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崩塌的世界遇上“特朗普主義”：伊朗戰事背后的文明沖突｜獨思錄 x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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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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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0.2026

第09錄

總第100錄

大灣區評論 x IIA出品

《當崩塌的世界遇上“特朗普主義”：伊朗戰事背后的文明沖突 》

秩序的崩塌是關鍵因素。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09錄 編者按

伊朗戰事持續升級，哈梅內伊遇襲身亡、霍爾木茲海峽劍拔弩張、以色列暗殺行動步步緊逼——這場被稱作“兩個上帝之間的戰爭”的沖突，正在撕裂中東舊秩序。當世人還在爭論誰是贏家、誰是輸家時，本文拋出一個更深層的追問：這場戰爭究竟是特朗普的偶然沖動，還是世界秩序崩塌的必然結果？

作者以宏大的歷史與哲學視角，深度剖析了這場戰爭的爆發的根源，并提出“特朗普主義”的“3+3+3”分析框架。本文不僅揭示了戰火背后的文明沖突底色，更為我們在大爭之世看清全球秩序的重塑提供了深刻的戰略洞見。

*本文根據鄭永年教授2026年3月1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對話院長（第五期）”活動上的主旨演講整理擴充而成，原標題為《伊朗戰事啟示與影響》，分上下兩篇，本篇為上篇。

01 戰爭緣何而起？

伊朗戰事仍在持續且每天都有新變化，其影響深遠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有必要從哲學層面去思考這場戰爭。

一旦戰爭爆發，人們往往會討論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實際上，戰爭沒有真正的贏家。即便以色列和美國最終占優，他們也會付出巨大代價；伊朗的損失更是無需多言。從長遠來看，戰爭只會滋生仇恨，而仇恨不會隨戰爭結束而消散，甚至可能引發下一場戰爭。

戰爭緣何而起？從國際關系的視角看，對這場戰爭根源的歸因，大致可以分為幾種觀點。

1

爭霸戰爭

第一種觀點是根據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認為這是一場爭霸戰爭。“修昔底德陷阱”理論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提出的一個命題：為什么雅典跟斯巴達兩個國家會發生戰爭？艾利森和其團隊統計了人類過去500年間發生的各種主要戰爭，發現新興強國跟現存強國之間一共發生了16次沖突和權力轉移，其中12次發生了戰爭，只有4次沒有發生戰爭。但這一理論顯然無法解釋當前局勢——伊朗并不具備挑戰美國霸權的能力，也沒有挑戰美國霸權。

2

為了利益，為了能源

第二種觀點認為戰爭是為了利益，具體而言是為了能源——很多人認為這場戰爭與石油有關。但仔細想想，耗費如此巨大的財力、物力發動戰爭僅僅是為了能源嗎？我并不認同這種觀點。這次情況與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不同，如今美國已成為世界主要能源大國和出口國，對伊朗能源的依賴程度很低。更何況，委內瑞拉也是能源大國，美國剛剛控制了該國的能源。盡管從長遠看，能源或許是考慮因素之一；但從當前情況判斷，能源并非戰爭的直接誘因。

3

維持霸權

第三種觀點認為美國是為了維持霸權發動戰爭。若真是如此，特朗普的行動與其正在調整的國家戰略則完全相悖。特朗普及其團隊已不再堅持美國是唯一霸權的立場，并承認其他國家的崛起和調整相應的戰略，比如固守西半球、推行離岸平衡等。因此，“維持霸權”的說法也難以成立。

4

美國被以色列“綁架”

第四種觀點認為，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成為以色列的代理人，被以色列“綁架”。這種相關討論很多，但美以關系長期以來一直如此，并非在特朗普時期以色列的影響力才突然增強。

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確實存在長期矛盾，彼此視對方為敵人——這是“兩個上帝之間的戰爭”。伊朗公開表示要消滅以色列，以色列也同樣將消滅伊朗作為目標。但問題在于，為何戰爭偏偏在此時爆發？為何美國偏偏在此時被以色列“綁架”？美國媒體有報道稱，以色列總理等待這個機會已有數十年——這種說法如同算命，缺乏說服力。

我認為戰爭的爆發并非單一因素導致，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德黑蘭一棟在空襲中受損的建筑被伊朗國旗包裹著（圖源：紐約時報）

02 戰爭的關鍵在“特朗普主義”

無論如何，這場戰爭是由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的，那么關鍵在于特朗普。之前對話中我也提到，“特朗普主義”的崛起是國際關系領域最大的變數（詳見）。今天再次重申：特朗普主義是本次事件發生和推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特朗普主義”可以通過“3+3+3”的方式加以理解。

1

特朗普本人有“三個關鍵背景”

首先，他是移民的后代。特朗普的母親——瑪麗·安·麥克勞德（Mary Anne MacLeod）出生于蘇格蘭劉易斯島，1930年移民美國。他的父親弗雷德·特朗普（Frederick Christ Trump）確實出身也不算顯赫。因此，特朗普本人經常塑造自己“白手起家”的形象，這也讓他具備了推動民粹主義的能力。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利用了部分白人工人階級對經濟和文化變遷的不滿，對這部分群體來說，民主黨和共和黨傳統精英階層沒有能力來推行民粹主義，因為他們并不真正了解美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在美國不少民眾心中，特朗普至少可以理解美國社會，因此也能代表“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MAGA）。

其次，是他的商人背景。商人決策往往“干脆利落”，沒有“左右搖擺”的情況。傳統政治人物反而總是喜歡咬文嚼字、顧慮重重、反復權衡，最終一事無成。特朗普的商人背景經驗反而讓他的決策集中且果斷，是典型的行動派。

第三，是他的宗教背景。這個背景尤為重要。很多人不理解特朗普的行事邏輯：他一方面表示厭惡戰爭，希望結束俄烏沖突，主張勸說雙方停火，甚至公開在演講中提及自己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另一方面，他為何要對委內瑞拉采取強硬行動，又為何要攻擊伊朗，斬首伊朗領導層，導致伊朗不少人員傷亡？從世俗視角看，這種做法顯然自相矛盾。但如果從宗教角度分析，就很容易理解了——特朗普曾說過自己想“上天堂”，這絕非戲言。以他的年紀，“上天堂”是至關重要的事。在諾貝爾和平獎與“上天堂”之間，他必然會選擇后者——前者是世俗層面的利益，后者則關乎他的“未來福祉”。那么，如何才能“上天堂”？這次戰爭的本質是“兩個上帝之間的戰爭”——若能將另一個上帝的代理人“斬首”，自己信仰的上帝就會幫助他進入天堂。這種邏輯其實很好理解。

這里想順便澄清一點：我們總習慣性地把自己看作其它宗教的“異教徒”，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們其實是“非教徒”——既不信奉伊斯蘭教，也不信仰其他宗教，是世俗群體。世俗者不能被稱為“異教徒”，而應被稱為“非教徒”，也是各宗教都想爭取的目標和對象。

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在德黑蘭悼念被以色列殺死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武裝分子（圖源：紐約時報）

2

“特朗普主義”的“三個代表”

在美國國內層面，在處理與社會的關系方面，特朗普形成了其特有的“三個代表”。

第一，代表硅谷高科技資本的利益。硅谷資本是當前美國最先進的生產力。美國副總統萬斯也是硅谷資本推舉出來的，如今科技行業的“加速主義”等理念，都屬于這一派系。這也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即美國要在“第四次產業革命”中占據世界的絕對主導地位。

第二，代表著最保守的傳統文化。這是對民主黨長期以來從事“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反動。“認同政治”是民主黨激進“左派”文化政策的產物，導致了LGBTQ、“黑命貴”、墮胎權主義者等少數社會群體權利等被視為小眾文化的崛起，并且在各個層面對美國主流保守文化構成了挑戰，甚至是威脅。美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是傳統宗教價值觀，往往體現為共和黨的“保守主義”路線，這部分群體堅守傳統基督教新教倫理，強調勤奮勞動，反對高福利政策，尤其抵制性別認同政治，重視傳統家庭價值觀。

第三，代表勞工階層的利益。過去民主黨是代表勞工階層利益的，而共和黨則是代表資本利益的。不過，民主黨自克林頓總統任期開始背離勞工利益，受當時所謂的“第三條道路”的影響。特朗普便趁機填補了這一空白，如今成為勞工階層的代言人。

3

在國際層面，“特朗普主義”

主要體現為“三個追求”

第一個“追求”，是對地緣政治空間的爭奪。這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特朗普的核心主張是固守西半球——將美國戰略重心轉回西半球，重新主導西半球事務。有些人說這是“退守西半球”。我認為這非“退”守，而是在進行“調整、整頓、鞏固”。特朗普要鞏固美國在西半球的勢力范圍，尤其是拉美地區。自門羅主義提出以來，拉美一直被視為美國的“后院”，但美國并未治理好這片區域，反而讓拉美成為美國諸多社會問題的源頭，比如毒品、人口走私、非法移民以及暴力犯罪等，很多都從拉美輸入美國。因此，他要整頓拉美事務。在這方面，他確實采取了不少行動，站在特朗普的角度看，這些舉措成效不錯——他將墨西哥灣變成“美國灣”，想要重新掌控巴拿馬運河，甚至提出要把加拿大變成“第五十一州”，如今又對委內瑞拉采取強硬行動，因為西半球的供應鏈對美國至關重要；在國防層面，他推動的導彈防御系統也需要穩固的后方支撐，比如防范中俄導彈需關注北極區域，這一點極為關鍵，也是他要控制格林蘭島的主因。他最近還表示要對古巴采取行動。總體來看，西半球不會出現大的動蕩，他在該區域基本按照自己的思路推進了相關事務。

另一方面，是推行“離岸平衡”戰略。這也能很好地解釋美國如今被以色列“綁架”的原因。美國過去依靠同盟體系主導世界，但特朗普認為同盟戰略讓美國吃了大虧——尤其是北約，美國承擔安全責任，盟友卻不愿支付足夠的“保護費”。因此，他現在的“離岸戰略”實質是收縮同盟規模，不再維持過多盟友。離岸平衡需要地區支點，以色列便是其中東的支點，日本是其在東亞的支點，英國則是其在歐洲的支點。一旦這些支點出現問題，美國必然會出手支持。所以在以色列問題上，美國其實是“樂意被綁架”的。未來若日本與我們發生沖突，大概率美國也會站在日本一邊。當然，他也在我們周邊培養新的支點，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向。

2026年3月19日，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會面（圖源：紐約時報）

第二個“追求”，是對西方文化空間的認同。正如剛才提到，特朗普主義在美國國內代表著最保守的傳統文化，在國際社會也是如此，尤其是在歐洲。去年副總統萬斯訪問歐洲時，曾對歐洲人提出批評，稱歐洲的敵人既非俄羅斯也非中國，核心問題在于歐洲的穆斯林化。今年特朗普親自出席達沃斯論壇，再次對歐洲提出類似批評。如果大家去過歐洲，確實會有這種感受：德國的土耳其人口日益增多，英國倫敦、法國巴黎、意大利等地也存在穆斯林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移民有一個特點，他們多居住在中心城市——因為白人更傾向于住在郊區或小城鎮，而新移民選擇中心城市是為了交通便利，通常會優先選擇靠近地鐵站的區域。因此，如今的歐洲的確給人一種“歐洲已穆斯林化”的感覺。

正因如此，今年年初特朗普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史無前例地將歐洲的文化健康問題列為美國對歐政策的最大關切。這在以往從未出現過——過去美國始終將蘇聯和后來的俄羅斯視為威脅，后來則轉向中國。而這次，他首次將文化作為核心切入點。我認為這對特朗普而言至關重要，因為如前所述，他本身具有宗教情懷，且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秉持著非常傳統的觀念。這便是他對文化空間的追求。

第三個“追求”，是對經濟空間的追求。在經濟空間方面，他的態度較為實事求是，主要聚焦于亞太地區。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即從20世紀80年代起，亞太地區就一直是世界經濟中心。如今，美國自身也越來越傾向于將自己定位為亞太國家。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是第四大經濟體，印度正在崛起，整個東盟也在快速發展。與之相反，歐洲正處于衰落之中，非洲、拉丁美洲不可能形成像亞太這樣的經濟中心，中東更是如此。因此，未來二三十年，亞太作為全球經濟中心的地位不會改變。所以，在亞太地區，美國的地緣政治空間與經濟空間高度重合，未來我們在亞太地區面臨的戰略壓力將會越來越大。

03 秩序的崩塌是關鍵因素

前面我們討論了特朗普個人主觀因素對于這場戰爭引發的影響。但是否還有其他因素也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呢？我們要思考，難道僅僅是因為特朗普才發生這場戰爭？如果換個美國總統是不是就不會發動這場戰爭了？這里面我認為國際秩序的崩塌甚至是更為重要的因素。

1

國際經濟秩序

已陷入無政府的失序狀態

遠遠早于特朗普執政時期，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世界經濟失衡的結果。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問題每年都在討論，但想要恢復平衡實際是非常難的。因為這涉及對既得利益的調整，無論是中美兩國還是其他國家都很難調整——因為會遇到既得利益群體的阻礙。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在《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提出一個理論，戰爭會消滅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大家從零開始、平等地開始，沒有任何既得利益的阻礙，所以戰后的經濟增長特別快。這個理論反過來思考也是如此，如果既得利益之間的矛盾解決不了，最終就會演變成戰爭。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也是同一個邏輯。我們現在經常講，要是不自我革命（不能擺平既得利益），就會被別人革命（被迫改革就是被革命）。反映在經濟上，道理也是相通的。

2

國際地緣政治

已陷入失序的時代

二戰后成立的聯合國體系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以及后來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的WTO等國際機構。雖然現在這些組織依舊存在，但已經很難發揮其預設的實質作用了。整體而言，聯合國體系正在衰落。一方面，其改革多年毫無進展。另一方面，聯合國無法解決國際社會的核心問題，因為聯合國主要靠的是“五常”——當大國之間有共識時，聯合國可以發揮約束作用；當大國之間沒有共識，都有否決權，聯合國就發揮不了作用。美國在聯合國體系建設中曾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但現在，特朗普曾相繼退出多個重要的國際組織與多邊協定。當主要大國把聯合國體系拋在一邊，二戰以后建立的這套國際秩序就逐漸失效了。

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維和人員在南黎巴嫩藍線沿線巡邏（圖源：聯合國官網）

3

美國國內政治

已經失去了基本秩序

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美國優先”的戰略，這一點本身沒有問題，每個國家都首先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為什么美國國內一些人或者歐洲人要反對？因為這部分群體是既得利益者——以前他們能通過舊體制得到很大的利益，如今美國轉向自身發展，拒絕繼續承擔原有的國際責任，使得他們的利益受損，他們的反對變得很容易理解。

當然，從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看，美國自身發生變化也是必然的——因為這里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技術。在歷次工業革命浪潮中，技術的變革必然導致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其次社會結構的變化最終必然影響到政治結構。這也是馬克思探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新的生產力造就新的生產關系，新的經濟基礎必然形成新的上層建筑。每一次新技術的出現，都會導致一種新的生產關系的發展。所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要互相適配。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新技術對國際關系的影響越來越大。例如，美國經濟基礎不錯，生產力也在發展，但上層建筑、治理體系和生產關系出了很大問題，下一步怎么解決還是個難題。在國內如此，在國際社會也一樣。第四次產業革命中，如果主要的發展高度集中在中美兩國，那么未來中美兩國必定會有激烈的競爭。

總體地看，從宏觀背景來理解這場戰爭是相對容易的，歷史上有那么多的戰爭的案例，這次也不例外。盡管這場戰爭依然表現出一些特殊性，尤其是能源和宗教、世俗利益和宗教利益等因素的交織，但這在歷史上也是發生過的。正如其他戰爭，這場戰爭也體現為一場綜合性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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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思錄》

第09錄（總錄第100錄）

一旦戰爭爆發，人們往往會討論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實際上，戰爭沒有真正的贏家。即便以色列和美國最終占優，他們也會付出巨大代價；伊朗的損失更是無需多言。從長遠來看，戰爭只會滋生仇恨，而仇恨不會隨戰爭結束而消散，甚至可能引發下一場戰爭。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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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王希圣 伍子堯 馮簫凝

校對｜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王希圣

終審｜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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