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昝濤：中文世界里，對伊朗充滿了偏見和誤讀

伊朗戰爭在新聞里每日刷新，但它的含義卻并沒有因此變得更清楚。我們看到炮火照片、哈梅內伊之死、油價與航線隨之起伏的曲線，卻很難在這些碎片里讀出——伊朗何以成為伊朗，沖突為何突然升級，又將以怎樣的方式外溢到中東乃至世界。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昝濤長期研究中東與伊斯蘭世界，從2008年起，他開設通識課“伊斯蘭教與現代世界”。在他的觀察中，很多學生關注中東地區的熱點新聞，卻缺少面對歷史的耐心。他們對伊斯蘭教的普遍誤解，是“將特定宗教與極端主義結合起來，武斷地用宗教來解釋歷史和現實”。

在這門通識課的基礎上，昝濤教授出版了《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歷史視野下的中東大變局》一書，從現代化、地緣、能源、社會轉型等多重視角出發，探索中東變局的歷史與現實根源。

近日，在伊朗戰爭持續升級之際，昝濤教授接受了界面文化的專訪，圍繞沖突升級的歷史尺度、以伊關系從“影子戰爭”走向公開對抗的動因，以及中文語境里伊朗的常見誤讀等話題展開討論。

在中文世界，關于伊朗的想象往往和頭巾、宗教警察等畫面聯系在一起，而中東的長期動亂則簡單歸結為伊斯蘭教的本質問題。昝濤教授提醒我們，簡單明晰的解釋往往是可疑的，把中東的復雜政治縮減為宗教問題，既是一種智識上的惰性，也會遮蔽更復雜的成因。

阿信將專訪全文轉載如下，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文章來源：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采寫：徐魯青 編輯：姜妍

美以伊軍事沖突 ：從“影子戰爭”到公開對抗

界面文化：從歷史上看，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沖突，算是什么級別？

昝濤：從時間尺度看，如果只看不遠的過去，比如從去年算起，2025年6月有過一場被稱為“十二日戰爭”的沖突，與那一次相比，這次的烈度和級別顯然更高。無論是行動規模、打擊目標，還是目前透露出的行動性質，都可以說是空前的。

首先關鍵在于目標的升級，這次打擊不只是針對伊朗的核能力與部分軍事設施，而是顯露出明確的指向政權更迭的意圖。過去很多年，以伊對抗更多以“影子戰爭”或“代理人戰爭”的方式展開，因為伊朗在中東地區擁有多層代理網絡，比如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還有此前敘利亞政權等，以色列主要也是圍繞這些代理力量展開打擊，也就是針對過去常說的“抵抗之弧”。去年以色列也曾對伊朗本土實施過轟炸，但總體仍屬于有限打擊。

但這一次的規模、影響與外溢效應，已經更像一場趨向全面的對抗，它不再停留在代理戰爭或有限軍事行動的層級，已經把對抗推向了更直接、更全面的戰爭狀態。

界面文化：過去幾十年里一直都是影子戰爭，為什么現在走到了全面戰爭這一步？

昝濤：從攻擊方角度看，以色列最常見的說法是：按他們的判斷，伊朗在核能力上的推進已經到了可能威脅以色列生存的程度，所以需要先發制人，用更強烈、甚至帶毀滅性的打擊方式，把威脅在形成之前打掉。以色列一直強調自己面臨生存威脅，這也和它追求所謂絕對安全有關。

但除了以方的這套安全敘事，還有一些跡象也值得關注。近些年，至少從2023年哈馬斯與以色列的沖突升級以來，內塔尼亞胡在國內面臨腐敗等司法指控的壓力，執政聯盟里更強硬的右翼力量也在對其持續施壓。從他個人政治命運的角度看，讓以色列長期處在一種戰爭/動員狀態、并讓公眾相信只有他能帶來更多安全，這類因素也可能推動現在的沖突升級。

從美國角度，尤其特朗普在伊朗問題上的戰略目標來看，比較直接的一種解釋是：他需要在中東地區戰略層面拿到一個“勝利”，為中期選舉加分。此外，特朗普也需要這樣的“勝利”安撫MAGA運動，以及轉移國內眾多問題的注意力；也有觀點認為以色列、甚至內塔尼亞胡個人對美國起到了很強的影響：你可以說是游說，也可能是裹挾，但到底是哪一種，我們現在很難下定論。甚至很可能，美國也并不清楚自己的戰略目標。

另外還有更直接的因素，比如情報層面：以色列長期經營滲透，可能掌握了更多伊朗高層的信息。從結果看，一開戰就打死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這件事發生，那說明它的情報和精準打擊能力非常強。這也可能促使以色列更有把握地去施壓或勸說美國在這個時期動武，以為可以取得更大成果，甚至推翻伊朗現政權。當然，它們對伊朗的判斷未必都是準確的，誤判也可以是一個因素。

總體來說，可能就是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

3月13日，德黑蘭城區在空襲后升起黑煙

界面文化：現在這一場戰爭你覺得會對未來產生什么影響嗎？不管是對世界，還是對中東。

昝濤：從第一階段的軍事和政治目標來看，比如摧毀伊朗的重要軍事設施，甚至“斬殺”最高領袖以及一批軍政領導人，美國和以色列這次侵犯伊朗主權的“戰績”是可觀的，尤其它們還較大程度掌握著輿論上的主動權，他們可以“宣布贏”。

接下來的影響，取決于伊朗還剩下多少反擊能力，以及這種反擊能力會推動它采取多大程度上的報復。但從伊朗政治角度看，網上有句玩笑：美國用10天時間把伊朗最高領袖從哈梅內伊換成了“哈梅內伊”。這其實說明伊朗的這個政治體制，尤其維持政治穩定的制度，仍然有較強韌性。

再從全球角度看，戰爭的外溢效應首先體現在能源方面。比如在我們國內，油價突然早上醒來就漲了五毛多。這種影響是全球性的，它會影響全球能源市場，也會影響重要生產大國的成本，工業生產成本、生活成本都會上升。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長期受益于全球大量廉價工業產品，而長期推高油價也會反噬美國，也會讓很多已經去工業化的西方國家生活成本大幅上升。

美國現在經濟主要靠金融和科技創新推動。科技創新里最標桿的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背后靠算力，算力背后靠大量能源的投入。伊朗這次反擊中也打擊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算力中心（數據中心），這也是有標志性意義的。更不必說，能源價格上升，當然可能牽累美國經濟：通脹、經濟停滯的風險都會增加。

所以如果伊朗與美國、以色列的戰爭拖得很久、不斷升級，這種情況對美國也不利。反過來，對一些產油國，尤其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的國家，油價上漲未必是壞事。比如已經陷入俄烏沖突危機的俄羅斯，油價上漲可能反而對它有利。從這個意義上，對美國及其盟友來說，這也不是他們想要的結果。

所以總體來看，目前更像是美國和以色列贏得了一些表面上的勝利，比如摧毀軍事設施、斬首最高領袖，對特朗普、內塔尼亞胡這樣的政治領導人來說，這也是可以吹噓的“政績”。但對伊朗，從國家層面來說，要想摧毀它還遠著呢，沒有那么樂觀。

昝濤，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

把伊斯蘭革命當“逆流”解釋，是簡單粗暴的

界面文化：伊朗是我們經常聽到但又不熟悉的國家，中文互聯網對它的印象，比如保守化浪潮、全面伊斯蘭化，伊朗女性限制上學等等，這是不是遮蔽了一些復雜性，另外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后，伊朗在中東的角色大概發生了什么變化？

昝濤：伊朗是一個長期被污名化、甚至被妖魔化的國家，刻板印象在全球都非常嚴重。比如你提到“伊朗女生不能上學”，這肯定是錯誤的。伊朗教育普及程度很高，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很高。甚至這次（目前還沒有完全定論，但基本可以確定），一開始就有一百多名學生在轟炸中遇難，那是一所學校，而且是女子學校。

很多人因為對伊斯蘭的偏見，看見頭巾就覺得伊朗社會一定非常壓抑，但情況未必都像刻板印象里那樣。我2012年第一次去伊朗就發現，在很多城市，特別是德黑蘭這種大城市，女性戴頭巾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嚴格，很多人戴得很松散，花色也很多，并不是裹得特別嚴實。

因此巴列維王朝時代的伊朗，長達半個世紀整體是親西方、尤其親美的。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后，人們常會拿很多照片來對比，說革命前的伊朗更開放、更西方化，看起來更繁榮，革命后似乎就被宗教化包裹起來。革命前，伊朗和以色列、土耳其都是美國的親密盟友，整體上在冷戰格局里，它們是美國在中東很重要的戰略支柱：伊朗和土耳其那時都反蘇、反共，同時也面臨國內左翼激進思潮、庫爾德問題等挑戰，所以有不少共同點。

伊斯蘭革命成功后，伊朗的政治性質和對外主張發生了很大的逆轉。它的意識形態就是反美、反以色列，“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然而實際上，1979年這場打著伊斯蘭旗號的革命，并不完全由宗教人士在其中扮演主導角色，伊朗很多自由派、左翼也參與了，共同參與了反對專制王權的斗爭。它其實是一場很深刻、追求社會平等的政治革命，主要面對的是專制獨裁的巴列維王朝。盡管當時巴列維王朝帶來一些經濟數據上的繁榮，以及更親西方的外在形象，但那是一種畸形發展：社會不平等、兩極分化，中下層民眾、教士階層等的利益廣泛受損，這些都是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

伊斯蘭革命勝利后，伊朗也開始向中東其他國家輸出革命，比如支持真主黨、哈馬斯、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也門胡塞武裝等。這也是1979年之后它在中東地緣政治格局里最重要的變化之一：開始在地區層面形成一種以伊朗支持的什葉派力量為核心的政治布局。從我研究的土耳其的角度來說，面對伊朗輸出革命的威脅，它的官方意識形態發生了很大轉變，出現了“土耳其-伊斯蘭一體化”，特別重視利用本國版本的伊斯蘭去對抗伊朗革命的影響。

界面文化：當時在巴以問題上，伊朗面對巴以的立場是什么樣的？

昝濤：首先中東地區的政治格局大體可以分四塊：土耳其、波斯/伊朗、以色列，以及多個阿拉伯國家。

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和以色列在當時應該說是戰略盟友，都共同警惕阿拉伯民族主義。但伊朗并不是完全站在以色列一邊，而是搞相對平衡的策略，那時伊朗承認巴勒斯坦人有合法權利，同時也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這一點很關鍵。伊朗的主張更傾向于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也就是當時不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武裝斗爭。

伊斯蘭革命之后的伊朗就不一樣了。此后，伊朗基本上是明確反對以色列（當然這不等于是反猶），否認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所以，它與以色列很快就斷交了。這個立場變化也意味著：從承認生存權、主張和平解決問題，轉向“支持抵抗、武裝解放巴勒斯坦”。

伊朗也采取過很多象征性的行動來表達這種革命態度：比如關閉以色列駐德黑蘭的大使館，把使館交給阿拉法特領導的巴解組織；霍梅尼還號召全球穆斯林支持巴勒斯坦事業。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革命前顯然不是這種態度。某種意義上，伊朗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投入，也和它輸出革命、爭奪中東地區領導權結合在一起。

界面文化：你之前提到，中東國家政治動蕩里有兩條沖突主線：一條是民主和專制之間的沖突，一條是世俗主義和政治伊斯蘭的沖突。在伊斯蘭革命里，這兩條線看起來很清楚。

昝濤：當然，我們用的這些概念，很多也是西方學術界研究伊朗革命時總結出來的。所謂“民主與專制”，用社會科學的語言說得很簡單，但具體到伊朗，當時巴列維王權雖然有很好的經濟數據，但它的發展并沒有真正解決廣大中下層的經濟困境，而且還帶來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不同的抵抗聲音，王權用軍隊、秘密警察等高壓手段去平息不滿。所以從伊朗社會的角度看，具體上并不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確切說是存在一種民眾與獨裁/專制王權之間的緊張關系，是政權如何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問題。

再說“世俗主義與政治伊斯蘭”。巴列維王權走的是世俗化、西方化路線；伊斯蘭革命之后，原來世俗化、西方化的路線基本被逆轉，至少在短期內出現了社會生活的全面宗教化。最重要的其實是政治體制的改變，但最常見的就是刻板印象里那些：強制戴頭巾、宗教警察介入日常生活等。革命之后也有大量不滿的人離開伊朗，據說有上百萬。但留在伊朗的人里，特別是城市中產階層、以及后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一方面保留著對過去世俗生活的記憶，另一方面在今天這個時代，社會不可能真正被封閉，他們了解外部世界，也渴望更寬松的西式世俗生活。圍繞這種社會經濟問題和對世俗生活方式的渴望，伊朗內部的社會動蕩多次發生：既有內部中產與年輕人的真實訴求，也有外部力量試圖利用這些東西的因素。比如之前2022年圍繞一個女孩因頭巾問題被警察逮捕后不久死亡引發的動蕩，也可以看作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宗教化治理之間的一種對抗，但這種對抗往往是多因素存在于其中，一般不是單純的宗教和世俗問題。更準確說，它像圍繞兩種價值觀的撕裂，一直貫穿在伊朗歷史當中。

界面文化：你提到把這些概念拿出來總結中東政治，本身是一種比較西方的二元用法，在這個視角里，它會怎樣忽略對具體問題的理解？

昝濤：因為這種視角里其實內設了一個“進步/落后”的二分法。比如好像“世俗化”就一定代表進步。所以前段時間有人說，“把伊朗推翻了，把巴列維王權再弄回來”。我覺得這種想法就是受到二分法影響，好像巴列維王朝就代表進步，代表伊朗年輕人向往的西方，其實并不是這樣。我們剛才已經講了：世俗主義王權有它非常不好的、專制的一面，但這一面往往在“世俗/伊斯蘭”的兩分光譜里被遮蔽了，好像只要是世俗主義就是進步的。

反過來，伊斯蘭常被刻板印象視為落后，但也完全不是這樣，像伊斯蘭革命在伊朗的發生就有它進步的一面：它關注民生、關注社會平等、關注正義，它在當時是反專制、反獨裁、追求平等的。這些其實是普遍性的人類共同價值與追求。而且它當時能動員那么大范圍的底層民眾和宗教階層，是不可能只靠宗教口號的，而一定有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原因共同發揮作用。

當然，之后建立的“教法學家監國”這個體制也帶來了它的問題，比如社會壓抑，但未必都是宗教性的，而是有著復雜的伊朗國內外政治的因素摻雜其中。換個視角看，對美國和以色列的所謂“世俗性”，也需要有所質疑，基督教和猶太教在他們那里影響也很大。所以我想說，這種簡單的二分法，尤其“世俗/宗教”二分，不太容易讓我們看到現實的復雜性。

界面文化：你之前說過，分析當代伊朗最重要的切入點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而不是伊核問題。為什么會這么判斷？

昝濤：因為伊核問題是在伊斯蘭革命之后出現的，伊斯蘭革命之后，伊朗面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帶來的巨大壓力，首先是全方位制裁。伊朗當然不會坐以待斃，而是要想辦法突破，就至少出現了兩個方面的情況：第一，就是我們剛提到的輸出革命，也就是說把壓力向外轉移，在外部培植支持勢力，來分散自己承受的壓力，也就是打破孤立、對抗美國。這是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考慮。

第二，核問題也是在類似處境下出現的，從現實政治角度，一個國家如果擁有核武器，會形成巨大的威懾。以色列未公開承認擁有核武器，但被廣泛認為擁有約80-90枚核彈頭，所以，以色列以不同形式保留著這種威懾。伊朗的核計劃始于20世紀50年代，當時得到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但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美伊關系急劇惡化，美國中斷了所有核合作，并將伊朗的核活動視為潛在威脅。伊斯蘭革命后的伊朗，一度中斷了核計劃，但后來在兩伊戰爭等巨大生存困境和美西方制裁帶來的危機壓力下，重啟了核計劃，這才有了后來的伊核問題。

所以倒過來看，伊核問題其實是伊斯蘭革命及其后伊朗面臨的地緣政治危機帶來的結果之一，而不是理解伊朗問題的起點。

界面文化：很多人想象一個社會“全面伊斯蘭化”之后，會覺得它跟現代性有很多沖突。

昝濤：伊斯蘭教當然有它的特殊性，但在中文世界，人們對伊斯蘭的印象，很大程度也受到西方傳播的伊斯蘭形象影響。實際上今天絕大部分伊斯蘭國家并不是全面實行伊斯蘭教法的國家。比如土耳其，它原來是所謂世俗化的榜樣，很多人說埃爾多安時代“開歷史倒車”“逆流”，其實土耳其也沒有出現把社會全面伊斯蘭化、實行沙利亞（伊斯蘭教法）統治的那種情況，那也不是他們的目標。

很多人對伊斯蘭的恐懼，往往是被沙特、伊朗這種宗教化程度比較深的國家的負面形象所影響，然后就把伊朗簡單歸結成“政教合一的教權國家”。但伊朗其實很復雜。尤其這次伊朗高層受到打擊之后，很多人才開始稍微關注伊朗復雜的政治體制。你會發現，它不是一個教士階層掌控一切的社會，它是一個高度復雜的制衡體系：最高領袖在重大問題上有最終裁決權，但伊朗仍然是共和國，它保留了一套比較接近現代國家的政治制度，包括選舉制度；與此同時，它又有宗教階層這條線，比如“法基赫監國”。這和霍梅尼革命之后什葉派宗教在政治上的追求有關。

另外，即便拋開伊朗這個案例，人們對伊斯蘭的誤解也很多。很多人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宗教本身完全等同起來，這顯然是一種刻板印象，也是一種以偏概全。

歷史地看，伊斯蘭代表了一個源遠流長的文明傳統。如果你稍微了解伊斯蘭文本和歷史，會知道它的根本精神也包含追求和平與敬畏。今天大部分伊斯蘭國家也沒有把嚴格實行伊斯蘭教法作為國家目標。即便是在實行伊斯蘭教法的國家，我們也要看到伊斯蘭法體系內部的實用性與靈活性——當然這又是另一個話題。

對伊斯蘭的誤解和刻板印象，不只是中國人，幾乎是全球性的普遍現象。這讓我想到一百年前的湯因比。湯因比作為重要的文明史家、專業知識分子，在英國曾經批評過一些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和文化名人。他大意是說：即便你不專門研究伊斯蘭歷史，只要稍微有點知識、讀點書，就會發現伊斯蘭文明與我們（西方文明）一樣，我們和伊斯蘭共享兩條重要傳承：希臘精神的傳統、以及猶太一神教的傳統。怎么可以對伊斯蘭社會、中東社會有那樣的偏見？

湯因比一百年前對英國人說的，今天回頭看可能并沒有根本改變。他說的是一種常識：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共享同樣的文明傳統。在英國這樣近代以來自認為對世界了解足夠深的國家，出現了湯因比那樣的批評；在今天，中國在全球利益和存在不斷擴大的過程中，當然也會提出一種智識方面的需求——真正了解、平和認識其他國家、其他地區與其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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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3.17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