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年初,西南邊陲的一個軍營里,許多戰士剛剛結束新兵集訓,正忙著清點裝備、打包藥箱。那一年,中國對外援建公路的消息,在部隊里傳得很快,只是多數人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編入出國分隊。等到點名名單下達到連隊,不少青年戰士心里一熱,卻又有些忐忑——要去的地方,是老撾北部的山區,任務,是為修筑新東線公路提供醫療保障。
那支隊伍中,有一所編號為145的野戰醫院。醫院里,外科、內科、護理、化驗、炊事等崗位一應俱全,卻沒有人真正踏出國門執行過這種長期援外任務。簡單集訓之后,分隊悄然出發,沿著山路一路向南,轉乘火車、汽車,再步行進入老撾境內。等到營地搭建完畢,天已經完全黑透,只能聽見遠處林間的蟲鳴聲,和不時傳來的炮聲回響。
新東線公路的施工,分為幾個工程團,主要集中在勐塞、瑯勃拉邦一帶。145野戰醫院的任務,就是為修路部隊和周邊百姓提供醫療救治。看似只是醫療保障,實際卻與筑路進程、人員安全緊緊綁在一起。那時,許多年輕衛生員剛學會熟練扎針、配藥,就被推上了這一線。
有意思的是,在那片陌生的山林里,戰士們一開始最不適應的,并不是辛苦的工作,而是那種突然切斷與祖國的距離感。聽不到熟悉的廣播,看不到家鄉的山川,只能在空余時間,對著簡易的營房、粗糙的木床發呆。直到第一批重傷員被緊急送來,野戰醫院才真正進入戰時狀態。
一天下午,一輛解放牌大卡車在塵土飛揚的簡易公路上急速駛來。車還沒停穩,車廂里的人就一邊喊一邊往下跳,把一位全身被血水和泥漿浸透的傷員抬下車。筑路時車輛意外傾斜,重物倒塌,將他牢牢壓在下面,造成嚴重擠壓傷,送到醫院時已經處于休克邊緣。
外科組迅速會診,輸液、給氧、止痛、監測心跳,手術室里燈光刺眼,空氣里充滿消毒水味道。走廊上,醫護人員自發聚攏,血型合適的幾名戰士早已擼起袖子,隨時準備獻血。那一刻,人人心里都很清楚,時間就是生命,可惜傷勢太重,搶救幾個小時仍無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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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有人悄悄說起,那名戰士與不少在場人同年入伍,剛穿上軍裝沒幾年。沒有沖鋒號,沒有敵軍襲擊,只是在一個平常工作日里為援老筑路倒在工地。對他這個年紀的年輕兵來說,生命戛然而止,只留下記載在戰備日記上的一行字。
在援外部隊中,人們習慣把為完成國際主義任務而犧牲,視為“死得光榮”。但不得不說,另一種犧牲,卻帶有明顯的僥幸與無知色彩,令人唏噓。
一、山林營地里的悲劇與教訓
145野戰醫院駐扎地在山區,周圍多是叢林和丘陵。走出營區沒多遠,就能在草叢里發現銹跡斑駁的彈片,或是埋在泥里的炮彈殘骸。這些,是法國殖民者在老撾留下的戰爭痕跡。大多數戰士對這些鋼鐵殼子既好奇,又警惕,有的老兵反復叮囑新來的:“遠點看,別動手。”
那時,營區流行一種“手工藝品”,有的老兵會把撿來的廢棄炮彈殼拆開,把銅制彈殼拿去車床上加工,打磨成亮閃閃的花瓶。花瓶確實好看,擺在連隊文化室里也算是“戰地紀念”。只是這種做法,風險極大,每做一次,都在與火藥殘留較勁。
有一個叫李富民的戰士,四川人,1971年入伍,個子不算高,卻很敦實,說話愛帶玩笑,人也爽直。平日值勤干活都能搶在前頭,可在安全意識上,卻有點漫不經心。午休時,他居然抱起一枚炮彈,到操場上用鐵錘輕輕敲擊,打算把彈體和彈殼分離,弄個“紀念品”。
旁邊幾名戰友見勢不對,趕緊圍上去勸阻,有人直說:“這玩意兒不能敲,前面有人試過,太危險!”李富民不以為然,還半開玩笑地頂了句:“哪有那么巧嘛,死了算求。”一句話,把眾人的勸告都頂了回去。那時他怕是沒想到,真正要命的,有時就是這點倔強和不信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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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眾人還在皺眉搖頭的時候,意外驟然發生。炮彈在連續敲擊下突然爆炸,巨響震得周圍耳朵一陣發鳴,煙塵直沖半空。等同伴反應過來沖過去人已倒在血泊中,現場慘不忍睹。大家手忙腳亂地把他抬往手術室,醫生緊急搶救,但損傷程度過重,最終回天無力。
這起傷亡事故,立刻被援老筑路指揮部通報批評。那幾個曾經鼓搗過炮彈的戰士,被逐一叫去談話,安全教育再三重申。多年以后,當年也拿錘子敲過另一枚炮彈的鐘水生,再回憶起這件事時,還會不自覺打個寒戰。不得不說,這樣的教訓,很重,也很痛。
營地里關于安全的規定,從此更加細致。夜間巡邏路線、哨位交接、物品存放,都要反復核查。每當新兵到隊,老兵總要舉這個例子,告訴他們:在戰區,活得長久,光有勇氣遠遠不夠,還得時時給自己拴條“安全繩”。
二、異國山村與中國軍醫
老撾北部山區氣候潮濕,地形復雜,村莊多散落在山間洼地。當地農作方式仍然停留在比較原始的階段,靠天吃飯的意味很重,遇上收成好的年份,一季糧食就能養活一家人好幾載。平日走在田埂邊,很少見到機械的影子,多是肩扛手提的身影。
當地民眾多信奉佛教,性情溫和,對來援建公路的中國部隊既好奇,又尊重。那一帶治安狀況相對單純,偷盜之事幾乎聽不到。婚姻方面的風俗觀念,與中國內地當時的做法也有差別,村里年輕人結婚與否,往往更多遵從本地習慣。
援老部隊紀律極嚴,明確規定不得拿老撾群眾的一針一線,也不準私下用物資交換生活用品。因為任務性質特殊,醫院和工程團與當地接觸的機會不少,卻被要求保持一定距離。多數時候,是老撾村民走進營區,而不是中國軍人主動到村里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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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不通是一大難題。部隊里只有少數翻譯,日常接觸更多依靠手勢和簡單詞匯。為了表達尊重,有的醫護人員特地學了幾句老撾語,用來打招呼或致謝。老撾人缺醫少藥,村里常見瘧疾、腸道疾病、外傷感染,一旦聽說中國軍醫可以免費看病,前來求診的人漸漸多起來。
臨時搭起的診療帳篷里,常有這樣的場景:一邊是穿著中山裝或軍裝的中國醫生,一手拿聽診器,一手比劃動作解釋病情;另一邊是神情緊張的老撾人,半懂不懂地聽著,卻滿懷信任地把胳膊伸出去扎針。藥品有限,但能做的檢查和治療,總要盡力做到位。
老撾當地不會大規模種菜,伙食結構單一。援建部隊從國內運來罐頭、干菜等作給養,豬肉罐頭、花生米、海帶干貨,在中國兵眼里吃久了有些膩,卻在老撾人眼里分外新奇。每當開飯,炊事班門口常有幾位當地中青年婦女站在那兒,笑瞇瞇地看著戰士們洗菜、和面、炒菜。
她們往往先熱情地打招呼:“梗考鳥?”意思是“吃飯了嗎?”炊事員會禮貌回答同樣一句“梗考鳥”,算是簡單寒暄。有時炊事員以為她們是想要點吃的,就主動遞過去一點點心或蔬菜,結果對方卻連忙擺手,笑著后退幾步,轉身又站回原地看。
這種看似不解的舉動,讓不少戰士心里犯嘀咕:她們到底想干什么?多年以后再回頭看才發現,她們更像是在“觀察”,在打量這群來自中國的軍人,想弄清楚這些人為什么總能弄出香噴噴的飯菜,卻不見他們下地干農活。
部隊和當地的文化互動,并不僅限于日常接觸。每年春節前后,中央和軍委都會派慰問團到老撾慰問援建部隊,也順帶為當地群眾帶去文藝演出。1975年3月的一場演出,成為不少人至今難忘的一幕。
那天,營區大操場臨時搭成舞臺,中方官兵站成整齊方陣,當地人則擠在周圍的空地和樹下,男女老少混在一起。第一個節目是古彩戲法,只見演員披著寬大的長袍,身邊站著兩個助手舉著彩色毯子。隨著毯子一擋一收,桌上不斷出現魚缸、花瓶,最后竟在空空的盤子里“變”出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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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圍老撾觀眾驚呼聲一片,許多人低聲議論,臉上寫滿不敢置信。恰好145野戰醫院的翻譯坐在一旁,有戰士好奇地問:“他們在說什么?”翻譯忍不住笑了,說大意是:難怪中國人不用種地,不見勞作,卻吃得好穿得好,原來是有“神仙”替他們變東西。
這句話,聽得在場不少人一愣,緊接著心里一熱。原先不明白當地婦女為何總在炊事班門口張望,現在似乎也有了答案——她們觀察的不只是食堂,更是在想象一種前所未見的生活方式。對她們而言,中國軍人的生活,就像變戲法一樣,既神秘又吸引人。
在這種樸素的誤解背后,有戰爭留下的貧困和落后,也有對災難中“更好生活”的本能向往。援建公路、提供醫療、贈送種子和菜苗,對于忙碌在一線的戰士來說也許只是工作內容的一部分,對當地人而言,卻實實在在改變了身邊的日子。
三、養豬、站崗與女兵的成長
援老部隊的伙食供應,主要依靠國內運來的糧食、干菜和罐頭。為了逢年過節能改善生活,部隊決定自己養豬,增加一些新鮮肉食。問題是,沒有專職飼養員,只能從衛生員、護士、醫生、炊事員中輪流抽人頂上。每半年進行一次輪換,誰也不敢說自己能躲得過去。
豬圈修在離食堂幾百米遠的地方,既要考慮衛生,也要防止氣味影響營區生活。圈里少則十幾頭,多時能到三十多頭。每日兩頓豬食,每頓要挑四五擔。晴天尚且還好,路雖泥濘卻還能看得清腳下;一到雨天,山路濕滑,人一不留神就是一個踉蹌。
挑擔人摔跤的情況并不罕見,有戰士一屁股坐進泥塘里,手中的扁擔、豬食桶滾出老遠,人還沒緩過神來,就被旁人笑著拉起來。搖頭苦笑一陣,擦擦臉上泥巴,又得把撒了一地的豬食重新收拾。久而久之,大家開始想各種辦法避免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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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炊事員干脆把鞋襪脫掉,赤腳挑擔,十個腳趾牢牢抓住泥地,反而比穿鞋更穩。不少人試過之后發現,這招挺管用。有人半開玩笑說:“要不是親眼看著這些豬長膘,真想不通自己堂堂軍醫,居然在老撾當起了養豬能手。”
豬吃的東西,也頗有特點。人都難以吃到新鮮蔬菜,只好把砍來的芭蕉樹芯剁碎,和剩飯混合煮熟喂豬。為了這些樹芯,炊事員和戰士得經常深入密林。熱帶雨林里濕氣大,螞蟥成群,只要聞到熱氣,就悄無聲息地爬上皮膚。等到回營、脫衣服時,看見細長黑蟲正鼓著身子吸血,很多人都忍不住打個寒噤。
尤其是女兵,一開始面對這樣情景,往往會下意識尖叫,臉色發白。有一次,某位女兵在密林里被螞蟥叮在極為尷尬的位置,一時不敢讓別人幫忙,只能自己咬牙處理。那一瞬間,羞窘和恐懼混在一起,但很快又被一種倔強壓下:身處前線,哭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值得一提的是,這批援老部隊中,女兵的任務并不比男兵輕。除了護理、檢驗等專業工作,她們照樣要輪流站崗巡邏。剛到老撾的第一晚,營地四周還未完全熟悉,警戒線剛剛劃定。上級交代周邊十五公里內相對安全,沒有大股敵對武裝活動,但也不能掉以輕心。
那晚,安排兩名女兵擔任第一個夜崗。手里沒有槍,只配發警棍和哨子。換崗前,簡單訓練時,有人提到兩年前發生過的一件事:某野戰醫院曾有兩名女護士值夜班時,被敵特趁夜襲擊,用麻袋套住帶走,自此下落不明。故事在軍營里流傳甚廣,雖經證實細節不盡相同,但留下的震懾卻是真實存在的。
站在昏黃的燈光下,耳邊只有風吹樹葉的沙沙聲,遠處偶爾傳來狗叫和蟲鳴。想象中可能出現的黑影,似乎隨時會從草叢里鉆出。有人低聲對同伴說:“可別真來人啊,咱連槍都沒。”另一人硬撐著回答:“守住位置,天一亮就好了。”兩人一邊相互打氣,一邊緊盯四周,直到下一班崗前來接替。
漫長的援外歲月里,這樣的緊張時刻,并不算罕見。只是隨著時間推移,人心漸漸穩下來,遇事也更懂得觀察、判斷,而不是一味地依賴想象。可以說,老撾的山林,不知不覺磨礪了一批女兵的心性,讓她們在看似瑣碎的日常中悄然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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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個人的努力與集體的評價,也在悄然交織。養豬、站崗、下鄉巡診,這些瑣事堆在一起,構成了援老野戰醫院的日常。有的醫務人員在這樣的環境中,始終咬緊牙關,不肯松勁。工作中主動承擔重活累活,政治學習時積極發言,在病人面前保持耐心細致,在組織面前又堅持原則。
在這樣的表現之下,有人被列為發展對象,在老撾戰地入黨。立功評優時,除了戰傷救治成績,長期堅持苦活累活、在艱苦崗位上不叫苦的人,也逐漸被提到前臺。三等功的證書,往往伴隨著“工作積極肯干”“不怕吃苦”等簡練評價,但背后是一段段汗水與泥濘。
服役期滿、任務告一段落后,援老分隊陸續回國。1976年前后,145野戰醫院等單位按計劃撤回,人員重新分配。參與援外任務、表現突出者,獲得提干機會的不在少數。從戰士到干部,職務變了,肩上的擔子也隨之變重。
獲提干之后,有人被推選為地方人大代表。1978年選舉貴州省第五屆人大代表時,就有援老歸來的軍隊干部當選。這類經歷,在當時并不多見,卻也說明前線經歷得到組織認可。后來還有人轉業到地方,如1987年轉至上海,進入房屋土地資源管理部門工作,歷任黨辦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等職。
這些履歷,如果單獨拿出來看,就是一條普通的從軍從政軌跡。但追溯到源頭,會發現其中不少關鍵節點,都和那段老撾山林里的經歷有關。組織在考察一個人的時候,不只是看嘴上說什么,更看在困難面前的選擇,看在無人關注時的堅持。
四、援外歲月留下的痕跡
老撾援建任務持續數年,145野戰醫院在當地的工作,也不僅僅局限于救治中國工兵。有時,當地鄉民遭遇重病或難產,被家屬用擔架抬到營地,希望得到幫助。醫院接診時并不區分國籍,只要條件允許,都會盡量救治。這樣的舉動,慢慢在周邊村寨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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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人不會種菜的情況,也在中國軍人的幫助下有所改觀。醫院和工程團把從國內帶來的各種蔬菜種子分一些給村民,教他們如何翻地、施肥、澆水。起初,有人半信半疑,看著中國兵往地里撒下一把把細小種子。等到幾個月后,綠油油的菜葉一片片長出,老撾鄉民才真正意識到,這些“不會下地干活”的外來人,還真懂得從土里要東西。
晚上放映電影,是另一個讓當地人念念不忘的活動。電影機架在操場一角,白布幕一掛,周圍就站滿了人。工程兵、衛生員、翻譯,擠在一起看國產故事片,而老撾觀眾看不懂對白,更多是被畫面吸引。銀幕上的城市街道、工廠機器、整齊的方隊,與他們現實中的村莊形成鮮明對比,自然引發不少遐想。
在這種零碎卻密集的接觸中,中國援外人員在老撾留下的,不僅是公路、橋梁和簡易醫療記錄,還有許多在普通人口口相傳中的形象。穿草綠色軍裝、說話帶口音、工作嚴謹、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會看病會修路,這樣的標簽,讓他們在許多老撾人心中成了一個很特殊的群體。
對參與其中的人來說,那三年多的經歷,裝進行囊的是勛章、獎狀,還有路途上匆匆合影的照片;埋在心里的,則是事故現場的慘烈畫面,是夜間站崗時的緊張,是第一次獨立完成手術時的壓力,也是與當地百姓用手勢交流時那種微妙的親近感。
有人在后來調入城市機關,長期在辦公室里處理文稿、公文和會議材料,日常工作與昔日在熱帶雨林中的奔波,仿佛毫不相干。但只要偶然聽到“援老筑路”“野戰醫院”這些詞,記憶深處的畫面就會被迅速喚起:密林深處的芭蕉樹、泥地里的腳印、簡易豬圈的氣味,還有操場上變戲法時騰起的火焰光亮。
那段歷史,放在新中國對外援助的大背景下,并不顯得格外突出,卻真實存在;放在個人命運的軌跡中,卻往往是一條明顯的分水嶺。從參軍、出國,到回國提干、轉業,許多關鍵轉折都與那幾年緊緊相連。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次遠赴老撾的任務,有些人也許仍只是普通衛生員,未必有機會在更大的舞臺上承擔責任。
援外公路修成后,車輪碾過的路面,逐漸覆蓋掉當年工兵們的腳印;野戰醫院搭建的營房拆除后,原地可能又重新長滿野草。物理上的痕跡難以保留,留下來的,是檔案中的數字,是功勞簿上的姓名,更是分散在各個單位、各座城市里的那些老兵。對他們而言,那些年經歷的危險、付出的勞累、換來的成長,雖然早已過了最驚心動魄的階段,卻依舊是簡歷上無法用幾行文字說清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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