銀子，得了二品官銜。

可惜，好景不長，1866年同治五年，他突然中風，左側身體癱瘓，從此行動不便，得靠人照顧。那時候他才六十多歲，本該享福的年紀，卻開始走下坡路。

鹽務的虧空終于在1871年同治十年爆發了，賬上短了二三百萬兩銀子，朝廷下令革職抄家。南海知縣杜鳳治負責執行，他帶衙役去海山仙館抄家，把珠寶、古董、商鋪全封了，連潘仕成花大工夫收藏的《佩文韻府》書板也被人要走。

潘家一家老小被趕出門，杜鳳治在日記里記了潘仕成那時候的樣子：白頭發，坐在床上起不來，癱瘓五年了，說話含糊。抄家后，潘仕成搬到廣州西關一間小屋住，日子一下子苦了。

那些年，他的親戚和族人見他倒霉，都變了臉，以前圍著他轉，現在開始搶他的剩貨。商鋪的租金和小古玩成了目標，潘仕成癱在床上管不了，只能眼睜睜看著。

最為狠辣的當屬其親侄潘銘勛。此人出于爭奪財產之目的，多次前往縣衙告狀，聲稱其叔叔潘仕成隱匿私產，拒不交出。杜鳳治深知潘仕成已無多少財產，但礙于官場規矩，不得不對其進行傳喚。每次皆由衙役用擔架將潘仕成從屋內抬出，置于縣衙大廳地上進行審問。

同治十三年（1874 年）春，這場財產糾紛愈演愈烈。李氏一族作為原鹽務合作伙伴的后人，也前來索要舊債。他們糾集數十人沖進潘仕成居住的小屋，哄搶財物。潘家兒子雇請勇丁進行阻攔，雙方遂發生沖突。杜鳳治派遣縣丞前往平息事端，最終雙方達成和解協議，潘仕成賠付白銀四千余兩。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終結。三月十六日，潘銘勛再度帶領人手登門。彼時，潘仕成已奄奄一息，生命垂危。他們見潘仕成不肯交出物品，便將其從床上強行拖拽下來，扔至地面。據杜鳳治日記記載，此時的潘仕成已無法言語，僅余微弱氣息。鄰居見狀，趕忙報官。杜鳳治迅速趕到現場，將潘仕成扶回床上，但為時已晚。當日，潘仕成與世長辭，享年七十歲。

潘仕成去世后，并未舉行像樣的葬禮，其尸身被簡單下葬，子孫亦各奔東西，家族離散。僅僅過了一個月，曾經繁華的海山仙館便已荒蕪。杜鳳治路過時，記錄道：“潘園已鞠為茂草。”后來，愛育善堂購得此宅，將其改作公用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