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家的花與中國生物科學畫奠基人馮澄如丨誕辰130周年

2026年3月20日，恰逢春分，也是農歷傳統二月初二“龍抬頭”的日子。130年前的今天，馮澄如先生（1896—1968）在江蘇宜興出生。

作為中國現代植物科學繪畫的拓荒者與奠基人，馮澄如從傳統書畫起步，結緣胡先骕、陳煥鏞、秉志、陳楨等生物學前輩，為《中國植物圖譜》《中國蕨類植物圖譜》等經典著作繪制數千幅精準插圖；戰亂中，馮澄如返鄉創辦江南美術專科學校，成為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一所專門培養植物（生物）科學畫高級美術人才的高等學校；步入晚年，馮澄如又寫下《生物繪圖法》，構建起中國生物科學繪畫的完整體系。在《中國——二十一世紀的園林之母》（第9卷）中，完整記述了馮澄如的故事。在這里，書評君特別選擇了這篇文章中的一部分內容，以茲紀念。

以下內容選自《中國——二十一世紀的園林之母》，為其中《馮家的花——中國生物科學畫創始人馮澄如及其歷史貢獻》一文，因原文篇幅較長，較原文有刪節修改。文中圖片均來自該書，除標注外，均為該文作者提供，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值得一提的是，該文的作者湯海若，系馮澄如先生的外孫女，其母馮月華（1932—）是馮澄如先生的次女。

《中國——二十一世紀的園林之母》

主編：馬金雙

版本：中國林業出版社

2025年10月

1981年3月，第13屆國際植物學大會在澳大利亞悉尼召開。中國的植物科學畫首次出國展出。展品計100幅，分別出自全國17家科研院所的43位植物科學畫家之手。“馮家的花”占有最大的比重。1982年10月，應美國植物科學機構的邀請，此批展品又赴美國密蘇里植物園展出。畫展舉辦了3個月之久，深受美國植物學同行和美國觀眾的喜愛與贊許。

1984年，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植物科學畫家Z.別格聶夫·捷斯特仁博斯基致函中國科學院海洋所馮明華女士，邀請中國繪圖師與他合作《科學插圖：藝術家入門指南》一書。1985年9月，在馮澄如的長子馮鐘元、長女馮明華，以及全世界各國優秀科學畫家的共同合作之下，此著作完成。內收馮鐘元、馮明華彩圖、墨線圖多幅。中國畫的特有技法“水墨暈染”和馮澄如發明的特有繪圖工具小毛筆，首次以文字記載的方式介紹到海外，引起國際同行的關注。這本書在美國再版印刷多次，21世紀仍有再版。出版發行之初，該書主筆兼總編Z.B.捷斯特仁博斯基稱馮鐘元、馮明華是世界級的最優秀的科學畫家，他還致信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和中國科學院院長，高度贊揚馮氏兄妹的工作并感謝其協作。

自20世紀80年代對外開放以來，中國繪圖師的植物科學畫作品還有很多次進入國際展廳。最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第19屆國際植物學大會在中國召開，地點在中國深圳。這是中國第一次作為東道主舉辦世界級的植物學大會。大會的國際植物科學畫展規模盛大，品位高雅。畫展展出來自世界13個國家和地區的262幅植物藝術畫作，主辦方還攝制編輯了植物藝術畫在中國從歷史走向未來的視頻宣傳片，在畫展中心滾動播放。畫展的主題是“科學與藝術，過去與未來”。在花團錦簇、七彩紛呈的近300幅佳作中，大會組委會沒有忘記中國植物科學畫的開創者馮澄如的功績。盡管馮澄如留下的墨線作品都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石版印刷品，僅有的幾幅彩圖也只是艱難的石版套色印刷作品（張壽州等，2019）。展會還是把他的作品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大會滾動播出的視頻，也首先強調了馮澄如的歷史功績，以及從他開始的、中國植物科學畫的代際傳承。

第19屆國際植物學大會植物科學畫展廳滾動播出的宣傳視頻（中年時期的馮鐘元和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所繪圖團隊）（本文作者攝于2017年）。

此屆國際植物學大會授予馮澄如和他的弟子馮晉庸杰出貢獻獎。2017年，馮晉庸先生尚健在，馮澄如已作古近半個世紀，但他的名字已永遠載入植物科學畫史和植物科學史冊。

早年求學與美術教師“三級跳”

馮澄如（1896—1968），字幹，1896年農歷二月初二出生于江蘇宜興扶風鎮夏芳村一位鄉紳之家。馮氏在夏芳的這一支，是明朝中期由江蘇金壇五葉村遷徙而來，而金壇五葉村的族譜，可上溯到南唐時期的戶部尚書馮延魯（南唐宰相，文學家馮延巳之同父異母兄弟）。

馮澄如（1896—1968），攝于1928年。

馮澄如的父親馮小樹早年因新婚妻子徐氏（徐悲鴻的姑祖母）亡于太平軍戰亂，自己又是從太平軍的死囚牢中逃出的待斬之人，進而撒盡貼身縫制的全部銀圓，過冮加入了清朝政府軍，官至千總。太平天國天京陷落后，馮小樹就一直在北方跟隨丁寶楨部與捻軍作戰。19世紀60年代末期，捻軍被平定后，馮小樹解甲歸田，以出租土地、開油料作坊和開辦私塾為生計。馮澄如的母親周氏來自宜興芳橋后村，是名門望族之女，當代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就出自這個家族。由此可見，無論馮家還是周家，都有尚學的家族傳承，馮澄如自幼在自家私塾里讀書習畫，在尊師重學的家庭氛圍中成長。

1912年，馮澄如考入位于無錫的江蘇省立第三師范（簡稱三師），在此讀書期間，他師從該校美術教師、江南花鳥畫泰斗胡汀鷺先生，對花鳥畫和傳統書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此時的省立三師，還有一位曾在日本留學，系統學過西畫，能夠講授素描、透視等西畫基本功的老師王師子。王師子的畫，集中國傳統工筆、小寫意、日本浮世繪、西畫于一體，曾在民國中后期與齊白石的畫同尺度等價，馮澄如也曾是他的學生，西畫功底就此打下。

鐘樓（A）和述之科學館（B），是民國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尚存于今的兩座老建筑。現保留在馮澄如早年曾任教過的省立第三師范附小（現今的高等師范附小）校園內（海若攝于2021年）。

馮澄如現存的除科學畫以外的畫作已十分罕見，目前幾乎只能以個位數計算，而且都是寫意中國畫。關于他與西畫的關系，現有的文字記載有兩處可見端倪：一是改革開放后的1981年年初，馮澄如的長子、中國植物科學畫華南鋼筆畫派的領軍人物馮鐘元曾對前去廣州采訪的北京《大自然》雜志記者說過，父親早年工西畫，后來，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國畫（主要是五代和宋的工筆畫）的影響下，自制出一種馮氏小毛筆，將中國畫元素糅進西方傳入的植物畫法，開創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植物科學畫。二是2022年，我國生物史學家、江西省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的胡宗剛先生，在故紙堆中發現了1924年上海的一份報紙中刊載的、對一次風景畫展的報道，文中有對馮澄如出展的三幅作品的評價。當時是南京鐘靈畫會在南京舉辦的第二屆畫展，在參展的數百幅國畫和西畫作品中，美術評論員對馮澄如的四幅西畫作品評價甚高：“馮澄如的出品，以陽光，四象橋，倒影，掃葉樓之門諸幅為佳作。陽光幅，寫光線現于陣陣柳枝之后，閃閃欲動，表現最深刻。四象橋，則章法精密，筆觸老練，飾色適切，而調子的諧和，尤為此幅最出色。總評馮君作品，處處顯其精強的個性……”從評價者的角度看，馮澄如這幾幅作品都是西方傳入的水彩或水粉畫，由此可見，此時的馮澄如，在西畫創作上，技法已經相當成熟。

另外，在三師求學過程中，馮澄如的書法才能也很出眾，曾獲得過該校書法比賽第一名的鍍金獎牌。

1916年，馮澄如從三師畢業后，先后在江蘇省立第三師范附小和江蘇省立南京第四師范附小擔任美術手工課教員。1919年，馮澄如和他的三哥馮劭如經湖南長沙第一師范知名教師易培基的引薦，前去該校任教，講授美術與手工。在此期間，他積極投入“五四”新文化運動，接觸長沙一師的進步師生，深受民主科學思潮的影響，這為他日后將藝術才能奉獻給生物科學奠定了思想基礎。一年后的1920年，馮劭如、馮澄如因私事離開長沙之后，馮澄如回到江蘇，受聘于母校：位于無錫的省立第三師范學校，仍然講授美術和手工課程。1921年歲末，馮澄如因繪畫和教學方面的突出成績，被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預科聘為美術教師。

馮澄如早期無論是寫意花鳥畫，還是風景西畫，已無實物可考。但從他三師畢業后四年內從小學教到中師，再到大學這三級跳來看，他當時的繪畫水平是不低的。在南高師，馮澄如結識了當時急需尋找動植物科學圖譜繪圖師的秉志、胡先骕、陳煥鏞、陳楨等生物科學家。

當時刊登南京鐘靈畫會畫展報道的報紙（胡宗剛提供）。

初涉生物科學畫

由于工作關系，馮澄如與首批留學歸國的中國動植物學泰斗相識較早。在南高師時，馮澄如就為生物學教授們畫過教學用掛圖，這些掛圖已經具備了科學畫真實精細地反映物象的特點。

1922年，素有中國植物學“北胡（先骕）南陳（煥鏞）”之稱的植物學泰斗陳煥鏞教授編寫出版了Chinese Economic Trees《中國經濟樹木》，陳煥鏞此時任金陵大學農科教授。《中國經濟樹木》中大部分插圖由三位美國學者繪出，其中的一些缺遺插圖，作者找到過往的圖片，請中國的畫家重繪，馮澄如有幸擔當此任。此書打破了過去只有西方才能出版植物學圖譜的慣例，也令當時年輕的畫家馮澄如描摹、觸摸到了植物科學畫的精妙。

陳煥鏞所著《中國經濟樹木》中的墨線插圖。

馮澄如從1923年起，不再擔任南高師與東南大學并校后的東南大學的教職，他被聘入東大校園附近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薛攀皋，1992）動植物標本室工作。這是中國第一個動植物標本室，馮澄如在此擔任專職繪圖員。他被生物科學家選中畫論文插圖和圖譜，不完全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據馮澄如先生的長子馮鐘元回憶，當時，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決定設一個繪圖員的編制，是經過廣告招聘，現場畫標本，而后擇優錄取的。要說與南高師有關系，更多的還是來自思想上的共鳴。他當時受到該校以誠為本的校訓的影響，在南高師“格物致知，以科學名世”的辦學方針下，在與生物科學教授們的接觸合作中，對生命的本初與生長繁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而迷上了生物科學畫，加之本來繪畫基礎好，這使得馮澄如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公開招聘中脫穎而出。

1925年，陳楨博士撰寫發表了中國第一篇遺傳學長論文《金魚外形的變異》（后成書出版）。馮澄如為此文繪制插圖，這套插圖從完全寫實求真出發，將魚兒不同遺傳變異過程和在水中暢游的神態活脫于紙上。《金魚外形的變異》的發表，標志著中國動物科學著作也有了嚴格分類學意義上的科學圖畫。馮澄如也由此成為中國的第一位生物科學畫家。

馮澄如為《金魚外形的變異》所作插圖。

1925年，陳煥鏞教授編寫出版了一部植物學科普專著《樹木圖說》，仍由馮澄如為其繪制全部插圖。植物學和植物科學畫有了更多的受眾。

1927年初，胡先骕、陳煥鏞教授經多年的標本采集，分類研究，編寫印行了《中國植物圖譜·第一卷》，馮澄如繪制了該書的全套50幅植物圖。《中國植物圖譜》是中國科學家親手采集、分類、撰文，中國的植物科學畫家繪圖，中國的出版社出版，面向世界的大型綜合性植物學圖譜，當時的中西方科學界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中國植物圖譜·第三卷》之圖。

馮澄如完全涉入植物科學畫的第一年起，就深感需要畫的物種太多，人手不夠用，便有心培養弟子。他的第一位學生，是自己的胞弟馮展如。

1927年，是中國社會風云激蕩的年份，對馮澄如來說，也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宜興史料記載，國民黨是年搞“清黨”，9月，江蘇省黨部派宜興籍特派員馮澄如進入宜興縣清黨委員會。馮澄如去了之后，并沒有按照省黨部的指示去清除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反而在宜興當地掀起了一場反聚賭、反抽大煙的運動，同時和宜興共產黨負責人潘梓年、萬益、匡亞明等結為盟友，參與策劃了宜興共產黨11月1日的秋收起義（汪茂遂等，1985），起義一度占領了宜興縣城，縣長連夜逃離。起義失敗后，共產黨方面的領導人萬益遭到追捕槍殺，有人通知馮澄如去位于鎮江的省黨部聽候發落，馮澄如星夜兼程，繞道武進直奔南京，找到胡先骕，胡先骕這時候也在找他。當時，秉志、胡先骕在中國尚志學會的委托下，計劃往北平籌建一個體量較大的生物調查所，他們邀請他一同北上北平，去做靜生生物調查所的籌建工作（胡宗剛，2005；李守郡，2012）。從此，他自動脫離國民黨，心無旁騖地投入生物科學繪圖事業。1927年11月上旬，宜興起義失敗幾天后，馮澄如跟隨秉志、胡先骕等生物科學家來到北平。

從中國科學社到靜生生物調查所

1928年10月，秉志與胡先骕在北平創立了近代中國建立較早、最有成就的生物科學研究機構——靜生生物調查所，此所為現今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前身。在馮澄如北上到調查所成立的近一年的時間里，他還曾與胡先骕等中國科學社的科學家數次往返北平與南京之間，購買設備、搬運標本，籌建印刷廠。靜生生物調查所成立時的地點，在北平的石駙馬大街的一所四合院內，這是北洋教育總長范靜生先生捐出的自家的老宅。為了永久紀念范靜生先生對生物科學事業的貢獻，這個調查所冠名為靜生生物調查所。這個所的科研經費來自中國科學社的科學基金會，而基金會款項的來源，主要是美國退還給中國的庚子賠款。這是當時國內規模最大，集中了中國最優秀的生物科學家的科研所。第一任所長是秉志，第二任所長是胡先骕。馮澄如成為該所繪圖師兼印刷廠廠長。此時，馮澄如介紹其弟馮展如先后進入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繪圖（侯江，2022），直至南京在抗戰時淪陷。與此同時，他還將自己的外甥蔣杏墻、蔣杏生接到靜生生物調查所學習繪圖。

1928年靜生生物調查所成立時合影。前排左起依次為何琦、秉志、胡先骕、壽振黃；后排左起為沈嘉瑞、馮澄如、唐進（胡曉江提供）。

繪圖與印刷出的成品之間關系是密不可分的，但手繪好圖不一定能出好成品。原有的雕版印刷（于海廣，2011）、銅版印刷已不能適應生物圖譜的需要。這時候，馮澄如在與故宮博物院的交往接觸中，向他們學習了在當時是清晰度最高的石版印刷技術（謝欣等，2018），同時，向德國購買了包括石印石板在內的全套設備和硫酸紙。為了讓《中國植物圖譜·第三卷》有更好的成品效果，馮澄如在石印紙與石板之間反復嘗試摸索，經過多次試繪試印成敗之經驗，終于總結出一套在石印藥紙（硫酸紙）上繪圖并付諸石版印刷的技術。《中國植物圖譜·第三卷》于1932年歲末付梓，圖版印刷精美，植物莖葉上的小絨毛毫發畢現。每張圖的左下方都印有“馮澄如繪于石印紙”的英文縮寫。

20世紀30～50年代，印刷技術，尤其彩印技術尚不甚發達，馮澄如的畫幾乎全部是石印，彩畫靠的是套色印刷。當時，無論繪畫材料還是印刷技術都和當代無法相比。胡先骕于1934—1937年間在北平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創辦了《中國植物學雜志》專刊，該刊物每期扉頁上都有一幅石印植物彩圖，作為對當期核心文章的配畫。

大花杓蘭（大花囊蘭），馮澄如彩繪套色石印，1936年（引自胡先骕主編《中國植物學雜志》）。

馮澄如石印作品的一位收藏家、湖南長沙的版畫家李沅先生說，石版印刷，尤其是石版套色印刷，每上一種顏色，都要廢掉一張石印藥紙，尤其是色彩飽和度低的中間色和過渡色，費的石印藥紙就更多。這就像是戴著鐐銬在跳舞，能“舞”到這樣已經很不容易了。

開創生物科學畫的中國風格

故宮博物院帶給馮澄如的還不僅僅是石印技術。那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先生曾是馮澄如在湖南長沙第一師范任教時的老校長，十年前的上下級關系。因此，當馮澄如向易院長提出想花些時間臨摹故宮博物院館藏的五代至兩宋的工筆畫時，得到了易院長的特批。1932年，馮澄如將16歲的長子馮鐘元從家鄉接來北平學畫。每到周日，父子倆都背著畫夾去故宮，一邊看畫，琢磨這些名畫好在哪里，一邊動筆臨摹古畫。父親對兒子說過多次，五代到兩宋的工筆畫太了不起了！我們不能一味地模仿西畫，老祖宗的藝術成就比古代西方高明很多！

從黃筌到宋徽宗趙佶、崔白，再到南宋的李迪、林椿等工筆大家，他們的花鳥蟲草無不“生意浮動”（趙孟頫語），靈動鮮活。黃筌的《寫生珍禽圖》中，蟬翼上的脈絡、鳥嘴尖的細微變化清晰可見；趙佶和崔白筆下的花鳥蟲魚更是“寓物賦形，隨意以得，筆驅造化，發于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這些畫中的細線條纖活而秀潤，有一種俊逸的柔勁。馮澄如對比了晚清大家任熏的工筆花鳥作品，線條剛勁而有力度，明顯是用了鉛筆打底，甚至佐以其他蘸墨硬筆，這時候中國的工筆畫更接近西方的博物畫。但論表現力，從五代、宋明到清朝初年的工筆畫在生物的毫發畢現上確有強于西畫之處。原因何在呢？經過反復揣摩，多次試驗，馮澄如認為，有可能是失傳了一種繪畫工具——極細的小毛筆。由此，中國生物科學繪圖工具中特有的，只有十來根狼毫的“馮氏小毛筆”在他的手上研制出來了，西方傳來的生物科學畫糅進了中國傳統工筆畫的元素，中西合璧的生物繪圖法應運而生（見《生物繪圖法》，馮澄如著）（陳智萌，2019；馮澄如，1959；孫英寶等，2010）。

馮澄如是無神論者，他從未皈依過任何宗教。但他對佛陀的一句話很感興趣：我知法如樹上葉，我講法如掌上葉。對于一個長期畫標本的畫師來說，每日面對的，是干枯的“掌上葉”。畫師的功夫，不僅要將標本還原成鮮活的狀態，而且要盡可能地接近“樹上葉”之原生態，要把植物的神韻畫出，讓標本活起來。

為了讓標本“活起來”，他視葉脈為流動之血管與經絡，用粗細不等的毛筆來畫出莖葉本身的粗放與細微。植物還是有質感的，或柔或硬，或韌或潤，或毛或光，或有厚薄，或有陰陽面。怎樣更生動地表現出植物的質感呢？曾經是大寫意畫家的馮澄如，想到了傳統中國潑墨畫中的墨分五色。五代至兩宋工筆畫的特點是求真，而中國歷代傳統寫意畫的特點是傳神。大自然山水花鳥的神韻無不由墨色的分層而來！于是，在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的《中國植物圖譜》第三至第五卷和《中國蕨類植物圖譜》（秦仁昌著，胡先骕校核）等植物學圖譜圖志中，馮澄如不僅用上了自制小毛筆，而且大膽采用了寫意國畫中的水墨暈染法來表現植物的質感。線條勾勒是立骨顯形，水墨暈染是表肌理、傳神韻，加之與西畫的重解剖、立體、透視、明暗等要素的結合，使得20世紀初由西方傳入的生物科學繪畫中有了明顯的中國元素，馮澄如開創出了生物科學繪畫的中國風格。

請看這幾張墨線圖：

下面是兩張硬筆畫，主要是西式畫法，這應該是分別作于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期。植物的襯陰處多用鋼筆細線條或鉛筆側面繪出。

左圖為《中國植物圖譜》第二卷第100圖（1929）。右圖作圖時間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自李沅先生收藏靜生生物調查所石印散頁）。

20世紀30年代中期，馮澄如已開始將小毛筆與水墨暈染并用，這在《中國蕨類植物圖譜》第二卷中明顯可見。

《中國蕨類植物圖譜》第二卷第89圖：單片扇蕨，馮澄如作于1934年（李沅提供）。

下面這幅櫸樹作于抗戰勝利之后的1947年，線條用小毛筆勾勒，葉子的凹陷與背陽處運用了水墨暈染法，明顯增強了作品的表現力。

《櫸樹》，馮澄如作于1947年（李沅收藏）。

再來看這張任公豆圖的墨線圖，根據多方考證，這張圖作于1939年：從這幅墨線圖中可以看出，豆莢和豆葉襯陰的處理是用小毛筆+科學畫密集細線條排列的技法。豆莢部分用了水墨暈染法。

《任公豆》墨線圖，馮澄如作于1939年（李沅提供）。

以下這幅《任公豆歌圖》彩圖作于1940年，這是局部截圖。豆莢部分明顯是用上了中國寫意畫的水墨暈染。

《任公豆歌圖》局部，馮澄如作于1940年（引自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圖書館）。

馮澄如是一位生物科學畫家，但不是一個畫匠，他也從不認可科學畫是匠畫之說。他承認植物科學畫的要求是逼真精細，為達到科學研究的基本目的，科學畫家確實要有匠人精神，要坐得住冷板凳。幾小時、一整天、數天，甚至半個月都盯在一張畫紙上。他同時認為，科學畫也是有藝術性的，標本也好，野外寫生也罷，植物入畫時，要選取生命力最旺盛的那一株、那片葉、那朵花、那粒種子；大自然的生靈也是有情感與靈性的，為了生存，它們有拼搏、有抗爭，為了繁衍，它們葳蕤吐芳、爭奇斗艷。科學畫家要能領悟生命的真諦，認知它們的內在精神，有時候，它們的情感、靈魂和人類是息息相通的。

蒟蒻（魔芋）（馮澄如作于1937年，刊載于《中國植物學雜志》閉卷期），由于日寇發動的侵華戰爭，使得靜生生物調查所科研經費嚴重不足，所長胡先骕主辦的這份刊物不得不停刊。1937年的最后一期上刊登了蔡希陶先生的科研文章《普通蒟蒻》，馮澄如繪制了扉頁彩圖。這張圖的原圖與實物1∶1原大，采用折頁的方式裝訂。這幅畫表達了作者的抗戰情緒：那枝花朵初綻的蒟蒻像一團即將猛烈燃燒的火焰，盛開著的蒟蒻的佛焰苞像一把利劍，象征著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和意志。

上面這幅畫表達出馮澄如強烈的愛國情懷。1937年的“七七事變”，對當時北平的多家科研院所來說，是災難性的。靜生生物調查所起初還行，他們雖然受到了經費短缺的困擾，但由于這個所的經費來源是美國的庚子退款，當時日美尚未宣戰，日本侵略者占領北平后，沒有立即進駐查封靜生所。而其他所的情況就不同了。中央地質調查所1935年在南京成立（張九辰，2005），基礎是原先于1913年北洋時期的北平地質調查所，新所在南京成立后，所長翁文灝和部分研究員遷往南京，北平的原所址保留作中央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這時候的平津地區，已處在日本侵略者搞的所謂“華北自治”的獠牙之下，岌岌可危。中央地質所南遷時，只帶走了部分調查資料和地礦標本。“七七事變”當天，北平地質分所的負責人將他們的全部調查資料和礦石標本裝箱運到位于文津街3號的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胡先骕命人將這些寶貴的資料悉數全部存入靜生所的地下庫房中妥善保管。誰都知道這批標本和資料的分量，決不能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中國的礦產資源，豈容入侵者掠奪！

抗戰早期的短暫留守

北平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在抗戰期間一直撐持到1940年3月中旬。這時候，不光是經費枯竭，被占領區的兵荒馬亂也無法繼續科學研究。所長胡先骕這時決定由天津坐船繞道香港去昆明和重慶，參加中國科學社理事會和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第五次會議，暫不能回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交由馮澄如等負責留守。馮澄如知道，這次與胡所長的別離，時間不會短暫，他一定要跟著去天津送行。路上，胡先骕一再囑托，看好家當，尤其是地質所的那批珍貴的東西。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太平洋戰爭爆發，日美開戰。馮澄如敏銳地察覺到，日本人很快就會來靜生生物調查所查抄封門，他們是不會放過這個位于北海和中南海之間，又是北平城里當時為數不多的現代建筑的。當晚，他雇了四輛排子車，叫上了11歲的四兒子馮鐘驥，對他說，今晚和爹去一趟東交民巷，有一件大事要辦，回來后告訴你是什么事。

據馮鐘驥回憶，馮澄如那晚脫下了中式棉袍，穿上了一套西裝，外罩一件毛呢大衣，還戴上了西式禮帽（馮澄如平時愛穿中式袍子，很少這樣穿戴的）。后來明白了，馮澄如要裝扮成一個富商。排子車上的東西都是從靜生所地下室里整箱整箱地抬出來，又搬上去的。那晚他們跟著排子車來到東交民巷的德華銀行北京分行營業部，馮澄如以私人財富的名義把這四車東西存了進去。后來，馮澄如告訴他，那些箱子里的東西，都是地質所的地礦資料和礦石標本，千萬不能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人拿到這些東西，就要在中國開礦了，那還了得！

秉志重慶開過會后，一直蟄居在上海，拒絕與上海偽政權合作，拒絕一切社會活動。胡先骕離開重慶后，去江西國統區開辦了中正大學。靜生生物調查所被日本人占領后，馮澄如一家徹底失去了經濟來源，大約有一年的時間里，馮澄如靠賤賣過去收藏的古董字畫勉強度日。熬到1943年年初，北平已經無法安身立命，馮澄如決定帶著夫人王若蔭和身邊的五個子女舉家回遷宜興扶鳳鄉夏芳村的老宅。至于生計，他在北平時就已經想好了，他要在老家辦一所培養生物科學畫專門人才的學校，以傳授自己積20年之實踐經驗，摸索出的一套生物科學畫技法，為戰后中國生物科學的發展儲備后續力量。關于這個設想和建校方案，他離開北平前，就曾致信秉志和胡先骕征求意見，兩位科學家非常贊同，并對學校的課程設置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

初具規模的中國植物圖譜和圖志

20世紀30～40年代，中國植物繪畫這個跨學科的領域雖屬小眾，卻也已成果累累，初具規模。除去胡先骕、陳煥鏞編撰，馮澄如繪圖的大開本《中國植物圖譜》1～5卷外，另有，蔣杏墻為國立北平研究院（劉曉，2014）劉慎諤主編的《中國北部植物圖志》1～5卷（1931—1936），繪圖145幅；馮展如為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錢崇澍主編的《中國森林植物志》（1937），繪圖50幅；陳如柏等為陳嶸編纂的《中國樹木分類學》（1938）繪圖1086幅；徐瀾生為賈祖璋、賈祖珊編纂的《中國植物圖鑒》（1938）摹繪了部分插圖等。

《美人蕉》，蔣杏墻繪（圖片選自《芳華修遠》，2017）。

至此，以“馮家的花”為主體的中國植物科學畫，已開遍大江南北，中原塞外。學界當時的科學史論著《中國科學史舉隅》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我國物生，自來無精審詳密之圖鑒，唐宋圖經本草，多采用舊籍，襲諸前記，圖既粗率失真，記亦紛紜少序，李時珍所謂“圖與說異，兩不相應，或有圖無說，或有物失圖，或說是圖非。”近頃專譜所刊，圖說兼備。

遺憾的是，這一切不得不因日寇對中國的全面入侵暫停下來。

江南美術專科學校生物畫專修科

1943年秋，一所命名為“江南美術專科學校生物畫專修科”的學校（史南奎，1996），在宜興夏芳中學的兩間草頂教室里正式開學了。馮澄如特聘靜生所研究員、單子葉植物專家唐進先生擔任校長，他自己任副校長。學校設置美術基礎、生物科學畫技法、動植物分類學、英語、國文、書法等課程。馮澄如講授美術基礎（包括寫生素描、透視原理等）、生物科學畫技法、中國國畫史論和書法，唐進教授講授植物分類法和英語，學校還聘請了靜生生物調查所昆蟲學研究員張宗葆講授動物分類法。

江南美術專科學校（簡稱江南美專）招收的這批學生有20多人，他們雖然都是遠近各鄉有一定繪畫基礎的農家子弟，但家境差別很大，有家中養著團練護院的富家子弟，也有除了吃飯，拿不出余錢的貧苦人家的孩子，所以，當時的學費也就收得五花八門，能交得起錢的交錢，交不起錢的可用糧食等農作物抵沖學費，稻米、麥粒、黃豆、芝麻，都可以抵沖學費。瓜農的后代，挑上兩筐西瓜當學費，茶農的孩子，拎著兩袋茶葉來上學。還有一位來自新四軍占領區的，已經在山村務農的青年史渭清，帶著新四軍區長的推薦信前來。馮澄如對他學費減半。學校里還有兩位因為家境實在困難，學費全免的學生。

一年以后，因為宜興城里有很多中學生躲避駐扎在縣城的日本憲兵，紛紛轉入夏芳中學這樣的鄉村中學，夏芳中學校舍不夠用了，他們只好收回了借給江南美專的兩間教室。馮澄如這時候來到芳橋鎮后村，求助于他的堂姑父，也是她母親的同族兄弟，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的父親周文伯老先生，想向他租用兩間繭房當教室。他知道，一來繭房面積大，適合做教室。二來戰爭時期，蠶繭無人收購，周家不養蠶已經有幾年了。周文伯老先生是較早介入工商業的開明鄉紳，他當下就答應了馮澄如在繭房辦學的請求，租金分文不取。

這雖然是一所設備簡陋、規模極小的民辦專科學校，但卻是迄今為止，我國唯一的一所培養生物科學繪畫專門人才的學校，同時也成為宜興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專科學校。唯一的一批學生于1945年7月畢業。盡管由于不久后內戰爆發，他們所學技藝沒能立即派上用場。但新中國成立后，這批學生無一不成為全國各地的生物科研院所、醫學院校繪圖的中堅力量。

抗戰后期從江南美專走出的這批學生是馮澄如培養出來的第二批弟子。早在1927年至1937年間，馮澄如就先后教出馮展如（五弟）、蔣杏墻、蔣杏生兄弟（外甥）、馮鐘元（長子）、宗維城（外甥），并舉薦他們就職于當時的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國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清華大學生物系、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和國立中央大學園藝系。

馮澄如與部分家人和家族弟子攝于1933年。前排左一、左二：馮鐘元、蔣杏生，左三、左四、左五、左六：長女馮明華、馮澄如、四子馮鐘驥、夫人王若蔭，后排右一、右二、右三、右四：蔣杏墻、梅紅（保姆）、馮月華（次女）、家鄉借住者姚某。

在此期間的1934年，他還將一位17歲的遠房族侄馮國楣，介紹給正在籌建廬山森林植物園的秦仁昌當見習生。馮國楣十分珍視這份就職機會，日后經過不懈努力，成為著名的園林花卉專家、大樹杜鵑的發現者、昆明植物園的創建者之一及第一任園長。

江南美專的學生中依然有馮家的子侄，他們是：馮澄如的長女馮明華，日后成為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首席海藻科學畫家；親侄馮鐘琪，日后成為中國科學院北京動物研究所首席動物科學畫家，蜘蛛研究專家；遠房族弟馮晉庸，日后成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植物科學畫家。

中國第二代生物科學畫家，就是靠馮澄如一人在艱辛的摸索與積累中，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手把手地教出來的。

原文作者/湯海若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