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銀行前董事長獲刑百日后，原行長許安因巨額貪腐一審領死緩

來源：財中社

2026年3月18日，貴州省六盤水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貴州銀行（06199）原黨委副書記、董事、行長許安因受賄罪、貪污罪、洗錢罪，數額特別巨大，被依法判處死緩。

這一判決，距離他2024年5月落馬已過去近兩年，距離其前搭檔、貴州銀行原董事長李志明的一審判決僅隔三月有余。

從“草根”起步到上億迷途

在貴州金融系統的權力版圖中，許安曾被視為一個極具樣本意義的“草根”標桿。現年63歲的他，職業生涯的起點要追溯到1980年。彼時，年僅17歲的許安跨入了人民銀行貴州省安順市平壩縣支行的大門，從最基礎、最枯燥的儲蓄和會計崗位起步，開啟了長達46年的金融征途。

他的履歷是一條典型的基層晉升曲線：在工行安順分行深耕的十余年間，他從基層稽查員一路走到了分行副行長的位子；隨后，他轉戰地方金融拓荒期，先后主政安順市城市信用社和安順市商業銀行，積攢了深厚的地方金融人脈。2012年，隨著遵義、安順、六盤水三家商業銀行合并重組，貴州銀行宣告成立，作為“元老功臣”的許安順理成章地出任副行長，并于2018年4月正式執掌行長之舵，開啟了他在該行長達六年的“二把手”時代。

然而，這段長達40余年的行業深耕，最終卻成了他編織權錢交易網的籌碼。法院查明，許安的貪腐行為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和長期性，其犯罪時間跨度長達18年，從2006年主政安順城信社時期便已開始，一直持續到2024年他在行長任上落馬，幾乎覆蓋了他職場飛躍的所有高光時刻。

在深入剖析許安案的嚴重性之前，不得不提他的前任搭檔——貴州銀行原董事長李志明。與許安這種土生土長的“貴州金融老兵”不同，李志明是2017年底才從湖北銀行跨省調任而來的“空降兵”，曾主導了貴州銀行2019年在香港聯交所的掛牌上市。

兩人曾共同經歷了貴州銀行從地方銀行向港股上市銀行跨越的“黃金三年”，卻最終在權力的迷霧中雙雙墜落。2025年12月，李志明因受賄罪及違法發放貸款罪，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270萬元。法院審理查明，其在2013年至2023年間受賄共計4310萬余元（其中部分系未遂），并在2018年至2020年間違法發放貸款3.04億余元，造成特別重大損失。鑒于其受賄犯罪中有未遂情節，且退繳了部分贓款，法院依法作出了從輕處罰。

然而，當許安的判決塵埃落定時，其案情的復雜程度與社會危害性顯現出遠超李志明的特征。從數額上看，李志明十年間的受賄金額為4310萬余元，而許安非法收受的財物共計高達1.68億余元（其中部分系未遂），這一數字不僅是前者的近四倍，更刷新了近年來貴州金融系統落馬高管的金額紀錄。

更深層次的差異在于犯罪性質的多樣化與惡劣性。李志明的罪行主要集中于受賄與違法發放貸款，其行為模式體現為利用職權進行利益輸送與違規干預業務。而許安的案底則呈現出一種更為全方位的“職業腐敗”：他不僅在信貸審批和業務對接中大肆尋租，更在擔任行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貪污公款835萬余元用于個人消費；此外，其為掩飾、隱瞞受賄所得的來源和性質，通過他人賬戶轉移資金用于購房、裝修等，從而構成了洗錢罪。這種從“權錢交易”到“侵吞公款”再到“資金洗白”的演變，標志著其在貪腐路徑上走得更遠、行為更具預謀性和隱蔽性，也反映出更為徹底的底線失守。

繁華背后的暗瘡

一把手與行長的集體腐敗，其惡果直接體現在銀行的經營管理與資產質量上。許安與李志明“搭檔”的三年，正是貴州銀行沖刺資本市場的輝煌期，但在2019年12月成功赴港上市的高光之下，卻是多年治理失序埋下的深重“暗瘡”。

盡管上市當年該行營收達107.1億元，但反映核心獲利能力的凈息差卻自此開啟了持續下挫模式，從2019年的2.82%一路跌至2023年的1.77%，反映出銀行依靠存貸利差賺錢的能力在激進擴張中被嚴重削弱。

李志明在擔任董事長期間的獨斷專行，直接導致了總行風險防范屏障的形同虛設，其治理邏輯的崩塌在監管罰單中顯露無遺。2021年2月，就在李志明離任僅一個月時，監管部門密集披露了15張總額達570萬元的罰單，其中最核心的問題便是“逆程序調整內部機構設置”，這勾勒出其權力凌駕于程序之上的傲慢。

這種肆意妄為在信貸審批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在2018年至2020年期間，李志明在明知豐源農業等企業不符合放貸條件的情況下，仍違反規定推動發放貸款共計3.04億余元，造成了特別重大的經濟損失，而這背后則是他10年間非法收受的4310萬余元財物。

在許安與李志明共同執掌期間，貴州銀行在房地產和城投領域形成了極高的風險敞口，信貸投向的嚴重失準引發了資產質量的斷崖式劣化。

財報顯示，該行對公房地產貸款不良率在短短三年內經歷了驚人的“三級跳”，從2021年的0.83%激增至2022年的20.21%，到2023年末更是翻倍至40.39%。這種失控在具體案例中觸目驚心，2023年前十大客戶中排名第七的某房產客戶，涉及的19.62億元貸款已被標注為“損失”；與此同時，該行“租賃及商業服務業”貸款余額高達1178億元，占比超35%，反映出極高的城投業務集中度風險。

高管腐敗的余震

貴州銀行的高管腐敗并非孤立個案，而是呈現出明顯的“塌方式”與“系統性”特征。在李志明和許安兩任核心高管被查的同時，一場波及該行全業務鏈條、從總行高層延伸至基層支行的廉政清算早已拉開序幕。這場清算的覆蓋面之廣，從原黨委書記、董事長李志明與原黨委副書記、行長許安的“雙落馬”中可見一斑：兩人貪腐時間跨度分別長達10年與18年，受賄金額從李志明的4310萬余元到許安刷新紀錄的1.68億余元，其利益輸送主要集中在信貸審批和風險管理等關鍵環節 。

這種系統性腐敗的陰影，不僅籠罩在最高決策層，更滲透進了銀行的中樞骨干。原首席專家王向東在長達8年的總監及首席專家任期內，與李、許二人任期高度重合，他在貸款審批中收受現金、茅臺酒及房產等賄賂共計624.3萬元，甚至在退休后仍進行洗錢活動，最終于2025年6月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與此同時，原村鎮銀行管理部總經理李國文也因在信貸評審等崗位上受賄370余萬元，于2024年底獲刑10年 。在基層末梢，六盤水分行原風險管理部總經理張永棟、水城支行原行長張登奎等多名管理人員，均因管理不到位及違規行為被罰款50萬元并處以“終身禁業”的重罰 。這種從“大腦”到“末梢”的集體失守，反映出該行長期以來“靠金融吃金融”模式的根深蒂固 。

面對權力真空與聲譽危機，貴州銀行在2025年加速了管理層的推倒重來。2024年10月，在管理層動蕩之際，深耕銀行業33年且在該行歷任多個核心職位的“老將”吳帆被聘任為行長，并于2025年2月正式獲準上任，成為該行首位女性行長 。緊隨其后，向東海于同年6月被推薦為副行長人選，自此形成了由行長吳帆領銜，胡良品、安鵬、覃偉、李健、向東海五位副行長輔助的“一正五副”高管架構 。這套新班子的組建，不僅是為了填補許安離任后的空缺，更是試圖通過專業化、規范化的管理序列，切斷過往那種帶有“熟人社會”色彩的權力尋租鏈條 。

然而，治理結構的重塑雖已成型，歷史遺留的沉重包袱與監管的嚴厲審視依然如影隨形。盡管新管理團隊已穩定運行，但貴州銀行在2025年至2026年間，仍因過往的內控缺陷多次收到監管罰單，累計罰款金額超過300萬元，多名過往責任人被追究責任 。

許安與李志明的相繼獲刑，為貴州銀行的一個時代畫上了句號。曾經的“上市功臣”黯然落幕，這不僅是兩個人的悲劇，也折射出權力失范對一家銀行乃至地方金融生態的深層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