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讓人讀懂的《喧嘩與騷動》

20歲時在書店買了一本《喧嘩與騷動》，純粹是對大師的崇拜，是被周邊在大刊上發過作品的人蠱惑，他們言必稱贊這部名著。讀完，像做了一個沒完沒了的夢，既似是而非又驚艷，如此復雜，敘事如此與眾不同，讀起來如此費力，如此磕磕巴巴甚至不知所云。但讀過后再次聊，仿佛自己拿到了短期培訓的畢業證，仿佛已經成了“作家中的作家”的門下走狗。

30年后，詩人李寂蕩把他翻譯的、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喧嘩與騷動》簽名本給我。我身邊以前沒有人搞翻譯，寂蕩是第一個。心里免不了嘀咕，已經有那么多譯本，為什么還要譯這個，去譯別的呀。讀了，覺得比以前的版本好讀，明了曉暢。暗想句子是不是太順了，對于一個寫作的人，那種磕磕巴巴似乎更容易給人啟發。

我們相識二十多年，同事十余年，問自己，你不會是因為嫉妒吧。于是過了一陣，又拿來讀。這次感覺大不相同，心頭縈繞兩個詞：準確、折服。

第二遍讀完后，我把分別由譯林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喧嘩與騷動》不同譯本擺在桌子上。從第一部分第一句，就能一眼看出些許差別。

譯林社：透過圍欄，從纏繞的花的間隙，我能看到他們在打球。

人文社：透過柵欄，穿過攀繞的花枝的空檔，我看見他們在打球。

浙江文藝社：透過柵欄，在纏繞著的花枝間的空隙，我能看見他們在打球。

花枝的纏繞給人密實、空隙小的感覺。“纏繞的花”則相對稀疏。“我能”加強了花枝的遮擋，“我看見”忽略了這個問題。細細體味畫面，不難看出第三個版本的恰當和豐富。除了準確還有韻味。不妨再舉一例。第二部分第一句。

譯林社：窗框的陰影出現在窗簾上的時候，約莫七八點鐘，我又回到了時間里，又在聽表了。

人文社：窗框的影子顯現在窗簾上，時間是七點到八點之間，我又回到時間里來了，聽見表在嘀嗒嘀嗒地響。

浙江文藝社：當窗框的影子在窗簾上顯現時，是在七點到八點之間，聽著表的嘀嗒聲，我再次置身于時間之中。

相當而言，人文社和浙江文藝社更接近，但就意蘊準確，浙江文藝社更勝一籌。我又回到時間里來了，不如再次置身于時間之中更靈動、更廣闊。

準確不限于句子和用詞，還有人物心理的把握和時間先后順序的推演。李寂蕩譯出了原作三個重要基調：時間的哲學、復調和隱喻。這很難把握，沒有典籍可以參考，只能憑譯者對人物的理解，對逝去的鄉土的深愛。三位譯者中，只有李寂蕩在農村生活過。雖然福克納寫的不是吾鄉吾土，但對于鄉土本身，全世界的鄉土都有相通之處，因此他的翻譯可以最大限度地還原原著旨趣。不過，這里面最大的區別是詩和詩人。福克納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的詩人”，但他從沒忘記自己是一個詩人，小說中詩人的激情和習慣沒有減弱，以詩化的語言去寫作，詩歌的手法比比皆是。其他譯者對福克納小說的詩意進行散文化處理。李寂蕩是詩人，他將詩還原為詩。比如：a roof of wind，其他譯者譯為“風在屋頂上呼嘯”。李寂蕩譯為：一屋頂的風。這既符合班吉明，也符合福克納。“一屋頂的風”，恰是“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旨趣。

至于譯者對人物個性的理解，語言習慣各不相同，這是出于文學的自覺。傻子班吉明語句簡潔，前言不搭后語。昆丁是知識分子，長句多，內心獨白豐富，語言形態繁雜、晦澀。杰森滿腹怨氣又理智，語言尖酸、平實。而黑人的語言則不規范，夾雜著地方口音。

翻譯一位有激情又有想象力的作家，難度之大堪比西西弗推石。李寂蕩翻譯第一部長篇小說就挑《喧嘩與騷動》，不是為了練手，而是已經過多年準備。英文中文，文學哲學，當下和過去。我看到這枚成熟的果實時，必然對花朵、果樹和泥土充滿敬意。

譯者用心，編輯的專業水準也功不可沒。第一部分，編輯不但以不同顏色將此時與過去區分，還在書邊上標注具體時間。讓混沌變清晰，讓時間軸變成宇宙琴弦，彈撥一處，其他幾處同時共鳴，刻畫出了意識的深度和廣度。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