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的歷程｜從周公到孔子，圣人為何總是“憋屈”？

“心靈的歷程”專題嘗試結合心理學和比較宗教學的研究視野，探索當代心靈成長的理論構建和實踐路徑。

引言

孔子晚年說：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薄墩撜Z·述而》

（“我很老了，已經很久沒有夢見周公了?！保?/p>

這句話很動人，它像一句遲到的哀悼。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解，夢是白天未能完成之欲望的投射與完成。而當一個人不再做夢，仿佛終于承認，自己終其一生所追逐、所依附、所反復召喚的那個形象，已經不再回應了。

周公在中國文化中，并不僅僅是一個歷史人物，而是一種深植于文化心理結構中的原型。

他是“輔佐者”，是“德”的闡釋者，也是一個把對創傷的恐懼轉譯為道德秩序的人。周公之后的孔子，通過隔空認父的方式，把關于“圣人”的想象刻在了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也把心性成長的可能性限制在了齊家治國的“輔佐者”路徑中。因為創傷從未被正視，不管是周公、孔子，還是中國歷史上的無數普通人，都在一代代地繼承著這一結構性創傷。兩千多年來，“憋屈圣賢”這一心性成長路徑所帶來的陰影，仍舊壓抑、堵塞著普通人心性成長的可能性。

本文試圖提出并解答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文化中最被推崇的圣人形象，往往伴隨著憋屈與壓抑？這一問題，若從心理治療的視角出發，引入創傷的概念，重新審視這一人格原型，并將之延伸至華人心性成長的模板與路徑，或許能夠呈現出一種不同于傳統敘述的政治-文化圖景，也為個體的心性超越，找到更多可能的通路。

在本文中，“創傷”并非指個體心理層面的偶發傷害，而是指一種無法被公開言說、也未曾被集體哀悼的歷史經驗。當暴力既無法被敘述為故事，也不能被轉化為可反思的記憶時，它便不會真正過去，而會以禁忌、防御與道德規范的形式被保存下來，持續塑造人格理想與心性路徑。

周公：作為心理防御的“德”

在周滅商的歷史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周武王在伐商前夜，反復驚醒，夢見翦商之謀泄露，夢見商紂震怒。每一次從恐懼中醒來，他都會派人去請弟弟周公求助，用解夢的方式緩解焦慮和恐懼。（李碩：《翦商》，2022年，第484頁。）

周武王的恐懼并非空穴來風。從青銅器等出土文物中我們可以看到，夏商推行殺人獻祭的原始宗教。周族投靠商朝，為商朝捕獵用于獻祭的羌人。周文王，也就是伯邑考、周武王、周公三兄弟的父親，曾被紂王作為人牲拘禁在殷都；文王的長子伯邑考，被紂王殺害，并被剁成肉醬送回周室。文王作為父親、臣子和族長，在如此的恐怖、壓力和傷痛中，使用商人的占卜技術，默默策劃如何推翻商朝，用隱晦的語言記錄下事件和戰略。以這份文字記錄為底稿，形成了后來我們熟悉的《易經》。（《翦商》，第16頁。）

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繼承了父親的創傷和人生使命，經過多年準備，趁殷商主力東征東夷時，周武王出兵攻伐，在牧野之戰中大獲全勝，建立了周朝。然而，無法被言說的經驗，不可能被簡單復仇所化解。在秘密籌備伐商的多年間，周公，也就是周武王的弟弟，擔當了武王的心靈療愈師和人生教練。他不斷向兄長解釋、闡發、論證伐商的正當性：王的使命是讓天下恢復和平與公正，這便是“德”；上帝只會保佑有德之人，替換掉無德的王朝。只要武王修德，勝利便是天命。

武王死后，周公輔政，他不但禁絕了人祭，還徹底銷毀了有關商代人祭的文獻記錄。周公創造出了一整套沒有人祭的政治倫理話語?？芍档米⒁獾氖牵m然周公比兄長顯得平靜，卻有進食時失控嘔吐的習慣[1]。雖然他在行為和意識層面表現得平靜、理性，卻在無意識層面承載了過多的恐怖和焦慮。嘔吐，正是無意識在身體層面的大聲疾呼。

周公這種對于無法被承載的沖動和創傷的過度糾正，在精神分析理論中被稱為反向形成（reactionformation）：當一個人無法接受某種內心沖動時，便以其相反的態度來掩蓋它。于是，恨被轉化為愛，貪婪轉化為慷慨，暴力轉化為約束。作為一種自我防御機制，反向形成往往以僵化和強迫的姿態，在意識和行為上過度表現，從而幫助個體處理內心沖突，減輕焦慮。

對欲望的警惕、對暴力的否認、對秩序的執著，乃至對“德”的高度神圣化，都是心理層面對無意識沖動所構建防御體系。在周公這里，以“德”為中心的政治倫理建構，完成了三個同構的任務：為了終止人祭這種殘忍的制度，而在政治層面的制度改革；防止伯邑考之死這樣的親情災難不再發生，即家庭創傷的處理；以及最為關鍵卻被幾千年的史學家所忽視的：為了管理內心的焦慮和沖突，反向形成的心理防御。隨著歷史變遷，周朝的政治和家庭遺產逐漸消失，這套防御結構卻被后世不斷繼承、強化，并最終進入“人格應當如何成熟”的主流想象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活人獻祭并非某一種文化所獨有的現象。例如，在《圣經·創世紀》第二十二章中就記載了亞伯拉罕將兒子以撒獻給耶和華的故事。故事的結尾，天使及時出現，叫停了獻祭；由此，故事轉化為一場關于信仰、服從與恐懼的試煉。正因為如此，這個故事得以被記錄、被討論、被反復詮釋，最終被收進經典文本之中，成為千年來不斷被閱讀與思考的對象?？藸杽P郭爾在《恐懼與戰栗》中，正是以此為例，討論信仰與倫理的張力。

然而周人所經歷的，并不是一場被及時中斷、能夠被敘述的獻祭試煉，而是一種無法被公開言說的暴力經驗。從伯邑考被殺、被肢解、被送回周室，到文王、武王完成秘密伐商的使命，整個過程是壓抑的、沉默的。因為秘密，所以不可言說；因為從來沒有練習言說，終于也無法被言說，乃至于成為了文化和心理的禁忌。

正是在這種無法被敘述的暴力之上，周公所構建的倫理秩序顯得尤為關鍵。當個體將內在沖突上升為道德問題時，他便不再需要面對欲望與矛盾本身，而只需站在“正確”的一側，創傷便被永遠噤聲。它為整個周人共同體提供一種能夠繼續活下去的文化心理秩序：節制欲望、克己復禮、勤勉拘謹。只是，這一秩序的代價，是將未被言說和哀悼的恐懼永久地封存進“德”的名義之中。

孔子：作為文化超我的圣人范式

如果孔子沒有出現，那么周公所創立的文化政治范式，或許會在制度變遷與權力更替中逐漸松動，在政體消失時被歷史的塵沙所湮沒。創傷本身并不必然成為文明的核心，它需要被不斷重復和重演，才能轉化為穩定的文化超我結構，乃至于進入心性成長的主流路徑。正是在周公之后數百年，孔子的出現，使這一切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

孔子并未直接繼承周公的政治位置，卻隔空認領了周公的心理結構，并將其內化為人生使命，并通過對禮、德與圣人形象的系統化闡釋，使原本屬于周人歷史處境的家庭和個人的防御性結構，上升為一種普遍而可復制的人格理想。這種從個體層面的道德內化，延伸到群體層面的理想人格的過程，在后期精神分析傳統中被稱為“文化超我culturalsuperego”。由于孔子的巨大影響，周公文化基因得以傳承，并成為華人心理-心性的深層結構和成長路徑。

孔子并沒有見過周公，卻一生都活在周公的夢想之中。他認為周公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將其奉為精神之父。考慮到孔子成長于單親家庭，這一認同并非偶然。缺失的父親，往往會被替代性的理想形象所填補。而一旦這個替代父親被神圣化，認同也就轉化為一種終生的超越性追尋。

孔子一生的努力，并不只是整理禮樂、周游列國，而是在試圖完成一項心理-心性任務：替周公完成未竟之志，拯救那個象征著秩序、德與正當性的父親形象。這種結構，在精神分析中并不陌生。它與“酒癮者的孩子”極為相似。孩子通過異常乖巧、過度負責、犧牲自我，試圖拯救失控的父母。但這種努力，幾乎注定失敗，只會讓原有劇本不斷重演。

當然，孔子并不僅僅是“酒癮者的孩子”。他自身的心性成就與智慧，恰如生長在花盆中的參天大樹，在極為有限的條件中展開了驚人的高度，既照亮了他的時代，也穿越千年，持續滋養著后世。撇開政治層面的影響，從文化與心性的角度來看，孔子真正完成的，并不是周公未竟的政治事業，而是將周公的心理-心性結構，轉化為一條可被模仿與內化的人格超越路徑，也就是我們今日所熟知的“圣人”形象。

然而，未被處理的心靈創傷，終究如同未被超度的幽靈，在文化的陰影中徘徊。它渴望被看見，卻始終未能被真正放生。正是這一未完成的哀悼，在無形中不斷收緊、窄化了華人心性得以走向圓滿的可能路徑。

必須“憋屈”的圣人

在周公與孔子所奠定的文化想象中，圣人并非以欲望整合或自我實現為特征，而往往呈現出克制、忍耐的人格形態。在這個文化超我的形態中，欲望被視為危險而需要壓抑，“憋屈”被升格為通向圣性的必要條件。仿佛只有在持續壓抑之中，某種更高的人格形態才會顯現；而任何試圖直接展開自我的沖動，都被視為幼稚與危險的。

然而，從心理層面看，當一個人攜帶著尚未被處理的創傷經驗時，任何微小的刺激，都可能使其身心瞬間回到創傷發生的時刻。對周公及其文化繼承者而言，“做自己”意味著攻擊性的顯露和釋放，而這喚醒了商人所代表的失控、暴力與毀滅記憶。這是一種深層的恐怖感，仿佛一旦防線松動，伯邑考之死和秩序崩塌的一切，都將再次重演。

在反向形成的防御機制中，強迫性的過度糾正是維持心理穩定的策略。因此，我們在中國歷史上看到，“成圣”之路往往無法與恣意的生命力并存，而是與犧牲和自我否定緊密相連。一個人越是能夠吞咽委屈，便越容易被視為高尚。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吃人的禮教”：活潑潑的生命的能量，被維持心理穩定的防御體系給吃掉了。

從普通人的個人成長的角度來講，“為了成圣而憋屈”，這條心性成長之路能不能走通？此處拿《二十四孝》中的第一個故事來舉例。《二十四孝》中是這樣描述圣人大舜的原生家庭的：

虞舜。瞽叟之子。性至孝。父頑母囂。弟象傲。舜耕于歷山。有象為之耕。有鳥為之耘。其孝感如此。帝堯聞之。事以九男。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讓焉。系詩頌之。

（虞舜，是瞽叟的兒子。他天性極其孝順，父親愚鈍固執，母親暴躁蠻橫，弟弟象狂妄傲慢。舜在歷山耕種時，有大象來幫他耕地，有飛鳥來幫他除草。他的孝心感化萬物竟到了這種地步。堯帝聽說他的德行后，派九個兒子去侍奉他，把兩個女兒嫁給他做妻子，后來還把天下禪讓給了他。后人寫詩頌揚他的事跡。）

作為“孝”的典范，舜面對頑劣的父親、兇悍的繼母與偏私的弟弟，仍能保持心平氣和，持續侍奉與成全，被塑造成道德圓滿的理想人格。然而這種形象并不是對真實心理發展的描述，而是幾乎不可復制的規范性要求。我們從家庭心理治療的無數案例里看到，對絕大多數人而言，成長在這樣的家庭，只會引發強烈的憤怒、恐懼、羞慚或絕望；若這些情緒無法被承認與處理，個體要么陷入持續的自我否定與過度順從，要么在關系中反復爆發沖突，甚至以斷裂的方式試圖重新奪回自我。

從周公到孔子，原本用于避免失控的心理防御，被上升為倫理理想和文化超我，在長期運作中逐漸脫離其歷史語境，被當作絕對正當的規范加以執行，由此展開了傳統文化中包括愚忠、愚孝等一系列陰影面。倫理不再是指向生命展開的方向標，而成為維持不崩潰的工具。在這一過程中，道德要求往往向下傳導，落在更弱勢的位置上，于是，原本試圖避免暴力的規范，反而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出持續而隱蔽的傷害。

因此從歷史上看，“憋屈圣人”的規范化的成長路徑，或許成就了一小批天賦異稟的修道者，卻讓整個文化付出了心靈的代價：普通個體被要求在未被療愈的創傷之上，直接承擔超越性的倫理任務。這種將“憋屈”神圣化的過程所付出的代價，是絕大多數人心性的萎縮和凋零。

早該被超度的幽靈

回到開頭那句話?？鬃诱f，他已經很久沒有夢見周公了。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解，夢是白天未竟欲望的投射與完成，那么“不再做夢”，并不必然意味著欲望已經被滿足，更可能意味著，那曾被寄托了責任與期待的形象，終于失去了回應的能力。夢的消失，標志著一種關系的終結，也是一種哀悼的開始。

孔子不再做夢，我們也可以不再做夢。這并不是否定傳統，而是完成哀悼。事實上，古代中國在過去兩百年中，早已在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層面多次“死亡”。依附于舊政治—社會秩序的正統文化逐漸凋零，也由此釋放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空間，使中國人在心性成長路徑上展開了更為自由而多元的探索。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看到了一系列彼此呼應的創新性嘗試：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試圖為現代心靈尋找新的精神滋養；呂澂等學者重新研究唯識學，在傳統佛學中開掘現代心性論述的可能；魯迅講莊子、談尼采，將中國古典思想與西方現代哲學并置；而當代新儒家對儒學所作的重構式闡釋，則是在官方儒家失去制度基礎之后，對人格修養與精神向度的再思考。這些路徑彼此差異甚大，卻共享同一個歷史前提：正統儒家的圣人形象作為唯一心性升華通道的破產。

問題在于，人心層面的哀悼從未真正完成。于是，周公的幽靈仍然通過“必須”“應該”“從古如此”等話語，在現代生活中反復顯形。那些脫離了原初歷史語境的“德”的碎片，如同鋒利的玻璃殘片，被不加反思地繼承下來，繼續割傷、壓抑著現代華人的心靈。

來自周公和孔子的創傷心靈，早已可以被放生、被超度了。我們不是在否定傳統，更不是拒絕孔子所開顯的心性智慧。然而，那套防御性倫理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當我們不再需要通過壓抑欲望、犧牲自我、輔佐他人來證明自身時，圣賢想象也就不再是唯一的精神出口。心性成長，才得以從那條狹窄而單一的升華路徑中，重新展開為多種可能。

我們不需要繼續替周公管理他的存在焦慮。老祖宗的期待，是他們的執著與業力，并不自動構成我們的責任。只有認識到這一點，現代心靈的成長路徑，才能從束縛走向開闊?；蛟S，這正是屬于我們的時代任務：不用再成為一位憋屈圣人，而是終于可以安然地成為自己的英雄。

注釋：

[1]李碩在《翦商》中，基于傳世文獻和考古史料，對“周公吐哺”的原因提出了猜測：“所謂‘周公吐哺’，說的就是周公旦經常會吐出正在吃的飯食。已經遺忘了真實的商朝是怎樣的后世人卻對此進行了合理化解釋，說是周公忙于招納賢人所致。但事實很可能是因被迫吃掉長兄的肉醬，周公留下了嚴重的心理陰影?！保ā遏迳獭?，第443頁。）在此，筆者在李碩推測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周公吐哺”的心理學機制進行合理化完善和闡述。

感謝紀語和喬曉萌的友情審稿；本文作者鄭利昕邀請讀者就心理-心性的理念和實踐展開探討，電郵：zhenglixin0@gmail.com，網站：lixinzheng.com。