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陽神鳥到不祥之兆，烏鴉的千年形象蛻變史

烏鴉在遠古時期不僅是神鳥，更是華夏文明中核心的太陽神象征。如今，人們想到烏鴉，第一反應都是厄運、不祥之類的詞匯。但至少，在被人類賦予兆應之初，它其實是一種祥瑞。直到先秦文化中，烏鴉都不是壞鳥，而是帶著神諭吉兆使命的“神鳥”。

在神話傳說中，天上曾經有十個太陽，他們都是帝嚳和女神羲和的兒子，帝嚳不想讓十個兒子無所事事，于是就派給他們一個重大任務：負責掌管人間的晨昏。為完成天帝交予的任務，十個太陽制定了一個計劃——每天，僅限一個太陽登上扶桑樹看風景，其他九兄弟則匍匐在谷底的甘淵納涼。于是，人間便有了晝夜之分。

但后來，十個太陽都出來了，強大的熱力讓人間無法承受，于是堯便命令后羿射日。后羿射下了九個太陽，最后只留下了一個。而太陽的原身乃三足烏鴉，所以，信仰太陽神話的人們將三足烏的三條腿用作黎明、正午和黃昏的標尺。但就像太陽被逐一射落一樣，神秘性的烏鴉也將在歷史中漸漸褪去光環。

烏鴉屬于鴉屬，目前已知共有46個種，57個亞種。烏鴉是中大型鳥類 ，體長一般在40~70厘米之間，喙為純黑色，鼻孔完全被硬直的鼻須遮蓋；體羽多為黑色或黑白相間，黑色羽毛通常帶有紫藍色的金屬光澤；翅長于尾，尾端呈凸狀；腿與腳呈純黑色。

烏鴉為雜食性禽類，受生存條件限制，通常只能吃到動物尸體的腐肉。但，若生存條件允許，它也會吃樹上的漿果、地里的五谷以及有害的昆蟲。烏鴉的復雜性，決定了它的歷史形象并不單一。

《墨子》中有一段烏鴉與周朝勃興相關的文字記載：“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代殷有國。”意思是，周文王討伐殷商是順天應命的。因為在那之前，曾有一只三足烏口銜大玉圭降臨在周室的祖廟之中，預示上天要將管理人間的權力授予周文王。

在武王伐紂之際，烏鴉又一次應兆而出。《尚書傳》曰：“周將興時，有大赤烏銜谷之種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三足烏帶著谷種齊聚周王宮的上空，昭示著周王朝乃天命所歸。

不僅如此，孔子也曾與烏鴉產生過特別聯系。孔子生活的時代，諸侯之間紛爭不斷，戰火延綿。為此，孔子帶領弟子周游列國，尋求諸侯國君對儒家學說的認同與支持。然而，各國國君對于孔子所提出來的仁政理念及道德教化，大多只停留在表面的敷衍，而非內心的真正認同。

說是某日，孔子帶著弟子出門狩獵。孔子的仇家收到消息后，便策劃了一起暗殺行動，他們在孔子的必經之路設下埋伏，準備以兵匪之禍將孔子及其弟子亂刀砍死。值此危機關頭，就在殺手們準備動手之際，一群數不清數目的烏鴉突然從天而降，用鳥喙或爪子攻擊殺手們的眼睛，致使他們落荒而逃，孔子及其弟子則轉危為安。

烏鴉救孔子，很明顯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借助儒家思想的傳播，烏鴉的神性及靈性被世人進一步認可；另一方面，借助來自于烏鴉的神異，孔子也終于成就了“賢如日月”的千古美名。由此也可見當時烏鴉屬于神鳥。

可就在烏鴉日益彰顯神性之時，有關烏鴉的“惡名”也開始出現，比孔子晚兩百年左右出生的屈原，就認為烏鴉是惡鳥，當時屈原認為，楚國要想振興，必須要聯齊抗秦，但他的提議遭到了楚國貴族的強烈反對，屈原憤懣而作《招魂》，結果被楚頃襄王的霉頭，進而遭流放江南。

在江南期間，屈原寫下詩作《天問》，里面提到：“羿焉彃日？烏焉解羽？”在屈原看來，與太陽互為一體的三足烏是惡鳥，這種說法跟當時主流觀點恰恰相反。后羿射日，表面射的是太陽，但死去（解羽）的是三足烏，十個太陽帶來的災難本質上是馱著太陽運行的三足烏不遵規律、不守規范導致的。若將此解釋運用到楚國的治亂興衰中去。屈原實際上想表達的意思是，楚國要避免災難，就必須遠離烏鴉式的人物。

在屈原的《楚辭·涉江》中，屈原將這層意思闡釋得更為明確：“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意思就是:“賢士遠離，小人竊位，這便是楚國將要國將不國的原因。鳳凰與烏鴉的對立，說明在屈原心中，烏鴉不僅毫無神圣性，恰恰相反，它就是神鳥的對立面，是不祥的惡鳥”。不過，隨著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以烏鴉為吉兆化身的思想，還是長時間占據著社會的主流。

春秋戰國時代鄒衍，被尊稱為“鄒子”，他是陰陽家的代表人物，他當時發明了一套“五德終始說”。他說，五德對應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形成一套周而復始的循環運轉系統，這套體系影響著王朝的興復更替。歷朝天子都天生自帶某種“德行”。

鄒衍指出，舜有土德，夏具木德，以此循環反復，則商屬金，周屬火。這套理論，讓統一天下的秦始皇頗為信服，在秦始皇看來，秦朝滅六國，結束了東周以來的紛爭，就相應地在五行中留下了“水克火”的行動軌跡，若要國運昌隆，則秦朝理應坐興“水德”。水德尚黑，所以一切與黑色相關之物，在秦始皇看來都是有利于強化政治合法性和統治基礎的象征之物。“天下烏鴉一般黑”，烏鴉得到秦人的喜愛及推崇，也就不足為奇了。

烏鴉作為秦朝“水德”意象中的一種鳥類圖騰象征，開始被頻繁用于行政統治的宣傳。

兩漢的時候，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影響，統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烏鴉獲得時代的特殊光環，被賦予了濃厚的忠孝內涵。成書于兩宋間的《爾雅翼》對“烏鴉孝鳥”則有更細致的案例解釋：“烏，孝鳥也。始生則母哺之六十日，至子稍長，則母處而子反哺，其日如母哺子數，故烏一名哺公。”

總之，烏鴉作為“孝鳥”的形象一旦確立，“人子孝，孝鳥至”的故事模式，在被孝道思想深刻影響的文獻記載中，孝子與烏鴉儼然成為了硬幣的一體兩面。隋唐時期堪稱是烏鴉最高光的時期——它集合了“孝鳥”與“神鳥”的雙重屬性。

唐宋之際，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開始南移后，在南北文化的碰撞中，這種對烏鴉的厭惡情緒逐漸蔓延開來。到了南宋時期，烏鴉便開始淪為不祥之鳥。因為烏鴉是雜食性動物，喜食腐肉，且嗅覺靈敏。只要空氣中彌漫著腐敗的氣息，烏鴉總能敏銳察覺，并在最短的時間內成批聚集，分而食之。這樣，烏鴉與死亡就不可避免地被捆綁在一起。

尤其南宋自秦檜主政之后，整個國運就一直往下走，當時大量的將士壯烈犧牲，曝尸荒野，又不幸為烏鴉所啄食。在極度凄涼與悲憤的情感交錯下，宋人自然加深了對烏鴉的誤解與怨恨。烏鴉長久以來被賦予的“神鴉”形象，此刻蕩然無存，而代之以黑暗與死亡的象征，令人避之唯恐不及。

辛棄疾在《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有一句：“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這里面的這里的神鴉就是烏鴉，但并非普通的烏鴉，而是在佛貍祠旁因祭祀香火、供品聚集的烏鴉，是辛棄疾詞中極具象征意義的意象。“神鴉”一句，寫出了辛棄疾對于北方已非南宋國土的血淚感慨，最是沉痛。可見南宋人已不再相信烏鴉的神圣，反而將丟失山河的恥辱與悲痛全部投射到烏鴉身上。

在清代，清朝皇室帝普遍信奉薩滿教，他們認為，他們的祖先布庫里雍順是薩滿教神話中三仙女誤服紅果而孕。給仙女喂服紅果的，正是烏鴉。所以，清朝皇帝相信自己是烏鴉的后代，烏鴉具有神性。然而，隨著清朝逐漸坐穩天下，這種古老的圖騰信仰終因缺乏事實支撐，化為烏有。

時至今日，烏鴉總體還是呈現相對負面的形象。一只小小的烏鴉，歷經千年時光，從華夏太陽神鳥、天命孝鳥，一步步淪為不祥之兆，本質上是人類對自然的認知變遷、王朝興衰的情緒投射、文化倫理的迭代更新共同作用的結果。它的形象蛻變，不僅是一段鳥類文化的發展史，更是一面映照華夏文明更迭、民眾心態變遷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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