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鄉村教師被判死刑，行刑前委屈大喊：我為江姐做過很多事

1953年7月的川南小縣城，暑氣正盛。榮縣城外的土臺上，人群擠得水泄不通，一個三十出頭、面容清瘦的鄉村教師被五花大綁推上刑場。他叫黃茂才，讀過幾年中學，按理說在村里算“文化人”，可此刻，他被當成“殺害江姐的劊子手”，要以死謝罪。就在行刑隊準備上前時，這個男人突然抬起頭，嗓子撕裂般喊出一句：“我是冤枉的，我為江姐做過很多事！”這一嗓子，讓現場不少人愣了一下，也改變了他后半生的走向。

要說清這句喊冤從何而來，糾纏其后的近半個世紀，又與重慶渣滓洞的一間牢房緊緊連在一起。

一、從逃壯丁到特務看守

時間往前推幾十年。1930年代末，四川鄉下兵荒馬亂，抓壯丁像催命符。黃茂才出生于榮縣楊佳人鄉，家里是地道的貧苦農戶，父親早逝，家境捉襟見肘。為了供他念完中學，家里東拼西湊，能賣的都賣了。17歲那年，中學一畢業，他就明白一個道理：再待在老家，不是挨餓，就是被抓去前線。

為了避禍，他只得獨自去了成都投親。年輕人當時哪懂什么政治，想的很簡單：找口飯碗，別被抓去送命。陰差陽錯之下，親戚把他介紹進了川康靖綏公署。這里是國民黨在西南的軍事機構，層層關系盤根錯節。黃茂才沒受過軍事訓練，又瘦又白，手里一桿好字，竟被看中做了文書。

在辦公室里抄寫文件、整理材料，對他來說，比端槍上戰場要安全得多。沒多久，他被提拔為少尉文書。再后來，由機關內部調往重慶，成了一名國民黨特務系統里的看守，被派到軍統駐重慶的監獄——渣滓洞。

從貧農子弟到軍統少尉，看上去是一路“飛黃騰達”。但熟悉舊社會的人都知道，這條路未必光鮮。沒有后臺，沒有軍功，他不過是大機器里的一個小螺絲。整日與囚犯、皮鞭和冷冰冰的命令打交道，心里既害怕，又茫然。試想一下，一個從地主家被人喝斥“不能在我的地里埋死人”的窮孩子，突然被推到這種位置，心里有多擰巴，不難想象。

事情的轉折發生在1948年夏天。

二、渣滓洞里的一次相遇

1948年7月，重慶悶熱得讓人透不過氣。那天輪到黃茂才值勤，一名女囚被押到了渣滓洞門口。他照例接過押票，低頭一看，上面寫著三個字：“江竹筠”。手指微微一抖，心里“咯噔”一下。

江竹筠，重慶軍統二處那邊早已傳得沸沸揚揚。這個女共產黨員，在徐遠舉的嚴刑拷打下，竹簽扎手指、老虎凳、電刑輪番上陣，就是咬緊牙關，一句話不松口。關于她的傳聞，在特務圈里既帶著恐懼，也帶著某種說不清的敬畏。

真正見到本人時，他有些意外。眼前的女人個子不高，大約一米五出頭，穿著一件略顯寬大的旗袍，臉色極度蒼白，眼眶發黑，眼白里布滿血絲。這樣的身子骨，竟能扛住那些酷刑，這一點，讓黃茂才說不出是震驚還是好奇。

按規定，他先讓對方登記。寫到籍貫一欄，江竹筠寫下“四川自貢大山鋪”。黃茂才脫口而出：“還遇到個老鄉呢。”對方只是冷冷抬眼，看他一眼，沒說話，目光里滿是不信任。

把江竹筠押到單獨囚室后，他低聲說了一句：“要是有什么需要，或者想買點什么，可以跟我說。”話剛出口，他自己都覺著別扭，不知道對方會怎么想。江竹筠只微微點頭，心里卻在琢磨：這人究竟是什么路數，為何態度不同于其他看守？

幾天后，江竹筠被轉入女囚室，與曾紫霞、李青林等人關在一起。一進門，她就悄聲打聽那個姓黃的看守。曾紫霞告訴她：“他叫黃茂才，人是我們爭取過來的，已經做了一些事。”

原來，一個月前，曾紫霞與男友劉國志被押來渣滓洞，登記籍貫時，她寫了“四川內江白馬店”。一旁的黃茂才看了一眼，笑著搭話：“那算半個老鄉了，我是榮縣楊佳人，離內江不遠。”臨走前，他悄悄留下了一句：“以后有需要幫忙的，可以找我。”

有意思的是，就這么一句看似隨口的話，讓兩位地下黨員看到了機會。他們慢慢跟他拉家常，了解他的出身。貧農子弟，中學畢業，沒有軍旅背景，陰差陽錯進了特務機關。這種經歷，在他們眼里，分明是可以爭取的對象。

于是，一場在牢房里的“教育工作”就這樣開始了。

在隨后的日子里，江竹筠聽完來龍去脈，給出了自己的判斷：爭取一個看守的意義不言而喻，但必須保護好他，不能讓他過早暴露。她提醒獄中同志，對他提出的要求要有分寸，將來關鍵時刻，說不定還要靠這個年輕人救命。

話不多，卻切中要害。

三、密信、毛衣與絕筆

渣滓洞的夜，悶得人發慌。某天夜里點名結束，人群散開的時候，江竹筠趁看守不注意，飛快把一小片紙塞進黃茂才的手心。他強作鎮定，等回到宿舍，關緊門窗，才小心攤開。

紙上寫著：“小黃，你還年輕，要多學習。我們知道，你也是對這個吃人的社會感到不滿的。只要你思想進步，多做對國家和大眾有益的事情，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早晚會給你出路的。”

這一段話不長，卻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他心里壓抑多年的一角。那晚，他輾轉反側，想起了少年時的情景：父親病死，家里沒錢買墓地，爺爺帶著他到地主門口下跪求地，卻被一句“我的地怎么給你埋死人”打回。最后，還是東家西家借債，換來了一小塊“巴掌地”。

這些記憶，本來被他硬生生壓在心底，如今被一句“吃人的社會”勾了出來。第二天，他走到女囚室門前，趁沒人注意，低聲對江竹筠說：“我同意信上的話。”說完，這個年輕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江竹筠也回以微笑，其實心里已經有了打算。

接下來，談話就不再僅僅是嘮家常。江竹筠問他：“你知道我們共產黨革命是為了什么嗎？”黃茂才搖頭。她慢慢講起農民翻身、結束地主剝削，也講國民黨統治下民不聊生的現實，說到“你被拉去當壯丁，不過是他們要你替他們賣命”，說到窮人生活無著落，這個原本只想混口飯吃的看守，聽得臉色越來越沉。

不得不說，這些話，他不是第一次聽，卻是第一次真往心里去。站在對面的是一個隨時可能被處決的女囚，她說起“窮人有飯吃，有衣裳穿”的未來時，那種篤定，讓人無處躲閃。

從思想上的接近，到真正承擔風險，只隔著一步。那一步，是遞出牢房的一封信。

當時，重慶地下黨的主要負責人中有人叛變，掌握的情報極其重要，若不能盡快傳到外面，黨組織可能會遭受難以挽回的損失。獄中同志急需一條聯系外界的線，大家最終把目光投向了黃茂才。

曾紫霞試探著對他說：“小黃，我們想請你冒一次險，幫我們帶封信出去。”這回，可不是買點日用品那么簡單了。黃茂才很清楚，一旦暴露，就是掉腦袋的事，所以猶豫難免。江竹筠和曾紫霞反復給他做工作，又幫他設計路線和掩護方式，說明如何才能不被察覺。

思前想后，他在第三天做出了決定。放風時，他移步到江竹筠身邊，低聲問：“信寫好了沒？”曾紫霞從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鄭重重復：“千萬要小心，不能出半點差錯。”這一次，黃茂才沒有再退縮，只說了一句：“放心，我一定送到。”

信件順利送達，外面的組織據此采取了緊急措施，避免了更大的損失。這件事之后，獄中同志對他的信任大幅提升。江竹筠明確告訴他，他現在已經是可以信賴的“自己人”，將來全國解放，會向上級報告他的功勞。

此后的一段時間里，他利用外出買菜、辦事的機會，頻頻往重慶大學醫學院女生宿舍跑，給一位名叫礦淑華的學生捎信。礦淑華則向他講解解放戰爭的形勢，介紹共產黨政策，還送給他一本《社會發展史》。黃茂才把書用報紙裹好，帶回宿舍，連夜翻看，用一支鉛筆在書頁邊寫下密密麻麻的批注。看完后，他又把書交還給獄中的同志們。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他幫忙的事情越來越多，風險也在增加。一次，他買來的報紙被一名地下黨員看得入迷，忘了按時去打飯，被看守發現，差點牽連到他。那名同志咬死說報紙是在角落里撿到的，挨了一頓毒打，卻守住了這個秘密。這一幕，黃茂才看在眼里，更加確定自己已經走進了另一個世界。

到了1949年，解放軍一路西進，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軍統機關開始頻繁殺害關押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試圖在潰敗前“滅口”。獄中形勢愈發緊張，大家都明白，時間不多了。

江竹筠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結局。她想給這個年輕看守留下一點紀念，也算是一種認同。曾紫霞提議：“天氣很快就冷了，不如給他織件毛衣。”這是在極端環境下，一個很樸素的念頭——他們能給的，不多。

等黃茂才值日路過，江竹筠把他叫進牢房，量了一下肩寬、袖長。他一頭霧水，不知道她們打什么主意。曾紫霞忍不住笑起來：“小黃啊，江姐說要給你織一件毛衣過冬，我們這是集體勞動。”李青林接著補充：“顏色買藍色的，還要找塊竹片削幾根釬子。”

這一刻，黃茂才幾乎說不出話。對于身在牢里的女同志們而言，一針一線都來之不易，她們卻拿這些寶貴的時間和心力，用在一個“看守”身上。這不僅僅是一件衣服，更像是一種鄭重的接納。

毛線買回來了，竹釬子也削好。女囚們見縫插針，一有空就織兩行。不到一周，一件藍色毛衣織好，針腳細密，沉甸甸地落在他手里。他雙手接過，輕輕點頭，那種復雜情緒，不用多說。

不久之后，大屠殺開始。1949年11月下旬，重慶解放前夕，軍統在白公館、渣滓洞集中屠殺大批政治犯。江竹筠被押赴刑場，年僅29歲。

然而在此之前，還有一封極其重要的信，托付給了黃茂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在北京宣告成立。重慶仍在國民黨控制之下，局勢越來越緊張。渣滓洞看守所的負責人已對黃茂才心存疑慮，加上他家中傳來母親病重的來信，上級批準他返鄉探親。在離開前，他來向江竹筠告別，問有沒有需要捎出去的信。

這一次，江竹筠沉思片刻，鄭重寫下了一封信，交給他，讓他帶到重慶市中山公園附近的育才小學，交給表弟譚竹安。這封信，就是她的絕筆。

信中，她托付三歲的兒子彭云，請舅舅代為撫養。她寫下對孩子日后的期待，希望他長大后能為新中國的建設盡力。她還特別提到黃茂才，說明此人已被爭取過來，經一年多考驗，是值得信任的同志和盟友。

譚竹安收到信件后，又轉交給江竹筠的姐姐譚正倫。譚正倫翻找許久，從箱底找出一張彭云的照片，托人帶回渣滓洞。那天夜里，黃茂才悄悄把照片遞給江竹筠。昏暗燈光下，她捧著照片，久久不語，只是靜靜地看著，仿佛要把孩子的模樣牢牢刻進心里。

不久之后，黃茂才離開重慶，趕回老家探望病中的母親。等他返回渣滓洞時，已是1949年11月，重慶城頭插上了紅旗。有人悄聲告訴他：四天前，一批共產黨要犯已被處決，其中就有江竹筠。他回到住處，反鎖門，把那件藍毛衣緊緊抱在懷里，哭得幾乎說不出話。

四、誤判、牢獄與遲來的昭雪

1949年重慶解放后，國民黨特務機關土崩瓦解，各地開始對原特務系統人員清查甄別。黃茂才這樣的身份，本就敏感。1949年底，他因“同情犯人，被視為不可靠”被遣返回鄉。

回到榮縣，他沒有遮掩自己的經歷，反而坦率地對鄉親說，自己在重慶為共產黨辦過事。那幾年，國家大力掃盲，村里只有他讀過中學，于是大家推舉他當鄉村教師，帶著一群孩子識字讀書。按常理說，這樣的日子，如果就這樣過下去，也算平靜。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1951年。那年2月的一天，他正在課堂上教孩子們寫字，忽然幾名公安人員上門，將他帶走。消息很快在小縣城傳開：黃茂才曾是國民黨特務，而且還被指認“參與殺害江姐”。

在群眾心中，江姐這個名字，早已與“英雄”“烈士”緊密相連。對烈士的敬仰，轉化成對“兇手”的憤恨，這種情緒可以理解。問題在于，案件查證過程中，并沒有確鑿的物證和人證，只是“有罪推定”的氛圍太濃，沒人愿意傾聽一個原特務出身者的辯解。

1953年7月20日，榮縣人民法院宣判：黃茂才，死刑。那就是前文所說的刑場場景。面對洶涌的人群，他在絕望中喊出那句：“我為江姐做過很多事！”這聲吶喊，并非精心設計的“陳詞”，更像是一種本能反應。他不是不怕死，只是不甘心就這樣含糊了結。

也許是他的情緒太真切，也可能是當場有干部覺得案情有疑。當日執行時，法院當場改變了判決，將死刑改為無期徒刑，并決定繼續調查。

然而，從形式上看，他仍然是“殺害江姐的兇手”。這樣的帽子，沉重無比。獄中對他的態度可想而知，有人辱罵、有人鄙夷，他每次想起江竹筠在渣滓洞的那些話，心里一遍遍默念：“一定要活下去，總有一天，自己要親手把這件事查清。”

帶著這股倔勁，他在監獄里表現出極強的忍耐力。對分配的勞動從不偷懶，對別人的誤解盡量不爭辯，別人刁難他，他就想辦法完成得更好。慢慢地，他贏得了一些管理人員的好感。1955年1月，他的刑期被改為有期徒刑15年，此后又幾次減刑。

在外面，他的妻子楊淑瓊扛起了整個家。她并不是不知道丈夫的“前科”，也聽過外面流言，但她選擇相信這個男人。她照顧老人，養育孩子，堅決不改嫁。村里人不理解，她只是說：“他不是那樣的人。”這種近乎固執的信任，支撐了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

1964年9月，再減刑兩年后，黃茂才終于重獲自由。按法律程序，他是“刑滿釋放”，但社會評價并沒有改變，仍然背著“殺害江姐”的陰影。更麻煩的是，作為被重點監督對象，他的一舉一動都有眼睛盯著，更別提輕易到重慶去找人求證。

后來，歷史又經歷了一段波折。他的名聲一再被翻出來，時常成為批判中的“反面典型”。這種長期的精神壓力，要換作別人，早已認命，甚至選擇逃避。然而他心里始終掛著一個念頭：當年在牢房里那些眼神、那些話，總不能白白消失。

1979年，國家對許多歷史遺留案件開始復查，他決定再試一次。他寫了三份申請材料，詳細敘述自己的經歷和在渣滓洞所做的事，分別寄往當地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接待他的人并不冷漠，坦言也愿意幫忙，但話說得很實在：“關鍵問題是，沒有證據證明你當年已被策反，這一點證明不了，復查希望不大。”

說到底，江竹筠、李青林等主要見證人早已犧牲，寫進檔案的內容又有限。沒有人站出來作證，一切都只是“自述”，難有說服力。黃茂才想來想去，覺得當年獄中的女同志中，只有一個人可能仍在人世，而且大概掌握不少細節——曾紫霞。

問題來了。漫長歲月過去，渣滓洞的舊人都各自散落，曾紫霞在哪，他毫無頭緒。

命運的下一次轉機，來得有些突然。

1981年5月的一天，郵遞員送來一封信，信封上寫著寄件人單位：重慶市烈士陵園紀念館。黃茂才拆開一看，是紀念館負責人盧光寫來的。信里大意是：他們在整理烈士檔案時，發現材料中多次提到“看守黃茂才”在獄中為黨組織做過不少事，希望他能到重慶當面核實情況。

對于已年近花甲的黃茂才而言，這無疑是一線生機。他立刻動身前往重慶，在烈士陵園見到了盧光。雙方對照檔案，他仔仔細細把渣滓洞的情況，從初到監獄、接觸江竹筠、傳遞情報，到離開重慶前的托付，一一講述。盧光聽完，問了一句：“老黃，建國這么多年，你都在做什么？”

這簡單一問，把他這些年的傷痕一下戳開了。他忍了很久的情緒，終于繃不住，當場大哭，把被判死刑、改無期、坐牢、監督勞動的經歷斷斷續續說出來。盧光聽后非常氣憤，直言：“這樣下去不行。你得去成都一趟，曾紫霞現在在成都中醫學院教書。她要是給你寫證明，你的事情就有轉機了。”

這句話，幾乎像是在陰霾里拉開一扇窗。

沒過多久，他趕到成都中醫學院。有人帶他到一位女教師面前，對方戴著眼鏡，穿著樸素，正看著他，語氣認真：“你找誰？”黃茂才盯著她細看，心跳得厲害，連連確認：“你是曾紫霞老師？”在得到肯定答復后，他的聲音有些發顫：“曾老師，我是渣滓洞的黃茂才啊！”

對面的女教師愣了一下，隨即大受驚動。多年記憶涌上心頭，她馬上把他請回自己家里。聽完他這一肚子委屈與遭遇，曾紫霞氣得在屋里走來走去：“這算怎么回事嘛？怎么能把一個在革命中有特殊貢獻的人這樣糊里糊涂折騰幾十年？江姐在九泉之下也難安。”

她當即表示，要幫他澄清事實。

接下來，她開始聯系當年的知情者，撰寫詳細的證明材料。內容包括當年在獄中爭取黃茂才、委托他傳遞情報、給他織毛衣、江竹筠絕筆信中對他的評價，以及后來獲釋出獄時對他的回憶等等。一份又一份材料，被整理成冊，交到了有關部門手中。

1981年11月至12月，榮縣方面成立專門調查組，派員到重慶、成都等地，走訪幾十名當事人，查閱大量檔案。調查人員從烈士陵園、黨史部門、當年相關單位找出了零散記載，再與各方證言一一比對。經過嚴謹的核查，事實逐漸清晰：

黃茂才，確曾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看守，但在渣滓洞期間，經地下黨長期爭取，已站到黨組織一邊，多次為獄中共產黨人傳遞重要情報，還為解救烈士子女、保護相關人員做出貢獻。所謂“殺害江姐的兇手”這一罪名，與事實完全不符。

1982年4月12日，法院正式作出結論：撤銷原有刑事判決，為黃茂才平反昭雪。同月，榮縣政協增補他為政協委員，每月發放生活補助。這個消息傳開后，許多曾經對他冷眼以對的人，才恍然意識到，幾十年的偏見原來是建立在錯誤信息之上。

從1948年江竹筠被押渣滓洞算起，到1982年平反，這個名字在歷史陰影里兜兜轉轉三十多年。對當事人來說，每一天都是煎熬；從歷史角度看，能有這樣的糾錯能力，已屬難得。

199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環境逐漸平穩，黃茂才的身份也有了新的角色。他頻繁應邀到學校、機關、部隊作報告，用親身經歷給年輕人講解那段歷史。有意思的是，他每次講起江竹筠，語氣很少高聲激昂，反而顯得克制，只是反復強調：“江竹筠是真實存在的人，不是小說里的形象，她受的罪、做的事，都是一件件發生過的。”

1997年10月，重慶烈士陵園要對渣滓洞舊址進行修復，需要熟悉當年布局和細節的人提供指導。紀念館特地請這位當年的看守，再次參與。此時，他已經73歲，頭發花白，走路也不再利落。

重回渣滓洞，他一步一步走過舊日的通道，從大門到囚室，從監號到操場，每一個拐角都喚起記憶。走到當年女囚關押的那間牢房外，他停了很久，眼圈發紅。片刻之后，站穩身子，深深鞠了一躬。

許多事情，從那一刻往回看，線索才算徹底接上。江竹筠在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被捕，1949年犧牲；黃茂才1919年出生，17歲讀完中學，因逃壯丁進了特務機關，1948年與江竹筠相遇，1953年一度被判死刑，1982年沉冤昭雪，1997年再次站在渣滓洞的門口。這一長串時間節點，串起的是舊社會的殘酷、戰爭年代的復雜人性，也折射出新中國對歷史問題逐步厘清、糾正的過程。

從一個被誤認的“劊子手”，到被證實曾冒險相助革命者的“看守”，黃茂才的一生，說起來只是大時代中的一個小故事，卻讓人很難輕描淡寫。畢竟，在渣滓洞那樣的地方，選擇轉身，意味著賭上性命；在1953年那樣的背景下，喊出“我為江姐做過很多事”的聲音，又很容易被淹沒。歷史沒有刻意拔高誰，也沒有刻意貶低誰，只是慢慢把塵土撥開，讓原本該屬于誰的位置，回到它應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