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俠｜三線廠的回憶

來源：頭條·命理文化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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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西北、西南的幾千里山溝溝，陸續建起了成千上萬的三線廠礦，到處都刷寫著“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標語口號。山里的夜，來得早。下午六點半剛過，太陽便像被誰掐了燈芯，倏地沉到山脊后面，留下一抹暗紅的殘暉，像一塊燒紅的鐵，慢慢在霧中冷卻。等過了一夜，東方露出晨曦，接著，廣播喇叭響了——“嘀——嘀嘀——”三聲長，兩聲短，是軍號的聲音。這不是部隊，是工廠。是當年的那些三線廠。那特有的聲音從山腰的廣播站傳來，順著柏油馬路、順著鐵絲網、順著一排排青磚樓，紅磚樓，一路爬進每一扇窗、每一張床、鉆進每一床補丁摞補丁的被褥里。孩子醒了，女人醒了，男人也醒了。燈拉繩“咔噠”一聲，黃燈泡亮了，像誰在山肚子里點了一顆星。

那是1971年，那年我已七歲。父親穿著洗得發白的勞動布工裝，胸前一排銅扣像兩枚獎章，左臂上別著“保密”的紅袖章。他彎腰給我系鞋帶，手上有汽油味，也有肥皂味。母親把鋁飯盒綁在自行車后座上，里頭是米飯、炒青椒、一小塊豬油渣。她囑咐我：“中午去食堂打菜，別忘了帶糧票。”我點頭，像接受一項秘密任務。門外，上百、上千輛自行車一起出動，車鈴“嘩啦啦”響成一條河，順著坡道往山溝里涌。天還沒亮透，路燈是昏的，可每一盞燈下都有人在趕路——去廠房，去礦井，去研究所，去醫院，去托兒所……像一部巨大的機器，齒輪咬合，轟隆隆轉起來，把秦嶺、華山、大巴山、烏蒙山、六盤山……統統喚醒。

許多住的地方叫“××信箱”。沒有名字，只有代號。信封上也寫著“X省X市××信箱××分箱”，信就送到山溝里來了。有個郵遞員老周是江蘇人，腿有點瘸，據說是淮海戰役里留下的紀念。他每天騎著綠色加重永久，后座上綁著兩個帆布郵袋，把外頭的世界馱進來：《人民日報》、《讀者》雜志、包裹單、電報、退伍戰友的信、談戀愛的小情書……他一來，整條街都活了。女人們圍上去，孩子們追在后面喊“周叔叔”。老周就笑，露出兩顆金牙，像打開一扇通往山外的門，山溝里郵遞員是最受歡迎的人，他級別不高，但卻給人留下一個大首長的形象，許多清新的知識與信息就是這么由山邊由他送進來的，把封閉的世界變化多端了，變萬紫千紅了。

有不少廠房藏在山肚子里，或者是建在山根底下。進洞前，要先過三道崗。警衛背著56沖，槍托磨得發亮。父親他們管那洞叫“主廠房”，實際上是一座掏空的山，里面能跑卡車。機器聲、汽錘聲、焊槍“嗤啦”一聲，像巨獸在喘息。燈泡吊在鋼梁上，搖搖晃晃，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長，像皮影戲。工人分三班，機器不停，人就不停。八小時下來，膠鞋能倒出水，臉上卻只有眼白是干凈的。可沒人喊累。廣播里天天放《我們走在大路上》《歌唱祖國》，歌聲一響，大家就像被灌了熱油，渾身又冒勁。父親說他最驕傲的是親手車出的一根炮管，裝到坦克上，開去珍寶島，把蘇聯的T62打穿了。他說這話時，眼睛里有光，像爐膛里跳動的火苗。

生活區在山外頭，沿溝鋪開，像一條被風展開的布。最中間是俱樂部，青磚灰瓦，門口兩根水泥柱子，上面刷著“為人民服務”五個紅字。禮拜六晚上放電影，提前三天貼海報。《地道戰》《地雷戰》《英雄兒女》《羊城暗哨》《鐵三角》……，不用花錢，全是免費的，有的電影循環了不知道多少遍，大家照樣看得熱淚盈眶。幕布掛在兩根毛竹之間，風一吹，畫面上王成的臉就歪了，可他喊“為了勝利，向我開炮！”時，全場還是一起鼓掌。孩子們坐在最前排，盤腿坐在水泥地上，屁股冰涼，心里卻燒著一團火，許多人買了小攤販的瓜子、花生、玉米花，津津有味的吃著、看著，忘記了自己是在山溝溝里。電影散場，手電筒的光柱在山路上晃來晃去，像一群螢火蟲。遠處，廠房里的氙燈還亮著，像一座不夜城，可它藏在山肚子里，外人看不見，帝修反更看不見，那會兒，特務與間諜幾乎絕跡，人們的警惕性十分之高，難有插縫之針混進來。

很多廠里什么都自己干：發電、抽水、燒磚、養豬、種菜、磨豆腐、做醬油、縫衣服、修鐘表、補膠鞋……簡直像一座孤島。可孤島也有孤島的熱鬧。春天，桃花溝的桃花一開，女工們把頭發扎成兩把刷子，站在樹下照相，背景是“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標語。夏天，男孩子們去河里去溪流中扎猛子，比賽誰能把“水漂”打出至少七個圈。秋天，卡車把廠農場新打的大米拉回來，每家分五十斤，用白色搪瓷缸去糧站稱，米粒在夕陽下像碎金。冬天，大雪封山，推土機把路推開，孩子們坐進鏟斗里下山上學，像坐過山車，尖叫聲能把樹上的雪都震下來。

學校是“××廠子弟學校”，從幼兒園到高中一條龍。老師不少是名牌大學的“右派”，清華、北大、復旦……他們戴著眼鏡，背微微駝，可一上講臺，就像換了個發動機。我的物理老師姓顧，復旦物理系，當年研究導彈的。他講牛頓定律，用粉筆在黑板上畫拋物線，最后一筆總是高高挑起，像給公式插上一面旗。他說：“你們現在學的，將來都要用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我們信了，于是拼命讀書。晚上熄燈后，還有人打著手電筒躲在被窩里背元素周期表。燈光從被窩縫里漏出來，像一座小小的燈塔。

最盼望的是過年。一進臘月，廠里就會殺豬。豬是自己廠食堂養的，肥得走不動路。屠宰場門口排起長隊，女人們圍著圍裙，男人們叼著煙，孩子們在人縫里鉆來鉆去。屠夫老宋是山東人，光著膀子，胸口一巴掌寬的護心毛，手起刀落，豬頭“咔嚓”一聲掉進桶里，血噴在雪地上，像一幅紅梅圖。分肉按戶口本人頭，每人兩斤。母親把肥肉煉成油，渣子留著包餃子。年三十，食堂發免費券：一人兩個菜——紅燒肉、粉條白菜。隊伍從窗口拐到馬路，又拐到山坡，像一條長龍。大師傅敲著鋁盆喊：“不要擠！都有！”可大家還是擠，因為那一勺紅燒肉，是山里人一年最奢侈的指望。

晚上下班時，廠廣播站放《在那遙遠的地方》《等待出航》等等樂曲。父親會把鞭炮掛在竹竿上，伸到窗外，“噼里啪啦”炸得山溝嗡嗡響。火光映著母親的笑臉，也映著遠處廠房里的氙燈，像兩顆相望的星。那一刻，我覺得，這山溝就是整個世界，而世界也許不過如此——有燈，有肉，有書，有歌，有電影，有爸媽，有盼頭，有日升月落。雖然說，境界與格局不是很大，但通過看書看報，也多多少少的，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后來，我長大了。1985年，我考上西安交大。臨行前，父親送我到山邊邊的火車站。那天下著小雨，他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勞動布工裝，胸前的銅扣不再閃亮。汽笛一響，他忽然立正，給我敬了一個軍禮。我鼻子一酸，眼淚差點掉下來。那一刻，我才明白：這山溝不僅給了我生命，還給了我一種骨頭——那種在機器轟鳴里長出來的、在軍號聲里淬過火的、在油漬和汗水中泡過的骨頭，一輩子都折不斷，他們這輩人一門心思只想著干好事，干好工作。

再后來，我到了西安，進了研究所，坐進有空調的辦公室。可我總是想起那山溝：想起那一聲聲軍號，想起父親手上的汽油味，想起電影幕布上晃動的王成，想起大雪天推土機推開的路，想起桃花樹下女工們的笑，想起食堂的紅燒肉，想起顧老師粉筆末在空中劃出的那道拋物線……它們像一部老電影，在我腦子里一遍遍放。膠片舊了，畫面花了，可聲音卻越來越清晰——那是三線廠幾百萬人的合唱，唱的是《我們走在大路上》，唱的是《歌唱祖國》，唱的是一段被群山收藏、被歲月打磨、被熱血澆灌的歷史。

如今，山溝里的三線廠房大多搬空了，洞口焊上鐵柵欄，野草從鐵軌縫里鉆出來，像沒人收的莊稼。俱樂部屋頂塌了一大半，銀幕早被風撕成碎條，在風中飄，像一面褪色的旗。可每當我閉上眼，那盞氙燈還在，那聲軍號還在，那群騎自行車的人還在——他們沿著柏油路往山肚子里沖，像一條永不枯竭的河。河水里漂著青春、漂著理想、漂著孩子的笑、漂著女人的淚、漂著男人的汗，也漂著一根根炮管、一臺臺機床、一顆顆螺絲釘……它們最終漂進歷史深處，卻在我胸口，留下一盞長明燈。

山溝里的歡樂的燈火，儼然已經滅了。可我知道，它還在——在每一根生銹的鋼梁上，在每一頁發黃的圖紙上，在每一聲遙遠的軍號里，在每一代三線人的血脈中。它不再照亮群山，卻照亮我，照亮所有從山溝里走出來、又把山溝背在背上的人。

夜深人靜，我仿佛又聽見那聲軍號：“嘀——嘀嘀——”

于是，我起身，立正，敬禮。

像父親當年一樣，我知道，我是在三線廠礦里長大的孩子，受到前一輩人的熏陶，有著獨特的性格與骨氣，更有著一種精神與力量，有的人管我們叫三線子弟，這世界，我們尚在，我們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