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葆元
北國的春與南國的春是一個概念,卻邁著不同的節奏,南國油菜花綴滿大地的時候,北國還在冰封之中。只有春封不住,它已經撞開冰封在胸懷里流淌。春不是按照時序移動而來的,它一頭撞進迎新春的人的懷抱,然后在懷抱里生發出萬里綠野。
濟南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雪覆大地,它用泉撞開冰雪的封蓋,集泉成河,河帶著溫度在柳下奔騰,直讓人歡愉地擁抱春!
春是個節日,迎春是開年的鑼鼓。人們貪春,恨不能把春吞進肚子里,裝著春走路豈不快哉?于是就咬春。怎么咬呢?烙一張薄餅,抹上甜醬,放進蔥絲、醬肘子、生發的春菜、豆芽,卷成一個卷,咬一口春氣滿口,就把春吞到了肚子里。咬春是北方的習俗,京津一帶,包春的那張餅就叫春餅,用面粉搟制的薄片,中間涂上油,兩張一合,在鍋里烙好,上桌時揭開,就可把春菜卷起來咬了。
齊魯大地也咬春,包裹春的餅是煎餅。煎餅也是可以卷起春天的。仔細分辨,京津的春餅是用白面搟制的,齊魯的煎餅是用五谷雜糧攤成的,用料、工藝都不同,最后都被裝上春天吞進肚子里,完成一次詩意的旅行。
山東的煎餅當然不是為咬春預備的,它是齊魯大地人們日常的吃食。漢語里有一個詞叫“干糧”,干糧不是糧食,是用糧食加工好的食物,能存儲、宜攜帶,是行人在路上的必需食品。我一直認為,在華夏可稱“干糧”的首推山東煎餅,在古老的歲月里,平鋪出生活的信念,不霉變,不失重,不苛求密封保存,它是旅途中的生命源,在千里行程中支撐起生命的光華。
煎餅制作簡單不足道,一鐵鏊子、一刮子、一爐火,千年以來固定下一套技藝,它是手工制品,煎餅的技藝在手上。
我認識煎餅是小時候在鄰居家。一座庭院里,北側住著我國第一代細菌學專家徐景堂先生。徐先生的夫人姓王,常常旗袍加身,跟著徐先生出入社交場合。而我看到的王夫人,常常是脫下旗袍,戴上圍裙,鉆進廚房。他家的廚房不錯,灶臺上擺著的不是鋼精鍋,是黑鐵鍋,最奇怪的是正中地上擺著三塊石頭,石頭支起一個鏊子,廚房內堆滿柴草。王夫人點起柴火,不斷續到鏊子底下,火就燒起來,看看鏊子熱了,她便從盆里舀出一勺面糊灑到鏊子上,然后,持刮子的手腕一旋轉,一張煎餅就鋪在鏊子上,稍待片刻,快速揭起,煎餅就攤好了。
王夫人說,煎餅須柴火攤制才出味兒。她盤腿坐在鏊子前,一手添柴,一手持刮子,灶房內濃煙滾滾,令人欲奪門而出,她卻在里邊修煉,此刻儼然就是個鄉下的農婦。
徐先生學西醫出身,但他不吃西餐,就愛吃煎餅。有人和他打趣:你是外西內中。徐先生笑著說,我是內外皆中。徐先生是吃著煎餅,成為醫科大學教授的。他是泰安栗家莊人,當年在泰安城求學,路途遙遠,就住在學校里,干糧自備,他的干糧就是煎餅,煎餅是他母親親手攤的。學習的路途之外,他還要走一條背煎餅的路。學校距栗家莊數十里地,每周他要回家背一次煎餅,煎餅四十二張,那是他下一周的口糧。每頓吃兩張,就一塊咸菜和白開水,就走出了他的求學之路。
小學畢業后,徐先生就輟學了。改變貧窮之路是求學,無錢又阻斷了求學的路。在泰安城就讀時,晚上有晚自習。學生們圍在一盞油燈前寫作業,圍坐的那盞油燈,每個學子要交一個銅子的燈油錢,一個吃煎餅的孩子掏不出那個銅子,徐先生的求學之路是在黑暗中摸索著前行的。他摸索到路燈前,彼時的路燈是墻上挖出的一個窟,窟里放一盞帶玻璃罩的油燈,那是他的人生燈火。這時大伯拉了他一把,把他送進了中學,這是徐先生考入齊魯大學醫學院的第一級臺階。要緊的是,學校包住包吃。徐先生卻對那時學校里的西餐不感興趣,說不如他家鄉栗家莊的煎餅好吃。
朋友便打趣他,你是生就的煎餅肚子!
徐先生說,對,不但肚子是煎餅的,連靈魂都是煎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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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歲那年,徐先生考入齊魯大學醫學院檢驗專修科,學費是親戚們湊的,畢業后他跨入齊魯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化驗室,時代就這樣造就了齊魯大地第一代醫學檢驗專家。當時檢驗學科的專門人才少之又少,徐先生常常一天之內輾轉數家醫院從事檢驗,提交病理報告,跑得腳不沾地。他的靈魂是煎餅塑造的,煎餅是生存之道。
外地人吃煎餅是嘗一嘗,如果說煎餅每餐不可或缺,那人的根必定扎在山東大地的泥土里久矣!淮海戰役推著獨輪車支援前線的山東人,車上裝著軍糧和煎餅,全是自家的收成。攤煎餅是歲月傳給山東娘親的絕活。一斤糧,和成面糊能攤幾張煎餅,是由煎餅的厚薄決定的。煎餅越薄越酥軟可口,功夫全在掌刮子的那只手上。
在過去的年月,稻粱薯稷黍麥都可攤成煎餅。城市街巷里隔幾步就有一個煎餅攤子,專門為百姓人家加工煎餅。我家街前就有一個加工攤,在那里我見證了煎餅制作的全部過程。先把面交給他,什么面都行,粗糧里最好加點麥粉,麥粉有黏合作用,攤出的煎餅好吃。稱重后制糊,糊要稍微沉淀發酵,然后就可以入鏊了。煎餅攤子的鐵鏊下已經不是王夫人的柴火,而是蜂窩煤,省去了攤煎餅人的一半勞作。王夫人卻說,那樣攤出來的煎餅不正宗。加工煎餅已經演變成生意,生意的規則是一斤糧食換一斤煎餅,煎餅已然兌了水,便有結余,結余是攤主的利潤,再加上手工費與煤火消耗,構成全部勞動成本,就成了街巷里的一景。
饅頭、燒餅、鍋餅都以麥粉為原料,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擺不上百姓人家的餐桌,只有煎餅和窩頭是平常人家的吃食。山東人給糧食分類,麥粉叫細糧;能攤煎餅的玉米面叫粗糧。粗糧攤成的煎餅粗糲卻香軟。民以食為天,煎餅鋪展開,就是山東人的天。
物資隨著時代發展豐富起來,粗糧與細糧轉換了身份,除了米飯,人們已經不再守在蒸籠前制作主食,所食饅頭、燒餅、鍋餅、窩頭甚至煎餅都到食品店去買,漸漸發現粗糧制品比饅頭還貴。理念變了,過去果腹的理念變成如今營養均衡的理念,只有物資豐富起來之后才有這種選擇。于是我們看到煎餅在糕點專柜也有售賣,在飛機場、高鐵站的禮品櫥窗里赫然陳列,它已經不是徐教授那兩張煎餅、一口咸菜、一碗白開水的歲月主角,而是以點心的姿態登上貴賓食譜。魯菜館里,一盤京醬里脊絲,旁邊附帶一個小碟,碟里放著煎餅,那肉是用煎餅卷起來吃的。
的確,煎餅可窮吃亦可富吃,窮吃,它帶給你糧食的香,讓你在生活的路上走下去,不霉變,不變味;富吃,它與大蔥、炒肉及所有菜蔬搭配,卷成一個卷,便包容了世界。這就是煎餅的性格,是山東的性格。
(作者為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中華辭賦》社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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