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于人”這個理念,如今正成為社會發展的新共識。這話說得在理,但落到高校里,究竟怎么個投法,卻需要好好掂量。說到底,投資于人,本質就是投資于人才。對于高校而言,就是投資于教師,就是要把錢和資源花在刀刃上。這個刀刃,不是冷冰冰的考核指標,而是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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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升即走
教師需要什么?首先是基本的生活保障,讓人不必為柴米油鹽發愁;其次是充分的學術自由,讓人能心無旁騖地鉆研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問題。這兩樣東西給足了,才是真正的投資。可反觀當下,不少高校的做法恰恰相反。搞“非升即走”,定量化指標,論文要發幾篇,項目要拿幾個,經費要達到多少萬,三年一考核,五年一清算,到期完不成就走人。這叫什么?這叫鞭打快牛:你跑得快,他就把鞭子抽得更狠;你出了活,他就把指標再往上提。
更要命的是,這套制度背后藏著一種“防賊邏輯”:怕你偷懶,所以要盯著你;怕你不出活,所以要催著你。好像不給夠壓力、不給夠懲罰,教師就一定會躺平不干活似的。這種不信任,比考核本身更傷人。你把教師當賊防,他就真能把自己當牛使,只出工、不出力,只湊數、不創新。到頭來,考核出來的成果倒是不少,可真正有分量的、能稱得上“優秀”的,卻寥寥無幾。因此,可以說,優秀的學術成果考核不出來,考核出來的不會是優秀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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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說,要是給了自由、給了保障,教師里真有人躺平偷懶怎么辦?這個顧慮不是沒有道理。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哪個行當里沒有幾個混日子的?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先進,都像拼命三郎一樣往前沖。但問題在于,不能因為怕有幾個人偷懶,就把所有人都當成賊來防。這樣看來,量化考核這套制度,看似公平,實則打著“激勵先進”的旗號,干的是“懷疑所有人”的事。反而仔細想想,量化考核就真能保證所有人都一往無前嗎?恐怕未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考核指標再細,也總有鉆空子的辦法。有人湊數灌水,有人拆分發表,有人拉關系搞項目,考核來考核去,最后留下的肯定不是真學問,反倒是那些最會“應付考核”的人蹦得歡、活得滋潤。所以,靠考核來防懶,本身就不靠譜。
真正要算的賬是:為了防住那幾個躺平的,把絕大多數有底線、有羞恥心的教師都當賊一樣防著,這筆買賣劃算嗎?不劃算。想想看,一個人能讀到博士、能進高校任教,一路上經過多少年的苦讀、多少次的篩選,這樣的人,你給他一張安靜的書桌,給他一份體面的生活,他真能心安理得地天天睡大覺嗎?估計不會。絕大多數人,你信他,他就對得起你的信;你理解他,他就愿意拿出真本事;你尊重他,他就拿學問來回報這份尊重。那些極少數選擇躺平的,就當是信任付出的代價,這個代價,值得付。
至于說優秀的學術成果考核不出來這個道理,其實不難理解。看看那些真正做出大成果的人,有幾個是被考核出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沒有一個是靠完成論文指標拿到獎的。李時珍寫《本草綱目》,翻山越嶺嘗百草,靠的是誰催他?徐霞客走萬里路記山川地理,靠的是誰考核他?司馬遷忍辱負重著《史記》,靠的是年度述職嗎?他們靠的是內心的驅動,是對學問的癡迷,是那種“我要做”而不是“要我做的”勁頭。這種勁頭,考核不出來,但可以用信任去養護它,用尊重去成全它。你整天拿指標壓他、拿期限逼他,他的心思全用在怎么湊數達標上,那份癡迷反倒被消磨掉了。你換一種方式,給他保障,給他自由,告訴他“我相信你能做出好東西來”,他反倒會鉚足了勁,要對得起這份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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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課堂
西南聯大時期,條件那么艱苦,一間茅草屋、一盞煤油燈,卻能走出那么多大師,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那種信任、理解和尊重的氛圍。學校信得過先生,先生便以性命相托;學校理解治學的艱難,便給人一方清凈的書桌;學校尊重學問的尊嚴,便容得下不同的聲音和漫長的等待。這才是真正的“投資于人”。
所以,高校真要落實“投資于人”這個倡議,不需要搞那么多花哨的工程,只需要回到最樸素的道理上來:把教師當人看,給他們生活保障,給他們學術自由,給他們信任、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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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這一步,根本用不著拿鞭子在后面趕,那些有底線的、有追求的教師,自會用扎實的成果來證明。一言以蔽之,信任,才是最高效的管理;理解,才是最深遠的投資;尊重,才是最有力量的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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