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輪船招商局看嶺南商人的歷史貢獻

來源：羊城晚報

　　□ 戴鞍鋼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當我們把目光投向綿延千年的中國對外貿易史，就會發現：海洋不僅連通世界、激蕩文明，也深刻塑造了中國經濟社會的演進軌跡。

　　江南文化孕育的上海，地處東海之濱、面向太平洋；嶺南文化滋養的珠江三角洲，瀕臨南海、商貿興盛。兩大區域皆因海而生、依海而興。近代上海開埠通商，使江南與嶺南在同一時代舞臺上相互激蕩、彼此匯流；而以歐美近代商業文明為背景的“西學東漸”，更為這種地域文化與貿易網絡的互動，提供了新的動力。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中國人創辦的第一家近代輪船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在上海誕生并發展壯大，其中，來自廣東的商人與航運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成立與經營，成為近代中國文明交流與航運貿易轉型的重要歷史見證。

　　傳統漕運危機與江南商界的“知識時差”

　　植根于江南文化沃土的上海，有著源遠流長的海洋文化因子。唐宋時期，上海地區就有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的青龍港和青龍鎮。近年來廣受矚目的青龍鎮遺址考古發掘（被列為“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出土了大量文物，確證了其作為唐宋重要貿易港口的地位。至清代中葉，黃浦江邊的十六鋪港埠和上海縣城，已有“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的美譽。

　　近代以后，伴隨著“西學東漸”的浪潮，西方的堅船利炮與近代輪船進入中國海域。相比于傳統的木帆船，西方輪船在速度與載重量上的優勢是絕對的。清代有所謂“三大政”，即漕運、鹽政與河工，其中維系王朝經濟命脈的南糧北運（漕運）體系，長期依賴江南水系特有的平底沙船承擔運輸。但在外洋輪船的沖擊下，傳統的沙船業遭遇嚴峻挑戰。

　　1871年，直隸發生嚴重水災，京城迫切需米，但當時的傳統沙船業已趨凋敝，無力承運漕糧北上。嚴酷的現實迫使晚清政府與商界必須尋找新的解決方案。上海的沙船商人在籌備自辦輪船企業以應對外資航運壓力的過程中，獲得了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批準與支持。1872年12月23日，李鴻章奏準清廷設立輪船招商局，并于1873年1月17日在上海正式開業。其初衷非常明確——“挽回利權”，以確保漕運和沿海貿易的命脈不完全假手于外商。

　　招商局初創時，負責籌備的是出身于江蘇寶山沙船業世家、時任浙江海運局總辦、候補知府的朱其昂。朱其昂等人雖然精通傳統沙船業務，但在面對西方近代企業的股份制運作、資本籌集以及國際航運規則時，卻顯得力不從心，暴露出當時江南商界在應對現代商業制度時的“知識時差”。盡管他“習知洋船蹊徑”，但在上海商界人脈不廣、號召力有限。

　　一場“及時雨”：嶺南商人的入局與制度移植

　　在這一關鍵時刻，大批隨著五口通商向北推進的廣東商人，成為了中國近代企業發展的一場“及時雨”。1873年5月，李鴻章果斷聘請在滬的粵商唐廷樞、徐潤加入輪船招商局，由唐廷樞任總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等為會辦。

　　嶺南地區在對世界的交往，特別是與歐美國家銜接的廣度與深度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先發優勢。在“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中，嶺南商人最早接觸并吸收了西方的商業規則與企業制度，并將其轉化為自身的經營本領。

　　唐廷樞和徐潤的家鄉，正是嶺南文化孕育的珠江三角洲的香山縣，更是當時廣東“風氣最開通的地方”。他倆很早就浸潤搏擊中外貿易商場，已積累的經驗、知識、技能、眼界和人脈，遠非國門初開的上海沙船商人等所能比肩。

　　以唐廷樞為例，他早年曾在香港的教會學堂求學。還在鴉片戰爭前，為了中外貿易的需要，華南沿海已流行著所謂“廣東英語”；正是為了適應廣東人與外國人做生意的實際需要，他在1862年（30歲時）精心編撰出版了《英語集全》。這不僅是一部面向商貿往來的實用英語讀本，也是一部系統介紹西式商業與社會知識的英語教材，共分天文地理、日常生活、工商業、官制、國防、買辦問答等六卷，并用粵語注音。這種跨語言的微觀交流工具，是中外貿易文明交融的生動畫像。在加入招商局之前，唐廷樞還曾與英商合資開辦東海輪船公司，在首批入股的1650股中，華商股份占935股，其中唐廷樞一人就有400股。他還曾出任該輪船公司的襄理。

　　另一位香山人徐潤，同樣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他的叔父徐榮村，早在1851年便率先將中國湖絲運往倫敦，于首屆世界博覽會上參展，讓中國物產在國際舞臺大放異彩。徐潤本人“年十五來滬上，棄書習賈，業絲茶二十年，中外人士交相推重”，他不僅曾是美商旗昌輪船公司的股東，在受命加入招商局后，更是毅然“即將向做茶葉等生意概行停止，以專局務而免分心”，為招股、攬載煞費心力。

　　唐廷樞、徐潤等嶺南商人的加入，為招商局帶來了至關重要的商界人脈與近代資本運作經驗。對于這項人事變動，上海報界給予了高度評價，1873年6月9日的《申報》以《輪船總辦有人》為題稱贊：“輪船招商局向系朱君云甫辦理，李節相已改委唐景星（注：唐廷樞字景星）總辦矣。按，唐君閱歷外務，洞悉西船運載法制，以此任屬之，真可謂知人善任者也，想輪船公事從此日見起色，其利益豈淺鮮哉？”

　　“粵人經商、蘇人理漕”：大航運貿易網絡的崛起

　　隨著唐廷樞、徐潤等人的全面操盤，招商局形成了近代企業史上極其經典的一幕——“粵人經商、蘇人理漕”。

　　這是一個兩種地域文化巧妙銜接、互補共進的生動案例。由更熟悉國際規則、擁有廣泛人脈的嶺南商人，負責招股、攬載等全盤商業運作；由熟悉傳統官府運作和漕運體系的江南士商，負責處理官務和漕運。

　　這種合作，從根本上體現了近代江南商人務實而開放的心態——一旦認識到自身在“西學”和近代經營上的短板，便豁達地讓更能干的嶺南商人來掛帥。同時，這也展現了嶺南商人極強的制度移植與資本號召力。在唐、徐二人的苦心經營下，大量資本涌入招商局，當年（1873年）《申報》便驚呼：“查此局近殊盛旺，大異初創之時，上海銀主多欲入股份者。”時人亦有云：“昔年招商局朱其昂始創，只有輪船四艘，為運漕而已。后經唐廷樞、徐潤接辦，推廣航路，招集商入股者，粵人十居其七。”1881年，招商局順利招足了額定資本100萬兩。1879年底，唐廷樞在致函盛宣懷時無比自豪地回顧：“接辦之時，商股全無，至今股份將及百萬，每股百兩，計七年已分回利息七千兩。”

　　更為壯闊的是，在江南與嶺南商人的攜手并進下，中國近代的大航運貿易網絡被大大激活。他們突破了外資輪船公司的壓制和阻撓，不僅將沿海干線以上海為中心，迅速向北延伸至煙臺、天津、牛莊，向南拓展至福州、廈門、汕頭、廣州及香港，幾乎貫穿中國綿長的海岸線；更將航運網絡深入漢口、宜昌等長江內河體系。這種“沿海干線+內河網絡”的布局至關重要，它極大地增強了沿海經濟對廣袤內地的輻射力。

　　在此基礎上，招商局的航線更是延伸至日本長崎、神戶，以及南洋乃至美國檀香山等地。這一創舉，極大地撼動了外商的航運壟斷。總理衙門章京顧肇新曾評述招商局的崛起：“與太古、怡和鼎峙而三，使其利不盡為外人所攘奪，所謂收回利權者，用意實在于此。”英國人在滬辦的《北華捷報》則曾抱怨：“成立輪船招商局原則上是為了中國人，為了盡可能將沿海的商貿發展控制在中國人的手中，只是這個公司過于實現后面的部分了。”

　　兩地商人的精誠合作，真正實現了“挽回利權”的初衷，也為日后中國豐富的本土物產（包括“廣貨”）走向世界，提供了不受制于外商的近代化物流與資本保障。

　　歷史的回響：交融互鑒的時代啟示

　　近代中國人辦企業者眾多，但像輪船招商局這樣歷經風雨、經營成功的卻屈指可數。其中，江南文化與嶺南文化的融匯互鑒，無疑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今天，當我們漫步上海著名的外灘萬國建筑群，在那些曾經外商林立的中心地段，依然屹立著一棟巍峨的百年建筑——著名的輪船招商局大樓。早在1877年，蘇州士人潘鐘瑞造訪此樓時，便在日記中留下了極其生動的現場感：“屋凡三層，就兩層之樓已極寬敞，幾席齊排。臨窗一觀，正對黃浦，下接碼頭，一切安便。”

　　這棟屹立百年的大樓，宛如一種歷史的象征。它見證了在千年貿易的文明交流中，中國商人如何以務實、包容的心態，攜手迎接外部世界的嚴峻挑戰；它見證了中華文明如何吸收“西學東漸”的先進企業制度，在洋商占絕對優勢的競爭中，硬生生拼下了一個立足之地。

　　追溯源頭，上海開埠后得江南文化與嶺南文化融匯之機，滬粵兩地的有識之士功不可沒。回顧這段由海洋孕育、在激蕩中前行的中外貿易史，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中國近代經濟轉型的深刻視角，更為今天跨區域的經濟協同，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歷史參照。挖掘和利用江南與嶺南文化中開放、務實、創新的歷史底蘊，必將為今天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及“廣貨行天下”的遠洋航程，提供深厚的歷史啟示。

　　（本文作者戴鞍鋼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2025年11月28日，作者曾在由上海市社聯、廣東省社科聯、廣州市社科聯聯合主辦的第三屆“江南文化·嶺南文化”對話中，作“江南文化與嶺南文化的融匯——輪船招商局的成立和經營”相關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