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侃：評《解讀佛像：絲綢之路上的佛教美術》

《解讀佛像：絲綢之路上的佛教美術》，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10月

這是一本不太容易讀，但又值得耐心去讀的書。

作者宮治昭先生是日本從事印度與中亞的佛教美術史研究的著名學者，中譯本的著作出版有《犍陀羅美術尋蹤》《吐峪溝石窟壁畫與禪觀》《涅槃和彌勒的圖像學》，在國內外學術界有廣泛的影響。

說這本書不太容易讀，是因為書中涉及的八個主題“巴克特里亞和貴霜王朝的文化”“佛像的故鄉——犍陀羅”“犍陀羅美術和大乘佛教”“巴米揚的佛教世界”“從犍陀羅到敦煌”“中亞的涅槃美術”“中 亞的佛教美術——彌勒信仰、宇宙佛與絲綢之路的守護神”“觀想與阿彌陀凈土美術——以觀經變的成立為中心”是在不同場合對公眾發表的演講、為圖錄撰寫的文章或就某個主題進行的專論，雖然在收入本書時進行了修訂，但畢竟這些場合針對的聽眾和閱讀者不同。所以，本書除了有作者自謙的“重復嘮叨的地方”之外，我并不認為它是一本普及讀物（作者另外著有《佛像學入門——探尋神佛們的起源》），而更愿將其看作作者在這八個方面主要觀點的凝練，因此，這又是一本值得耐心去讀的書。

佛教起源于印度，了解佛教美術之源，我們才能更好地認識佛教美術的流變。舉例而言，塔是一種重要的佛教建筑，但是，中國與印度的佛塔不僅在形制上有很大的差別，其含義也有很大的差異。唐代玄應所著的《一切經音義》卷六是對《妙法蓮花經》的音義，書中“寶塔”的解釋為：

寶塔……正言窣堵波，此譯云廟，或云方墳，此義翻也。 或云大聚，或云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為相也。案：塔字，諸書所無。唯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

葛洪為東晉時人，根據《一切經音義》，我們可以知道在東晉以前沒有“塔”字。這條音義告訴我們東晉以來中國人對于佛塔的看法：佛塔是聚相的方墳，這種方墳也被當作佛廟，也是佛堂。實際上漢末人們就將佛塔視作佛堂，《三國志·吳書·劉繇傳》記軍閥笮融在徐州 修浮圖祠：

（融）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涂身，衣以錦采， 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

這條記載描述的是2世紀末時徐州的情況，據此我們知道佛塔里面放置佛像，可以起到佛堂的作用。這種塔和樓閣并無實質的區別，兩者最明顯的差異是佛塔的塔剎。《一切經音義》卷一給《大方廣佛華嚴經》做的音義在解釋塔剎的時候說：

剎……梵言差多羅，此譯云土田……案：剎，書無此字， 即?字略也。?音初一反，浮圖名剎者，訛也，應言剌瑟胝，剌音力割反，此譯云竿。人以柱代之，名為剎柱，以安佛骨，義同土田，故名剎也。以彼西國塔竿頭安舍利，故也。

剎的作用是安放佛骨。東魏興和二年（540年）《敬史君碑》云“建七層之寶剎”，是將剎視為塔。從現在出土的樓閣式建筑模型來看，中國的樓閣式塔是將樓閣部分用作了佛堂，而剎用于安放佛塔。

這種認識和印度的佛塔有很大的差別。宮治昭先生研究了公元前2世紀修建的巴爾胡特（Bharhut）的佛塔殘存的欄楯與塔門上的浮雕，認為巴爾胡特塔上的裝飾主題圖像是與水關系密切的蓮花以及動植物，或者是象征豐饒多產的神的形象。“所以，佛塔是釋迦涅槃之后人們埋葬其舍利的墳墓，是死的象征；但它同時又是生的象征，以及豐饒、樂園的象征。因此，佛塔具有雙重的象征意義”，塔身上還有題材豐富的表現釋迦牟尼前生的本生故事圖像，“上述浮雕呈現了釋迦牟尼——無論前生是動物還是人，或者是神——的本生故事，具有強烈的輪回轉生的觀念或意識”。釋迦牟尼一生最重要的四個節點——藍毗尼園誕生、菩提伽耶成道、鹿野苑初轉法輪、拘尸那迦沙羅林雙樹間涅槃，都是在園林或者樹下發生，這就是佛教對圣樹信仰的傳承。塔剎實際上是對于圣樹的模仿，“早期的佛塔為覆缽體，上面為平頂的四角形建筑物，塔頂中央有支竿和傘蓋。佛塔上的平頂、支竿以及傘蓋等物，就是來自圣樹的形象。根據考古發掘資料，還有幾例佛塔在覆缽體中心軸頂部開有煙斗形的洞口，并有木柱相通。可見，佛塔與圣樹信仰密切相關，最早人們對圣樹供養的這種信仰移植到了佛塔。因此，對佛陀的信仰、崇拜是從佛塔開始的，而在最初階段佛塔信仰來源于圣樹信仰”。

宮治昭先生于20世紀60年代即在中亞地區從事犍陀羅佛教史跡的調查，佛教在中亞地區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的很多佛教典籍和造像藝術來自犍陀羅地區，如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518年）胡太后派出宋云、惠生等人組成的大規模佛教使團，出使的目的地就是犍陀羅地區。

《解讀佛像：絲綢之路上的佛教美術》的八章內容，濃縮了宮治昭先生對于犍陀羅美術長期研究的主要觀點。如宮治昭先生認為最古老的佛像組合是“梵天勸請”，目前大概有十例，制作年代推測是1世紀 前半期到中期，那么“梵天勸請”佛傳的場景中為什么會有最早的佛像？或者說，“梵天勸請”究竟要傳達什么樣的意義呢？宮治昭先生考察了梵天和帝釋天不同的來源與裝飾后認為，在“梵天勸請”的浮雕圖像中，佛陀將梵天和帝釋天的功力合而為一，“佛陀是覺悟的修行者，沒有裝飾，這點跟梵天相似。但佛陀是將頭巾和冠堆成圓形，這是受到帝釋天的影響，即肉髻表現的是像王冠那樣的頭發”。從這樣的認識出發，再去看中國出土的類似的佛教題材，就更能理解犍陀羅美術的重要性。如河北鄴城遺址出土的譚副造像碑正面雕一佛二菩薩，主尊釋迦牟尼身著通肩大衣，站在蓮花座上，具有明顯的犍陀羅美術特征。在造像背面線刻的中國式殿堂建筑里，中間是交腳彌勒，兩旁是梵天、帝釋天。

《解讀佛像：絲綢之路上的佛教美術》一書頗多勝解，是一本值得我們靜心閱讀的書。

來源：杭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云岡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