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批閱正軍級以上任免方案，看到張力雄批示：讓他去江西軍區

1975年夏天的北京，空氣里有些悶熱。總參謀部第一招待所的院子里，一位身材清瘦、頭發花白的老軍人慢慢踱步。忽然，從樓上傳來一聲略帶方言味的喊叫：“姓張的！”他愣在原地，隨即抬頭去找聲音的來源。多年未見的老戰友，竟然在這座熟悉又陌生的院子里再度相逢。

喊出這聲招呼的，是時任蘭州軍區司令員、后又調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皮定均。被喊住的，則是曾在太行山、伏牛山并肩浴血的老紅軍、時任正軍級干部卻長期“待崗”的張力雄。兩人隔著樓梯大步走近，一如當年戰場上沖鋒前的會合，那種久違的信任與默契，幾乎不用多說一句話，就已經回來了。

有意思的是，就是從這次看似偶然的重逢開始，一紙關于正軍職以上干部任免的方案，擺到了毛澤東案頭。毛澤東翻到其中一頁，看到“張力雄”三個字，提筆批示：“讓他去江西省軍區。”字數不多，卻重新點亮了一位老紅軍的仕途，也讓一段跨越幾十年的戰友情義有了新的落點。

一位曾在高臺血戰中九死一生的紅軍干部，一位在太行山豫北開辟抗日根據地的政工骨干，一位在中原突圍中與死神擦肩的政委，就這樣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戰位。要看懂這道看似簡短的批示，得從他早年的那段路說起。

一、從才溪少年到長征老兵

1913年11月21日，福建上杭縣才溪鄉燕子塔村，一個普通的貧苦農家迎來了男孩的出生，這就是日后走上將軍之列的張力雄。那時候的閩西山區，山多地少，生活清苦。11歲，他便被迫離開課堂，進了當地紙廠做工，跟著大人們忙前忙后。童年剛過，就要和沉重的紙漿、轟鳴的機器打交道，這種早年的磨礪，不得不說為他后來吃苦耐勞的性格埋下了底子。

才溪鄉在中國革命史上有著特殊地位。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這里是著名的革命根據地，毛澤東親自來做過“才溪鄉調查”，在這里深入農戶、開群眾會。村莊不大，卻風起云涌。年輕的張力雄耳邊，聽到的不再只是打工、收成這些家長里短，而是“農會”“分田地”“紅軍”這樣的新詞。

16歲那年，也就是1929年之后不久，革命的浪潮已經席卷閩西。1932年，年紀不大的他正式參加中國工農紅軍，進入紅軍學校學習。那時候的“讀書”，不只是念字，更包括政治理論、軍事知識和艱苦生活的錘煉。結業之后，他先后擔任紅五軍團34師100團政治指導員、第45團政治委員、軍團教導大隊政治委員等職務，很快在部隊政工系統中嶄露頭角。

1934年初，在瑞金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來自閩西的團政工干部張力雄，第一次走近毛澤東。當得知眼前這個團政治處主任只有21歲時，毛澤東略感驚訝，接著又聽說他是上杭才溪人，便笑著說：“才溪是模范鄉呢，你也要爭做模范喲！”這一句“要爭做模范”，對一個剛二十出頭的政工干部來說，既是鼓勵，也是鞭策。

同年10月，中央紅軍在江西興國高興圩集結，踏上長征之路。張力雄跟隨部隊一路北上，在雪山草地間劈開血路。過草地時，饑餓、寒冷和疲憊時時逼近，稍有不慎就可能掉隊甚至犧牲。在這樣殘酷的環境中，政治干部的工作并不輕松，他要不斷鼓舞士氣、穩定情緒，同時自己還得咬牙頂著走。

1935年中旬，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達維村附近）會師。對許多人來說，這是長征途中一個重要的安穩節點，對張力雄而言，也是再次近距離聆聽中央領導指示的機會。會師之后，部隊仍要過草地、打硬仗，但大方向已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他更堅定站到正確路線一邊。

1936年夏，紅四方面軍和紅五軍團三過草地后，向甘南挺進。10月19日，他奉命在華家嶺一帶組織戰斗。激戰中，他接過戰士手中的機關槍向敵火力點猛烈掃射，胸部突然一震，一顆子彈打進身體。幸運的是，子彈沒有要他的命，只留下一個難以磨滅的傷痕。那年，他還不到24歲，卻已經是久經沙場的紅軍干部。

長征結束后，戰斗并未停歇。1936年底至1937年初，紅軍西路軍西征，張力雄隨部隊轉入河西走廊。1937年1月，高臺戰役打響，這一仗也成了他一生中最難以忘懷的記憶。

1月1日拂曉，紅五軍一舉攻克高臺城。到21日，敵軍以優勢兵力瘋狂反撲，城池一時間成為血肉磨坊。擔任45團政委的張力雄，在東關、東城墻以及城東南角一帶組織防御，多次奔跑在最前沿。激戰中，一塊彈片打中他的左腿，劇痛襲來，他倒在陣地附近。

一位當地老鄉冒著危險，把他藏在夾墻之間的小空間里。墻體狹窄、潮濕陰冷，人只能側身蜷縮。正是這個不起眼的小夾墻，讓他躲過了敵人的搜捕。待部隊撤出，他才被悄悄轉移出去。后來得知，高臺終究失守，許多熟悉的戰友倒在城頭和街巷，能活下來的已經屈指可數。高臺血戰之后，他成了極少數生還者之一。每次回憶那段經歷，他的表情都會變得異常凝重，話不多，卻常常欲言又止。

二、太行山上的搭檔與豫北根據地

傷勢稍有恢復后，1938年3月，張力雄被送往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抗大不僅是培養軍事指揮員的熔爐，也是錘煉政工干部的搖籃。畢業后，他歷任抗大一大隊二隊隊長、一大隊政治處主任，隨后又擔任河南軍區第六支隊政委兼第六分區政委、太行軍區第七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轉戰華北抗日根據地。

1941年前后，華北敵后局勢愈發復雜。日軍“掃蕩”頻仍，國民黨頑固派中一部分人投敵成為偽軍，政權、武裝十分混亂。根據中央軍委指示，抗大總校決定組建一個獨立大隊，負責太岳地區干部培訓，張力雄被派往太岳軍區擔任政治委員。到了南寨，他帶領大家“邊干邊建校”，自己動手修教室、整宿舍，硬是在緊張環境下辦起了干部學校。

1942年5月，日軍對華北展開大規模“掃蕩”。獨立大隊一度陷入斷糧危險。幾番密議后，張力雄等人作出一個看起來極為冒險的決定——到日軍駐有一個小隊、碉堡堅固的村子“籌糧”。他們化裝進村，找到“維持會長”，一邊曉之以理，一邊講清利害，既指出抗日大局，又點明保鄉保命的現實。最終，“維持會長”不得不妥協，拿出三千多斤糧食，還用馬車、毛驢送到指定地點。短短四天，籌糧小組帶回糧食和兩只羊，緩解了燃眉之急。不得不說，這次“虎口籌糧”，既考驗膽量，也比拼謀略。

同一年，按照黨中央和北方局關于鞏固、發展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精神，太行主力部隊抓住國民黨頑軍大批投敵的機會，準備迅速挺進原頑軍控制區，開辟豫北抗日根據地。就在這種形勢下，時任太行軍區第五軍分區司令員的皮定均，與抗大第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張力雄，被指定搭檔，籌建太行軍區第七分區。

兩人當時都不過三十歲出頭，出身相近，經歷相似，都是從血與火中殺出來的指揮員兼政工骨干。1943年8月，八路軍129師一部在李達率領下發動林南戰役，太行軍區抽調約十五個團，向河南臨縣以南、輝縣一帶發起攻勢，殲滅偽孫殿英部、龐炳勛部七千余人，連克八十多個據點。戰役后，太行第七地委和第七軍分區正式成立，轄區包括安陽、輝縣、湯陰、滑縣等地。為了貫徹精兵簡政，分區領導層精簡到三人：司令員皮定均，政委兼地委書記高揚，政治部主任張力雄。三人通力合作，打仗、建政兩手抓。

值得一提的是，在豫北開辟根據地的過程中，智取林縣縣城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戰例。那時的林縣，駐有三個加強團和一個中隊，城墻高，外有炮樓，城外壕溝寬八丈、深九尺，守備嚴密。缺重武器、缺攻城經驗的部隊，如果硬攻，代價很可能極大。仔細權衡后，皮定均和張力雄決定用“智取”的辦法。

他們先在周邊散布消息，說八路軍主力準備調二十個團來攻打林縣，大張旗鼓進行攻城訓練，讓對手以為“大戰在即”。偽軍軍官信以為真，以為正面交戰肯定吃虧，決定留下部分兵力守城，主力趁夜突圍。等敵人開始向外突圍時，我軍適時對其進行佯追，主力卻突然回擊縣城，從東門一舉突破，將留守之敵各個擊破，最終全殲守軍。整場戰斗中，誤判敵情的是偽軍，下好先手的是我軍，布局和心理戰運用得相當巧妙。

一年多時間里，第七軍分區組織、參與大小戰斗數十次，殲滅敵偽及地方反動武裝數千人。在起燈山等戰斗中，他們一邊打，一邊吸收、改造地方武裝，組建起縣區人民武裝大隊，通過短訓提高戰斗力，使豫北抗日根據地由點到面、逐漸連成一片。戰斗間隙，三位主力領導干脆把鋪蓋搬到前沿指揮所，廢寢忘食地謀劃軍政工作。

也是在這樣的環境里，皮定均和張力雄變成了真正的“生死之交”。兩人既能在作戰方案上激烈討論，也能在分配物資時照顧對方的實際困難。戰區一旦遭遇災荒，分區領導干部就帶頭下地生產，自種自吃，與群眾同甘共苦。有人回憶，兩人常常一邊吃著粗糙的窩窩頭，一邊討論如何動員群眾、整頓部隊，語氣平靜，卻帶著咬牙堅持的決心。

三、中原突圍、生死之約與新中國建成后的曲折

1944年秋，戰爭局勢發生新的變化。9月，皮定均奉命調任八路軍豫西抗日先遣隊司令，開辟豫西根據地。臨行前，他把自己的唯一一部電話機推到張力雄面前，說是留作紀念。張力雄執意不收，兩人反復謙讓，最后改送一架德國望遠鏡。這件望遠鏡此后一直被他小心保存，既是紀念物，也是戰場上的實用品。

令人感到緣分微妙的是，很快兩人又在戰場重逢。1945年初，張力雄擔任河南軍區第六支隊政委，皮定均擔任第一支隊司令員，又一次在河南戰場并肩作戰。那年夏天，河南軍區發動伏牛山戰役，前指由皮定均、張力雄率領兩個團，插向伏牛山西段九道梁。他們先在傅店殲敵，再掉頭攻打車村，緊接著又拿下被子街，一口氣贏下三仗。

戰斗中，兩人往往緊貼前沿陣地指揮，冒著密集的槍彈，跟突擊隊一起趴在土墻后，手里拿著望遠鏡和地圖。伏牛山戰役中，僅用半小時就全殲敵一個團，這種速度與戰果，在當時條件下相當不易。

1945年6月下旬，河南軍區又發起登封戰役。大冶鎮是國民黨在豫西的一個重要據點，工事堅固。三支部隊合圍之下，戰斗持續二十多天仍未告捷。途中，皮定均負傷，張力雄多次勸他后撤治療，他卻遲遲不愿離開指揮崗位。直到上級下達“死命令”，他才無奈進院做了短暫治療。身上的傷口剛剛包扎好沒多久，他又重返前線，組織工人挖地道、安放炸藥，用爆破的方式將堅固寨墻撕開缺口，最終攻克大冶鎮。

1946年，內戰陰云驟起。6月，蔣介石調集八個整編師組成龐大兵團，企圖在短時間內圍殲中原解放區主力。6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電報，明確表示：“同意立即突圍，愈快愈好……生存第一，勝利第一。”這一天之后，中原突圍的序幕正式拉開。

中原軍區決定兵分南北兩路，從西部突圍。北路由李先念等率部行動，南路由王樹生等人率領主力西進。為了掩護大部隊安全突圍，皮定均所部第一旅承擔起艱巨的阻擊任務。在敵人投入二十多萬兵力重重合圍的情形下，僅靠七千多人的第一旅來遲滯、牽制，風險極大。

張力雄當時作為第三旅政委，帶部隊隨南路軍一同突圍。臨別前，他和皮定均都清楚，這很可能是一場兇險異常的戰斗。兩人相對而坐，在筆記本上互相寫下約定：如果兩人中有人犧牲，活下來的一方務必為對方舉行追悼會，親手送上花圈。寫完之后，兩人相視一笑，卻誰都沒有多說“再見”這類話。對他們來說，轉身就上路，是最自然不過的事。

中原突圍持續了近一個月。第一旅與敵人周旋，打了大大小小二十多仗，邊戰邊退、邊退邊打，既要防止被圍殲，又要吸引敵人火力。最終，第一旅于7月20日抵達蘇皖解放區，與華東部隊會師，粉碎了敵人的合圍計劃。這支部隊的突圍，后來被視為中原突圍的典型范例。

與此同時，張力雄率領第三旅隨南路軍突入武當山區，也在艱難條件下保全了有生力量。兩年之后，在淮海戰役期間，皮定均、張力雄在前線相見。提起當年那段“若一人生還必為另一人送花圈”的約定，兩人哈哈大笑，有人半打趣地說：“看起來，這個約定還是留到以后吧。”

新中國成立后，兩人的道路又有分合。張力雄先后擔任第13軍政委等職，部隊駐守西南地區，承擔鞏固邊防的任務。皮定均則出任福建軍區司令員，后調任蘭州軍區司令員，肩負守衛西北邊陲的責任。兩人都忙于各自工作，見面機會極少。

1955年，全軍首次實行軍銜制，皮定均因在中原突圍、解放戰爭多次戰役中的突出表現，被破格授予中將軍銜，年僅四十出頭，已在將星中頗為亮眼。那一年，張力雄的職務是正軍級，但因種種原因，只被授予大校軍銜。這一結果讓不少熟悉他的老戰友替他“鳴不平”。不過，他自己一向看得很淡。與那些倒在高臺城頭、草地雪山的戰友相比，他覺得能活下來已經是幸運，至于軍階高低，不必過多計較。

國家也沒有忘記這位老紅軍。1961年，干部軍銜調整時，他獲授少將軍銜，從此與“張力雄將軍”這一稱呼結下緣分。1966年以后，他調任云南省軍區政委，兼任云南軍管會副主任，在西南邊疆主持工作。這一階段，工作環境復雜、任務繁重，他在云南一直扛著擔子。后來，他調回北京，暫時離開一線崗位，在總參某招待所休整。

1970年代初，皮定均兼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后調蘭州軍區任司令員，1973年又在八大軍區對調中回到福州軍區出任司令員，腳步幾乎沒停過。正是在這幾番人事變動之后，才有了1975年春夏之交，在北京招待所那次頗為戲劇性的重逢。

那晚，兩人坐在一張擺滿文件的桌子邊上，既談往事，也談現實。皮定均聽說張力雄暫時“無職”，當場就有些急：“你可是老紅軍，黨了解你，我了解你，我要你。”語氣里帶著急切，也帶著多年戰友情誼。當天晚上，他便給總政治部主管干部工作的領導打電話，提出讓張力雄到福州軍區工作。

考慮到老戰友年紀漸長，又想到他老家在江西附近，皮定均提出一個更合適的建議：由其出任江西省軍區政委。張力雄沒有討價還價，只簡單表示服從組織安排。之后不久，中央軍委將正軍職以上干部任免方案報送中央，毛澤東在審閱時，看到了“張力雄”的名字，隨手寫下批示：“讓其擔任江西省軍區政委。”一句“讓他去江西軍區”，既是認可，也是一種信任的回歸。

四、毛主席批示后的江西歲月與遲來的“長征回響”

接到任命后，1975年6月，張力雄正式上任江西省軍區政委，隨后又擔任江西省軍區黨委書記、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對他來說，既是舊地，也是新戰位。四十多年前，他從江西出發踏上長征；如今，他帶著將軍軍銜，又在這片土地上重新肩負起新的責任。時局并不輕松，部隊管理、民兵預備役建設、戰備訓練，都有大量工作要做。他一頭扎進事務中，常常跑基層、聽匯報，逐步把原本有些松散的民兵預備役工作理順，戰備訓練水平也明顯提升。

1976年7月，他應邀前往福州參加軍區黨委擴大會議。會議結束的晚上，大家一起去梅峰賓館看電影，按座次，野戰軍、各省軍區領導原本要坐在后排，大軍區首長坐前排。皮定均堅持把張力雄喊到身邊，一同坐在前排。他們在黑暗的放映廳里低聲聊天，說到各自工作，也談到各自身體狀況。皮定均告訴他：“明天得去東山島協調三軍演習，之后還要趕到北京參加朱老總追悼會。你也好久沒回老家了，可以抽空回去看看。”話語簡單，卻透著一份替老戰友著想的心意。

兩人分別時，張力雄心里并不踏實。他知道皮定均剛做過手術，又有眼疾，工作又這么緊。他忍不住叮囑一句：“這次又是演習，又是真刀真槍，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遺憾的是，不到一天，這句叮囑就成了最后的別離。

1976年7月7日上午，一架由福州起飛、飛往東山島方向的飛機，在福建漳浦縣灶山附近失事，機上十三人全部遇難。消息傳到江西和北京，許多人難以相信。一位在戰火中多次九死一生的將領，最終倒在一次飛行事故中，享年62歲。一代將星，就此隕落。

得知噩耗后，張力雄悲痛萬分。在集體告別儀式上，他久久站在靈前，向昔日戰友鞠躬致敬。告別儀式結束后，他走近遺體，輕輕摸了摸皮定均的臉。曾經無數次并肩沖鋒的戰友，此刻靜默地躺在那里，無聲無息。兩人當年在中原突圍前的約定，這一刻終于要兌現——他親手獻上花圈，算是替老戰友完成了那句“活著的一方為犧牲者送花圈”的約定。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每當有人提起皮定均的名字，張力雄總是沉默片刻，眼眶微紅，有時甚至說不出完整的評價，只是重復幾句簡短的話：“他這個人啊，很講義氣，很靠得住。”這種簡練的話語，比任何煽情之辭更顯真切。

離開第一線崗位后，張力雄在1988年正式離休，定居南京。一位在槍林彈雨中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的將軍，終于有機會安靜下來。住在干休所里，他的生活十分樸素。電視機下擺放著一頭木雕牛，木紋簡潔，造型憨厚，他特別喜歡，總是對來訪者半開玩笑地說：“我呀，就是一頭革命老黃牛。”話雖輕，卻把自己幾十年的狀態概括得很直白——不挑活、不怕累，默默拉車。

在他的書房里，有一塊大約半人高的展板，上面是他親手繪制的《我走過的長征路線圖》。路線從江西出發，沿著湘江、遵義、雪山、草地一路延伸，旁邊密密麻麻寫著各地的戰斗、行軍距離、時間節點。隨著年歲增加，他的記憶有時也會出現些許模糊，可一提起“長征”兩個字，他仍然會放慢語速，一字一頓地說：“那可真是不得了……紅軍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累……”這樣的敘述沒有華麗辭藻，但熟悉他的人都明白，那些看似平淡的短句后面，是多少尸骨無存的戰友。

離休之后，他始終牽掛家鄉和后輩。2016年7月29日，已經百歲有余的他，將多年積攢下來的十萬元積蓄全部拿出，捐給家鄉障運村，用于設立獎學金，資助當地學生讀書。三年后，2019年12月15日，他又追加捐款一萬元。對普通人而言，十一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對一位長期生活樸素的老將軍來說，更是積攢多年的“家底”。他沒有選擇改善生活，也沒有為子孫多留什么，只是希望家鄉的孩子能多讀書、多走出去。

從閩西貧苦少年，到紅軍政委；從高臺血戰中的九死一生，到太行山上開辟豫北根據地；從中原突圍前的那句生死約定，到1975年毛澤東批示“讓他去江西省軍區”的那一筆點名，這條路走下來，已近一個世紀。張力雄用自己的經歷，給“老黃牛”三個字做了一個很具體的注解：遇事不張揚，關鍵時刻頂得上，待遇有高低，心里卻有一桿更重的秤。

他跨過槍炮年代，在沒有硝煙的歲月里依舊保持節儉、低調，把手里有限的積蓄轉化成一筆筆實實在在的獎學金。晚年已至，他仍時常提到“長征精神”，也時常提起那些再也見不到的戰友。對他而言，官復原職或軍銜高低，終究只是人生中的一段插曲，而在高臺城墻上、在華北村莊里、在伏牛山和東山島前線留下的那些身影，才是永遠放不下的牽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