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部長重磅發聲！直擊亂罰款、亂查封……

作 者：微瀾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少數行政執法不公，對一個企業和群眾個人來說，就是100%的傷害。”

就在今年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閉幕后，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的第三場“部長通道”集中采訪活動中，面對記者的提問，司法部部長賀榮的一系列回答，說出了不少人和企業的心聲。

在這個視頻切片的留言下方，一眾網友紛紛點贊評論：

“部長說的好。”“說的太對了！”“這才是人民的好部長，希望能嚴格要求執法。”

而除了心聲，司法部部長賀榮在“部長通道”上釋放的一系列信號更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關注：

去年全國查處糾正涉企執法問題案件6萬多件，挽回經濟損失近300億元；

今年將在全國統一推行“掃碼入企”；

將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條例，著力解決“內卷式”競爭；

這些數據或舉措看似分散，實則指向同一核心命題——如何用法治的確定性，為高質量發展掃清障礙。

再次出手，給企業減負

事實上，行政檢查“面廣量大”，一頭連著政府，一頭連著群眾。

正如司法部部長賀榮所說，目前全國有行政執法人員329萬名，承擔著大量的執法任務。確實存在一些執法不規范、執法不公的問題。行政執法存在的突出問題盡管占比不高，對于一個企業和群眾個人來講，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傷害和不公。

能夠看到，過去一年，專項行動的成果數據頗為亮眼：除了6萬多件案件和挽回經濟損失近300億元外，賀榮還透露了另一組數據，全國行政檢查總量下降33%，問題的發現率反而提高了19個百分點。

33%的下降，19個百分點的提升。這“一降一升”背后，是行政執法領域正在進行一場“刀刃向內”的改革，目的就是給企業減負。

因此，規范涉企執法專項行動從一開始就聚焦企業和群眾反映較多的檢查、查封、罰款、收費，以及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等問題。

并且，在治理“亂檢查”“亂罰款”的過程中，司法部先后發布多批典型案例。相比于過去的“只做不說”，這種公開透明的做法，讓企業有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也就在今年2月1日《行政執法監督條例》正式施行，作為國家層面首部關于行政執法監督的專門立法，它將“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以及亂收費、亂罰款、亂檢查、亂查封”等明確列入監督范圍，并賦予司法行政部門制發監督意見書、督辦函等剛性手段。這意味著，過去企業遭遇不公時“投訴無門、申訴無果”的困境，有望通過制度化渠道得到實質性化解。

一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對企業生存發展環境都是十分重視。此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曾強調，“要持續優化營商環境，針對性解決企業經營中的堵點痛點”。

從去年在全國推開規范涉企行政執法專項行動，再到《行政執法監督條例》，這一系列舉措帶來了諸多影響和意義。

我們可以先簡單了解一下當前行政執法領域的具體情況。

根據司法部發布的典型案例，目前涉企執法中主要存在以下幾類問題：

一是“主體不適格”。天津某街道辦事處違反“嚴禁第三方實施行政檢查”的規定，讓沒有執法資格的人員去查企業。貴州某縣交警大隊輔警獨立執法，連執法資格都沒有，就敢上路攔車。

二是“頻次過高、重復擾企”。內蒙古某地行政執法部門亂檢查成風，企業隔三差五就要應付檢查。企業不僅要派專人陪同，還要反復準備資料，嚴重干擾正常經營。

三是“違規設定罰沒指標、程序違法”。河南某縣消防救援大隊居然向下屬單位下達罰沒指標——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為了完成“任務”，企業被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江西某縣交通運輸局執法人員未經批準單獨執法，既沒按規定兩人執法，也沒出示證件。

四是“事實不清、重復處罰”。比如，山東某縣綜合行政執法局處罰不當，適用法律錯誤。吉林某縣林業局重復罰款，企業要為同一件事挨兩次罰。

可以說，一些商戶、企業被困在了不規范涉企執法的“灰色地帶”里。

而此番規范涉企執法專項行動和《行政執法監督條例》的推出，也是對目前涉企執法存在的問題的一次有力回應。

站在商業角度來看，短期內，規范涉企執法以“刀刃向內”的思路切入，能夠引發各地營商環境的新一輪比拼。比如，安徽縱深推進“綜合查一次”改革，力爭2026年底行政檢查事項整合率達到70%；寧波寧海創新推出“沙盒監管”模式，企業從被動迎檢到主動“點單”，檢查次數同比下降53.3%。

與此同時，規范執法聚焦在“糾治四亂”，通過嚴格監督確保權力規范運行，與過去“重處罰輕服務”的執法定位形成一定區隔，也將吸引更多企業安心落戶。

當然，可能也有人會提出疑問：

規范涉企執法，會不會導致監管“放水”？

賀榮部長的回答給出了明確邊界：“規范的是亂執法、濫執法，不是不執法，也不是執法越寬越好，更不是放松監管”

這一表態廓清了“規范執法”與“放松監管”的本質區別。比如在食品藥品、安全生產、生態環境等與群眾生命健康密切相關的領域，去年查糾違法案件20多萬起，這是“剛性”的一面，彰顯法律法規的不可挑戰性。

而對首次違法、輕微違法且符合法定條件的，依法免除處罰，這是“柔性”的一面，體現執法的溫度。這種剛柔并濟的執法理念，實質上是將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起來：既不讓法律成為“橡皮圖章”，也不讓執法淪為“為罰而罰”。

掃碼入企，意味著什么？

并且，還值得關注的是，今年將在全國統一推行“掃碼入企”。

或許還有人無法真正感知到掃碼入企背后的價值，我們可以先從一個場景說起：

過去，一家中小企業的老板，忙的時候一天可能要接待好幾撥檢查人員。

安檢的剛走，消防的來了；消防的剛走，環保的又到了。

有時候，同一件事，不同部門輪番來。更讓人心里沒底的是，誰來查、查什么、查多久，可能全憑執法人員的“主觀判斷”。

這種場景其實很多企業都經歷過，我們也能看到一些網上商家或者中小企業的調侃：“不怕被查，就怕不知道誰來查、為什么查。”

事實上，這種“不知道”，或者說“不知道”背后模糊的標準和界限，就是橫亙在政企之間的那一層“窗戶紙”。

窗戶紙不捅破，企業心里就沒底；心里沒底，手腳就放不開；手腳放不開，還談什么放手發展？

而“掃碼入企”正是捅破這層“窗戶紙”的制度化載體。

企業一掃碼，誰來檢查、檢查什么，一目了然。

這看似簡單的技術動作，實則是將執法權力“曬在陽光下”的關鍵一步。長期以來，部分基層執法部門存在的“想查誰就查誰、想什么時候查就什么時候查”的隨意性，通過掃碼這一剛性約束，被納入了可追溯、可監督的軌道。

更重要的是，這種“技術+制度”的組合拳，有效回應了市場主體對“選擇性執法”“趨利性執法”的深層焦慮。當每一次檢查都被記錄、每一筆罰款都可追溯，權力的任性空間自然被壓縮。

并且，對于地方政府來說，規范執法只是第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核心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以浙江省的“浙里辦”為例，“浙里辦”App不僅僅局限在規劃執法層面，而是作為一個“寶藏”政務服務平臺，把健康檔案查詢、人才政策一覽、體育場館預約、醫保報銷、戶籍辦理等數百項政府服務整合到一起，實現“一屏集成”，為企業和大眾帶來了諸多便利。

某種程度上來說，當各地可通過規范執法推動“無證明城市”建設、“一件事一次辦”等改革，形成“規范執法-營商環境-招商引資”的良性循環，這也將是對過去“拼政策、拼優惠”傳統招商模式的一次升級。

并且這種轉變既能在微觀上提升企業安全感，也能在宏觀上激發市場活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當更多地方將規范執法、優化營商環境納入政府重要工作中，整個社會也將逐步形成“企業安心-市場活躍-經濟發展”的正向循環，而這正是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必然方向，也是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

立法“反內卷”，意味著什么？

如果說“掃碼入企”解決的是已有執法行為的規范化問題，那么今年立法工作中的另一項重要部署——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條例，著力解決地方保護、不當準入、“內卷式”競爭等問題，更值得關注。

它意味著國家在更高維度為企業“減負”、為市場“破壁”。

近年來，“內卷式競爭”一直是輿論關注的重要話題。

從行業內卷的價格戰，再到地方招商引資中的某些亂象，其中往往存在不當行政干預的影子：一些地方為了保護本地的企業，設置隱形的市場準入壁壘；還有一些部門為完成指標，層層加碼檢查。

這些行為不僅扭曲了市場信號，更擠壓了企業的生存空間。

也因此，將“反內卷”納入立法規劃，釋放的信號也是很明確的：即未來的競爭應當是質量、效率和動力結合的競爭，而不應該是“比誰更會鉆政策空子、比誰更能忍受不合理負擔”的無意義的消耗戰。

事實上，統一大市場建設條例的制定，就是要從制度層面拆除地方保護的“籬笆”，讓企業憑實力說話，而不是憑關系生存。

與此同時，還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的立法研究也應當加快。這些領域代表著中國未來產業的增長極，但在當下也面臨著監管真空和過度監管并存的困境。

如何在發展初期就植入法治基因，既避免“一管就死”，又防止“野蠻生長”，這也考驗著立法者和執法者的智慧。

此外，還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市場主體最擔心什么？政策“一陣風”，運動式執法，領導關注時緊一陣、關注過后松一陣。

針對這一顧慮，賀榮明確表態：健全規范涉企行政執法長效機制，持續糾治突出問題，久久為功。

可以說，“久久為功”四個字，恰恰道出了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的本質——法治不是權宜之計，不是應景之作，而是可預期、可信賴的制度安排。

從查處6萬件案件、挽回300億元損失的專項行動，到在全國推行“掃碼入企”的技術賦能；從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條例的制度設計，到《行政執法監督條例》施行的法治保障，這一系列舉措構成了一個從“治標”到“治本”的完整閉環：

專項行動解決的是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技術手段壓縮的是權力任性的空間，立法修規則從源頭上消除“卷”的制度誘因。

結語：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

事實上，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

當然這句話聽起來宏大，最終還是要落實到每一個市場主體的切身感受上。

因為，最好的法治，從來不是寫在紙上，而是體現在每一次執法中、每一次檢查中、每一次與企業打交道的過程中。

當企業不需要揣摩“今天誰來查”，也不用擔心“明天政策會不會突然變化”，才能真正把心思用在經營上，把資金投入到創新中。

說到底，對企業而言，最好的營商環境不是“特事特辦”的優惠，而是“一視同仁”的公平；不是“免于檢查”的特權，而是“查得明白、罰得清楚”的預期。

而當329萬名執法人員手中的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當每一項行政檢查都可以被掃碼溯源，當地方保護的“籬笆”被立法拆除——中國的市場主體更能輕裝上陣，在統一大市場中公平競技、各顯其能。

這也正是“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最生動的注腳。

參考資料：

[1].《司法部部長賀榮：今年在全國推行掃碼入企，誰來檢查、檢查什么，一目了然》，決策雜志

[2].司法部發布規范涉企行政執法專項行動相關典型案例

[3].《綜合查一次，安徽力爭2026年底行政檢查事項整合率達到70%》，人民網

排版| 心流

審校| 微瀾輪值主編| 夏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